九锡制度与易代鼎革

自新莽迄北宋,九百余年历史,大小十数个王朝之更迭,大都采用皇位禅让之形式。值得史家重视的是历朝禅代必同九锡制联系在一起,九锡成了中世纪权臣夺取皇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道程序。权臣移鼎前,必先晋爵建国,封公、封王,赐九锡,然后再登上九五之位,这几乎成了易代鼎革的惯例。     

读《册魏公九锡文》札记

九锡本周礼体系中臣子所受封礼,自王莽、曹操受礼后,渐成权臣篡统之必经途径,为中古禅让礼制中重要的一环。故赵翼《廿二史札记》谓之"非复人臣之事"。《册魏公九锡文》颇具典范意义,六朝九锡文皆本于此。由此文可考察曹操由"让县"到"九锡"的心态转变,择选封地的战略目的以及史书关于建安十七年四皇子封王事件记录的谬误。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九锡礼的历史考察

九锡礼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给予大臣规格最高的一种赏赐,它主要包括车马、衣服、虎贲、乐器、纳陛、朱户、弓矢、鈇钺、柜鬯九类物品.九锡礼源于先秦时期的九命之礼,兴于西汉,盛于魏晋至隋唐,在政治生活中扮演过多种角色,但它主要是势臣改朝换代的政治工具.宋明以后,随着封建王朝大一统局面的重新形成以及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九锡礼逐渐退出国家的政治生活.纵观九锡礼由产生至衰亡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它的产生及存在客观上削弱了封建专制君主的权利,加剧了政局的动荡,而它的衰弱以至灭亡,又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的必然结果.     

“二十四贤”与“汉魏革命”

十卷本《陶潜集·四八目》所载的魏文帝于汉魏禅代之际彰表"二十四贤"之事,可以认为源自确切的汉末魏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二十四贤"的人选构成来自于东汉后期的"清流"士人群体,既包括了积极参与反外戚、反宦官政治活动的官僚士人,也包括了以隐居不仕表达消极反抗之意的民间处士。曹丕在代汉建魏前夕彰表如是面貌的"二十四贤",显示了曹魏王朝君臣以汉末清流的继承者自居的政治立场,也是着眼于重构王朝秩序的"汉魏革命"的组成部分。     

潘勖《九锡》与刘勰崇儒

潘勖《册魏公九锡文》的沉浮汉献帝加曹操九锡的殊礼,命潘勖作文,《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卷二一《卫觊传》二文的裴松之注中均有说明。但在当时,就发生过另一种说法,以为《册魏公九锡文》的作者乃是王粲。魏国初建,潘勖字元茂,为策命文。自汉武已来未有此制,勖乃依商、周宪章,唐、虞辞义,温雅与典诰同风,于时朝士皆莫能措一字。勖亡后,王仲宣擅名于当时,时人见此策美,或疑是仲宣     

魏晋南北朝禅让模式的文化背景

<正> 禅让,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改朝换代的基本形式。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这是一个很特殊、很有趣的历史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自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政治背景,而其主要之点是这一时期皇权的衰落、世家大族势力的上升。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禅让的不断出现与成功,还有一定的思想文化背景。具体地说,就是自先秦以来的各家学说,有不少可为受禅者利用的思想资料,受禅者及其支持者抓住人们的文化心态,加以宣扬,给禅让的合理性提供理论根据,适应了禅让之际的政治需要。周代以来带有“民本”色彩的天命观和仁政学说,毫无疑问是禅让中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自     

小议汉魏六朝人物别传

本文就古文献中的“别传”概念进行了深入辨析,重点探讨了汉魏六朝时期的人物别传,并提出了该时期“别传类传记”的史学范畴。     

汉魏六朝文献中的“传曰”

“传曰”常见于汉魏六朝文献,根据其作用主要可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引用古代文献,为论述说理提供经典依据;二是引出对相关文献的解释;三是表示“传言”、“传说”等意义.引用经典类“传曰”所引证的材料主要是六艺的注释文献,体现了汉魏六朝儒家经典地位的确立;注释类“传曰”的形成带有早期文献编纂的特色,即经传混合;传说类“传曰”引用材料多为诸子文献,表明这些文献已经转化为汉魏六朝时期的基本文献资源.三种不同类型的“传曰”,体现了古文献衍生聚合的发展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典文献资源的形成过程.     

论汉魏六朝连珠体的演变与文学发展

古代文学中的连珠体肇兴于汉,陆机则完善了连珠体的体式,发展为连珠体“理要”的正格;南朝时由于当时文学风尚的影响,连珠体的写作呈现个性化与抒情化的特征,形成了多样化的“别格”。也就是说,连珠体的发展正好与汉魏六朝时期整个文学与文化的演变发展密切相关,故由连珠而论汉魏六朝文学,可以见微知著。隋唐及其后的连珠体无论在体制还是成就上都并没有超出六朝时期,又可见连珠体在汉魏六朝时期的独特性。     

论魏晋禅代

咸熙三年(265年)十二月,曹魏最后一个皇帝曹奂退位,曹魏政权移交给晋武帝司马炎,结束了曹魏统治,建立了西晋王朝。 正式的政权移交过程是和平的不流血的。这种方式古人美其名曰“禅代”或“禅让”。取法上古圣王尧舜禹的传说。     

