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籍桐城派作家及其诗文集考述

桐城派作家遍布大江南北,沪籍作家亦其重要一支,然鲜有问津.依据师承、私淑关系纽带,以是否宗桐城义法为准则,查检史书、方志以及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等相关文献,确定沪籍桐城派作家有11位,并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及其诗文集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述.认为他们受业方、姚,秉承桐城义法,薪火相传,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文作品,提出了较有创见的诗文理论,在桐城派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文学生产

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近代文学生产密切相关.两代作家经历了从幕僚、教育家到职业作家的现代转型,家庭经济状况与传统士人“文以载道”理想促成了这种选择.幕僚与传统教育职业对于桐城派文风的转变和现代文学心理建构的积淀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式教育和职业作家虽然给晚期桐城派提供了现代转型的平台,但也给桐城派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论桐城派

在我国散文的发展中,桐城派形成宗派以后,独树一帜,衣钵相传,有理论纲领,有创作实践,统治了清代文坛二百多年之久,声势之广大,影响之长远,除了诗歌中的江西派约略可以与其相匹外,在中国文学史上确实是很少见的。至于其毁誉之繁,则较江西诗派似又远为过之。     

桐城派诗论初探

桐城派作为清代散文的一个主要流派,其历时之久,影响之广,已为人所共知。然桐城派文人对诗歌的看法在清代派别众多的诗论中也不失为一种较为重要的理论,前人曾有“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之说(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桐城派诗论对清代中后期诗坛有着重大影响,故笔者以为在讨论桐城派文论的同时也应对其诗论予以适当重视。本文就试图在这方面作一点初步探讨,以就正于专家及清代文学的研究者。     

桐城派三题

前年曾写了《试论桐城派的艺术特点》一文。现在因为《江淮论坛》正开展对桐城派的讨论,故再就几个问题,略陈鄙见。其中一些看法虽也博采通人,但多出于胸臆;订谬砭愚,望之贤哲。桐城派在历史上的革新意义“桐城派”曾被誉为“一代正宗”,但后来又被目为“桐城谬种”。其实,把它目     

作家超越意识的主要特征

超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和普遍的现象。人类社会由低级走向高级,由野蛮走向文明,都是人的超越意识和超越实践活动,推动一切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结果。因此,超越意识是人类特有的超越现实、超越历史乃至超越自我的意识,从而人类才不但能认识世界,而且能改造世界。近年来,在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领域中,“超越”似乎成了一个热门概念。有些文章片     

姚莹与桐城派

长期以来,在桐城派的研究中,人们习惯于以派论文,只注重方刘姚曾;虽然有人承认桐城派的“法”有所发展,但多不推究他们标榜的“义”也有异同;虽然多数肯定桐城派的文章写得“有序”,但都认为其内容大都贫乏反动。总之,对于桐城派作家具体分析的文章比较少,甚至有一种简单化、一刀切的倾向。我想,对于一个文学流派,其主要倾向和共同特点当然是要研究的,但不要老是从“派”字出发做文章,以致堕入     

桐城派与程朱理学

桐城派是清代乾隆以来,在中国文坛上出现的一个散文流派。它的形成,曾国藩的《欧阳生文集序》中曾有所论述。文中说: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邓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 ’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所以桐城派,就其发展来说,是创始于方苞,形成于姚鼐,而大盛于曾国藩,直到清廷颠覆,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后而衰。 至于桐城派的散文,就其渊源而论,实上承唐宋以来所谓韩欧八家的古文,其间稍有不同的,是韩欧在创作思想上,标举孔孟,特别是韩愈,在《原道》中提出道统之说,而显然以个人继承文、周、孔、孟以来的道统自任。     

桐城派研究学术史回顾

长期以来,桐城派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桐城派的研究成果才日益丰富,研究视角也日益多样化。从具体文化领域的各个角度对桐城派予以全面的研究成为近二十年桐城派研究的新特征。     

桐城派散文理论述评

一我国是散文的国度,几千年文明史几乎都用散文记录在卷。源远流长的美学遗产之玉,更是蕴含于古代散文这块硕大无比的璞中。因此,本文即想从散文理论的角度,对桐城派的美学主张作一述评。     

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如同一场急风暴雨,荡涤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这场急风暴雨小,号称有清一代文坛正宗的桐城派,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它便很快地消声匿迹了。这已是大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在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如果不     

桐城派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一日至八日在安徽桐城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桐城派学术讨论会。大会共收到论文七十多篇,并围绕以下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     

曾国藩与桐城派简论

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近代社会“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毛泽东同志的论断准确地揭示了鸦片战争后至“五四”以前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及文化战线斗争的主要内容,为我们考察研究近代史上的一切历史人物和一切历史现象提供了根本的立足点。     

近代桐城派散文新论

<正> 桐城派传至近代,在理论和创作上均有所发展.先是姚门四弟子的梅曾亮(1786-1856)、姚莹(1785-1853)、方东树(1772-1851)支撑门面,迨曾国藩(1811-1872)进入文坛,连同他的四弟子张裕钊(1823-1894)、黎庶昌(1837-1897)、薛福成(1838-1894)、吴汝纶(1840-1903),以及环绕在曾氏周围的一批文人,一时人才济济,故有"桐城中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城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论近代文坛的桐城派

桐城派在清代很有声势,正如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先生所说的:“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生关系”。(《中国文学批评史》)可见其影响之深广。 桐城派形成在康、雍时期,至乾、嘉而大盛。它的宗旨是高举程朱孔孟和唐宋八家的旗帜,阐发由此二者结合的“义法”。这样的宗旨是非常适合清王朝的统治需要的。因为继清初的武力镇压之后,到康熙时就想文武并用,以继承中国历代所传的道统和文     

桐城派散文艺术风格论新探

桐城派的美学理论十分重视散文艺术风格的探讨。方、刘、姚“桐城三祖”,他们欣赏和品评一个作品,常常先从总体入手,辨别其风格特色。比如方苞评欧阳修的《尹师鲁墓志铭》:“欧公志诸朋好,悲思激宕,风格最似太史公。”又如评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相其风格,不过与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相近耳。”姚鼐也明确地使用“风格”一词,如他评韩愈的《争臣论》云:“此文风格盖出于《左》《国》。”刘大櫆喜欢用“风神”来评文。他评欧     

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桐城派“沉郁顿挫”论

桐城派极为重视“沉郁顿挫”之法,将其视为抵制诗文通俗化的有效手段。在桐城派看来,俚俗诗人崇尚性灵,反对闻见道理,故其诗“凡鄙浅近”;而“沉郁顿挫”之文法蕴含着高广的胸襟、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在表述上,俚俗诗风轻利快便,一往无余,失之佻巧;而“沉郁顿挫”则以顿、断之法形成高古厚重的语体。在风格上,俚俗诗风或失之软弱,或失之偾强,不得其中;而“沉郁顿挫”之法则兼容阳刚与阴柔,实现相济之美。在诗文通俗化倾向日益显著之际,桐城派为维护正统士人文言文化的统治地位,赋予“沉郁顿挫”以新的意蕴,雅俗之别被浓缩在这一文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