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金融化对财务风险影响的统计检验

文章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与财务风险之间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即随着企业金融化程度的提高,财务风险先下降后上升。同时,企业持有短期和长期金融资产与财务风险之间均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对于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和在不同的宏观经济状况下,企业金融化与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差异。通过探究企业金融化影响财务风险的机制,发现企业适度持有短期金融资产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降低财务风险,表现为“蓄水池效应”;而企业过度金融化会挤出主业投资资金,增加财务风险,并且企业金融化本身的风险会通过影响固定资产投资风险,传导至实体企业,此时“挤出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发挥了主导作用。     

金融要素扭曲与企业创新活动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数据并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作为金融要素市场化的代理指标,分析了金融要素扭曲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金融要素扭曲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成果都具有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具有异质性,相比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创新活动受金融要素扭曲的抑制作用更大。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对金融要素的扭曲的敏感性要高于大型企业,在过程创新中,金融要素扭曲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更大,但在产品创新过程中,金融要素的扭曲的对大型企业的影响则更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金融要素扭曲对经济增长有负面的影响的来自企业创新的微观证据。因此,全面推进的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有助于企业的创新活动,从而为国家经济转型提供持续创新与发展的动力。     

降低实体税负能否遏制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

我国制造业金融化是当下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遏制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借助2009年增值税转型改革准自然实验捕捉实体税负的外生变化,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实体税负与制造业金融化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引发的实体税负下降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改革对于重资产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影响较大,对于轻资产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影响则相对不明显。激励机制检验表明,增值税转型改革相对提高了制造业企业实体资产收益率,并引导企业加大了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创新投入。本文将为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去金融化的相关税收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政府补贴对企业产融结合与研发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

文章以企业投资非上市金融企业衡量产融结合,选择2008—2017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多视角分析了产融结合对研发创新的影响,并实证检验政府补贴的中间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产融结合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显著增加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创新产出,政府补贴强化了这种作用;政府补贴对增加企业的研发费用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亦有积极作用;相比非绝对控股,绝对控股金融企业显著增强了企业产融结合对研发创新的积极作用;企业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更有助于促进其研发创新,产融结合的效应更优。     

财务柔性能力与中国上市公司持续性创新——兼论协调创新效应与自适应效应

基于财务柔性组织理论,本文利用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非金融类公司微观数据,从理论和实证检验分析了企业财务柔性能力对持续性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财务柔性对持续性创新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本文探讨了财务柔性可能存在的“协调创新效应”和“自适应效应”两种机制。协调创新效应相关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储备的财务柔性能力能有效协调内外部资源,释放融资约束的负向影响,从而正向促进企业持续性创新。检验结果还显示,企业主动地调节财务柔性储备,能够在不同维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下发挥“自适应效应”,助力企业实现持续创新的目标。总体而言,本文结论改善了企业断点式或阶段式的创新投入方式,切实提升了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质量,对`实现我国创新“量质平衡”有重要意义。     

银行业“松绑”与企业“走出去”: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

中国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直是金融发展的重要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银行业以国有银行为主的结构出现了重大变革,银行业竞争程度不断提高。关于银行业竞争的经济效应存在“市场势力假说”和“信息假说”两个假说,本文尝试在银行准入管制放松政策的背景下和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情境下,利用匹配的微观层面数据来实证检验以上的假说,主要得到以下几个结论:首先,银行业“松绑”有助于企业“走出去”; 其次,采取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应对样本选择问题, 并用工具变量方法应对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最后,银行业“松绑”引起的融资成本下降是银行业“松绑”影响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渠道,企业“走出去”的分析结果也支持了中国情境下银行业“松绑”的“市场势力假说”。本文的研究为银行业改革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并验证了中国情境下银行业“松绑”的“市场势力假说”和“信息假说”,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评估中国银行业改革的经济效应,对更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ESO在我国的实施瓶颈