人间与仙境：论汉魏六朝隐逸诗的意象归属

汉魏六朝时期隐逸诗的意象群,包括自然意象和神仙意象,构成隐逸诗人独特的隐逸世界,为后来隐逸诗歌的意象形态定下了基调。     

汉魏老学分野及其背景原因探析

一部老学史,就是后人根据思想文化诸领域不同需要,引申发挥老子学说的历史.汉魏是老学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期,其间老学经历了一个结缘政治、走上神坛、回归理性的发展过程.汉魏老学发展的三次方向性转变,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考察汉魏老学的发展演变轨迹,揭示汉魏老学分野的背景原因,对于老学史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汉魏六朝江海赋考论

汉魏六朝江海赋创作繁荣,当时的作品编集选录和文学批评对此有所体现。汉魏六朝江海赋的兴盛既和秦汉时期的"君子必观大水"的观念有密切关系,也与当时江海地理知识的繁荣有直接关系。江海赋显现独特的美学趣味,包括兼具游仙与诡诞的神话特性,涵盖婉约与雄浑的诗学特性,富含政治文化意义的社会特性。     

论汉魏诸子的社会风尚批评和人物批评

汉魏易代之际,社会思想也随之变迁,在动荡的年代面对社会的种种混乱现象,汉魏诸子通过著书立文对社会风尚和人物品评各抒高见,王符、仲长统、荀悦、徐干等人的论述,是推动汉魏之际思想轨迹变迁的重要人物。他们的社会风尚批评,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坚守;“崇真求实”的人物批评也开启了汉魏“名实”思潮。     

汉魏西晋元会礼的用乐环节与演奏曲目

汉魏西晋是元会仪式从诞生到相对成熟的时期，梳理汉魏西晋元会仪式演奏曲目的传承与变化，可以从纵向角度观察元会礼乐的发展、完善与演变过程。元会仪式大体可分成朝仪和会仪两大环节。两汉仅会仪环节使用音乐，俗乐占比较重。元会奏乐的雅化从魏明帝开始。而朝仪环节的用乐也是由魏明帝开创。曹魏元会用乐环节共四处，西晋元会用乐环节增加到七处。魏明帝时期的元会礼乐改制，确立了魏晋南北朝元会礼乐的基本框架，同时也确立了元会仪式以行礼、上寿酒和食举三个环节为中心的奏乐模式。之后的西晋与南朝均沿袭了这一模式，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些用乐环节。     

宇文所安五言诗论——以《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为蓝本

关于汉魏五言诗的研究一向趋于平稳,直到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先生《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一书的出版,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宇文所安认为,我们接触到的汉魏诗歌并非真正的汉魏诗歌。此外,他还认为无名古诗创作年代不早于建安。在对中国早期古典诗歌产生的年代提出质疑的同时,他还详细的分析了那些已经被认定为"汉魏"的诗歌作品,并提出自己认为不是汉代作品的原因。总而言之,宇文所安所提出了有关五言诗的新观点对于诗歌的研究史是具有很大意义的。他不仅为诗歌史的研究注入了一股新泉,给予了学者们反思,同时,也给读者们带来了新的看点。     

礼让与禅让——论周代“让”的社会观念变迁

西周春秋时期讲究“礼让” ,贵族间多温文尔雅相互谦让 ,孔子也就主张“礼让”为国。可见“礼让”是其社会风气的典型反映之一。战国时期虽然礼让之风消失 ,但是在尚贤思潮影响下 ,“禅让”之说却一度兴盛 ,禅让成为一项重要的美德懿行 ,甚至还出现了燕王哙让位于子之的事情 ,然而禅让之说毕竟与君主专制制度不相容 ,所以随着燕国禅让之事的失败 ,禅让理论也就顿失风光。周代“让”的社会观念的变迁 ,集中表现于从西周春秋时期的礼让到战国时期禅让理论的兴衰变化。社会观念的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由贵族政治向君主集权政治的过渡     

《唐虞之道》的历史与理念--兼论战国中期的禅让思潮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主张实行禅让制度,系统论证了禅让制度的实质、历史依据、理论依据以及实施办法.在三代以前古史传说时代,禅让曾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战国中期出现的禅让思潮,有其具体的社会背景.战国中期以后的历史上,禅让没有成为现实.但它代表人类的一种崇高理想,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唐虞之道>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篇珍贵文献.     

汉魏时期传统价值的崩溃与文化主题的转移

汉魏时期 ,由于受到现实政治的巨大迫害 ,中国士大夫阶层传统价值观念走向崩溃 ,他们不得不重新建构社会秩序和人生理想的理论大厦 ,这客观上促成了中国文化主题的转移———中国哲学已离开对宇宙起源论的探讨而转向对本体论的探讨 ,它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汉魏六朝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述评

汉魏六朝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已初步具备地域视角;近现代学者的相关论述标志着地域文学研究开始由传统走向现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逐步繁盛与多元.近三十年来,研究者分别从文学家籍贯分布与迁徙研究、区域文学及其差异研究、特定地域作家及文人群体研究、文学风貌、题材及文体的地域研究等层面展开系统论述.国外的地域文学研究在考辨基础上重视文学集团及意象分析,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