经营者股票期权(简称ESO),是由公司企业向其主要经营者提供的一种长期激励制度,通常的做法是给予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一种权利,允许他们在特定的时期内,按照某一预先设定的价格(所谓的执行价格或固定的期权价格)购买一定份额的公司股票.这种权利不能转让,但所购股票可以在市场上出售.行使期权时,享有期权者只需支付期权价格,而不管当日股票的交易价格是多少,就可以得到期权项下的股票.若享有期权者在行使期权时想立即兑现获利,可以直接卖出其期权项下的股票得到现金差额而不必一定要有一个持有股票的过程.当然,若享有期权者愿意继续持有股票,那也是他的权利,他可以在他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出售股票.股票期权实质上是一种受益权,也就是享有期权项下的股票因价格上涨而带来的利益的权利.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风险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协动性关系研究——基于GARCH-M模型的风险度量方法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不仅存在风险,而且风险会随着居民持有不同金融资产的比重、家庭外部宏观经济的波动而变动。通过构建GARCH-M模型,引入宏观经济变量(GDP增长率、CPI、利率),并计算在险价值VaR,分析宏观经济指标波动与家庭金融风险的协动性关系。研究认为,家庭金融收益主要受利率影响,家庭金融风险主要受GDP和CPI影响,而且家庭金融风险具有集聚性,并会影响利率的变化。     

利率市场化与我国居民储蓄投资的有效转化

居民储蓄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渠道转化为投资 :实物形式的储蓄直接转化为投资 ;金融形式的储蓄通过银行贷款转化为投资 ;金融形式的储蓄通过企业直接融资转化为投资。市场化的利率作为资金商品的价格 ,在这三个渠道中发挥其配置资金的作用从而使居民储蓄向投资有效转化。本文考察了我国实际利率在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上述三个渠道中的作用 ,分析了利率在后两个渠道中失灵的原因及后果 ,并提出了积极推进利率的市场化进程的政策建议     

基于时效分类的企业加入创新网络动力因素的研究

创新网络研究中关于企业加入创新网络的动力及其作用机理一直备受关注.文章针对目前企业加入创新网络动力因素研究中的静态视角,以获利时效性将各动因进行归类,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企业加入创新网络的跨期动力模型,并在时入网企业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检验.     

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效应识别与机制检验

有效的金融服务供给能够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活动,文章基于2011—2018年新三板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最大,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小;数字金融对不同类别的技术创新表现出一致的促进作用;数字金融对非高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对不同行业具有差异化的影响;数字金融会通过“外降”与“内增”途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在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上,数字金融与金融发展、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相互替代效应。现阶段,应从政策引导、产业升级、平衡发展及金融监管四个方面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带动作用。     

创新支持政策能否改变高科技产业融资难问题

 由于创新风险的存在,高科技产业面临融资难的问题。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出台大量创新支持政策,旨在缓解高科技产业融资难问题,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意义。本文构建三阶段递推CDM模型,基于创新调查与企业财务数据的对接,对创新政策支持的实际效果及不同资本间的关联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财政支持与税收支持政策的协同性较差,不同资本间的排斥性大于融合性,创新投入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创新政策支持必须跨越“门槛”、实现质变,才能实现预期效果。中关村高科技产业融资渠道单一,创新政策支持主要对技术创新发挥作用,而非技术创新的薄弱正是高科技产业融资难的障碍。高科技产业发展更多服从于行业规律,企业规模,产权因素不宜作为政府甄选创新支持对象的标准。     

老龄化背景下退休对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基于模糊断点回归设计

随着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我国退休人口将会呈现增长趋势。本文研究退休作为一种个体工作状态的外生冲击,如何影响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采用模糊断点回归设计的非参数估计方法,本文发现退休不会造成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发生显著变化,但会引起风险资产种类构成的明显变动,现金、股票和基金在家庭金融资产中所占比重显著下降,银行存款、理财产品和借出款所占比重则显著上升。影响机制检验发现,退休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这种影响,可能是通过退休之后家庭的风险态度变化、金融知识变化和收入冲击造成的。本文研究表明,对退休人口进行金融知识普及和金融风险教育十分必要。     

金融支持徐州工程机械产业转型升级调查

当前工程机械行业面临下行压力,产能过剩现象显现,迫切需要转型升级.本文以中国工程机械之都徐州为例,调查了15家银行、50家企业,研究了金融支持工程机械产业转型升级的途径,具体包括对优质企业提供支持、对企业研发和技改项目提供支持、对产业链上游小微企业提供支持、对企业调整产品种类提供支持、对企业实施海外并购提供支持.这些措施取得了较好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不足,表现为部分银行对工程机械行业仍存在慎贷心理、工程机械按揭贷款快速增长存在潜在风险、小微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等.提出加强银企沟通、创新信贷产品、拓宽融资渠道等建议.     

政府研发支出是否有利于撬动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工业行业企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推演政府研发支出对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及其创新产出的静态影响机制与动态溢出规律，构建了一个从外生到内生的解释框架。以工业行业规模以下中小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首先，中小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有效关系，存在一定的门槛规律。当且仅当研发投入超过特定阈值后，才能释放正向创新产出，而研发投入不足无法形成创新产出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最大瓶颈。其次，政府研发支出具有特殊的动态调控器功能，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存在较为复杂的非线性调节影响。中低适度的政府研发支出能够与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形成互补机制，稀释创新风险，以“挤入效应”共生驱动中小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然而过高强度的政府研发支出则适得其反，会弱化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产出绩效，造成一定惰性依赖。最后，规模异质性检验发现，政府研发支出对大型企业的创新激励门槛低于中小企业，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溢出范围相对更广。     

2012年上海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分析

2012年,上海工业企业研发活动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研发投入规模不断扩大,研发强度继续提高,研发主动性和研发能力进一步增强,企业对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视力度不断加大,企业科技创新的外部环境持续优化.本文在分析2012年上海市工业企业研发活动情况的基础上,探讨了处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阶段工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及其传导机制

本文采用CM同步化指数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变化的动态特征,并运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检验周期协同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经历了波动上升期、逆转期和持续下降期三个阶段,且“脱钩”趋势明显。(2)中国与不同发展类型国家的协同性有显著差异,在波动上升期和持续下降期,中国与转型国家的协同度最高,发达国家居中,发展中国家最低,而在逆转期,协同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发达、发展中和转型国家。(3)双边贸易、双边直接投资、专业化分工、金融一体化是引起跨国经济周期协同性变化的主要传导路径。双边贸易和金融一体化会强化协同性,专业化分工和双边直接投资则产生弱化作用。此外,较大的制度距离和较低的货币政策协调性会降低周期协同性。(4)各传导渠道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相对重要性从大到小依次为：双边直接投资、金融一体化、专业化分工及双边贸易,但在后危机时期,全球价值链主导的国际分工使专业化分工成为最重要因素。上述结论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模式与路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效率：有效的金融深化变量选择及其效应

尽管越来越多的文献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均证实金融是经济增长过程的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RossLevine ,1997) ,但经济学家在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上仍存在分岐。按照古珀(Cubo ,1987)的观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可以分为金融结构论与金融抑制论两种类型。前者的代表人物有格利和肖(1960 )以及戈德斯密斯(1969)等,他们认为金融结构可以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合意的金融资产组合(格利和肖)或扩大储蓄的渠道与投资的可选择范围(戈德斯密斯)而影响经济增长。后者的代表人物是麦金农(1973 )和肖(1973 ) ,他们认为,以低利率为特征的…     

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效率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Malmquist方法选取我国19个主要省份2008-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不同省份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效率进行分析,得出我国科技创新金融支持渠道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科技创新金融支持渠道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生命周期与技术创新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18年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相关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数字普惠金融-企业生命周期-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采用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模型等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考虑企业生命周期以后,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衰退期的企业技术创新作用则不显著。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企业的创新促进效应比国有企业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