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文章依据2011—2020年我国西部地区77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相关数据，建立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并分析其空间自相关性，进而采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表明：2011—2020年，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显著提升，且存在空间相关性。本地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对邻近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正向作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受到邻近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人均财政支出以及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的显著影响；本地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人均GDP、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人均财政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和生态绿色水平的提高将促进本地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高；本地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的提高还将促进邻近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高。     

土地财政对中国城市空间扩张影响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1999～2011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市级面板数据和系统GMM估计法,检验了土地财政对中国城市空间扩张的影响.结果显示,土地财政对城市空间扩张存在倒U型的动态影响,就现阶段而言,土地财政带来了明显的城市扩张效应,但长期来看,将以损害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为代价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财政对城市空间扩张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和时序差异,土地财政显著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城市空间扩张,但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则不显著;随着土地财政规模的增加,2004以后土地财政的城市空间扩张效应更加显著,同时,还发现土地财政与城市空间扩张之间存在非对称的正向互动关联.     

中国水足迹强度时空格局演变与驱动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水足迹理论测度了2002-2014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水足迹强度,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中国水足迹强度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解析,在此基础上分析水足迹强度驱动因素的空间效应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水足迹强度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存在空间集聚特征;水足迹强度空间集聚具有跃迁性,多以Ⅵ型为主,水足迹强度空间结构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环保投资比重、科技进步指数等因素对降低中国省际水足迹强度起积极作用,城镇化率、灌溉面积、市场化指数则会增加水足迹强度.     

福建省水足迹时空分布的统计研究

文章基于虚拟水的分析方法对福建省1998-2013年水足迹时空分布进行统计研究,结果表明:1998-2013年福建省的虚拟水总量丰富,呈上升趋势,虚拟水进出口贸易逐渐发达,居民对本地水资源的依赖度逐年降低.同时,福建省水足迹空间分布极不均匀,闽南和闽中经济发达地区的水足迹总量所占比重较大,且虚拟水对外贸易发达,而闽西、闽北和闽东的水资源自给率接近100％,虚拟水消费高度依赖本地水资源,这将给这些区域的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福建省人均水足迹虽然全局空间相关性不显著,但是局部空间相关性是显著的.     

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多尺度分解

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地区发展和城乡关系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综合作用主要表现为不同空间尺度的嵌套。文章运用泰尔指数的三阶嵌套分解方法,在八大综合经济区、省级、地级和县级4个空间尺度上,对2000—2018年的中国区域发展差距进行分解,分析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空间尺度的地区差距及其受到上一等级空间尺度差距的影响,分析每一种尺度地区差距对整体地区差距的贡献。结果表明,小尺度空间的局部不平衡和城镇化导致的多样化将是未来地区不平衡的主要特征;地区平衡发展的关键是地级单元（尤其是地级市）之间的协同。应将地区协调发展的重点放在地级单元之间,以及地级单元内部的城乡之间。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以2017—2021年生态环境部公布的五批共362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平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研究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示范区空间分布具有非均衡性特征；在省域层面，浙江的示范区最多，福建次之；在经济区层面，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长江中游、大西南和南部沿海四大经济区；从三大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占比最高。（2）就空间密度而言，示范区呈现由以上海、江苏、浙江为核心的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的趋势，且具有显著的经向地带性差异。（3）示范区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冷热点区存在显著的面状分布特征。（4）对外开放程度和人均人力资本负向影响示范区分布，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口密度和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则对其具有正向影响。     

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10—2020年我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检验了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建设用地空间错位对城市经济韧性存在显著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其对中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以及处于经济下行期的城市的抑制作用更为突出。机制检验发现，短缺错位型城市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进而抑制经济韧性，过度错位型城市通过抑制产业结构多样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双重路径对经济韧性产生负向影响。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空间差异研究

基于“十四五”规划相关目标及要求，文章对“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内涵进行了阐释，构建了涵盖人的内外因素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以此为基础，利用熵权法对我国31个省份2008—2019年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其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正不断提升，但东北地区发展相对缓慢；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发展有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性，东部地区呈现“高-高”集聚，西部和东北地区呈现“低-低”集聚，而中部地区的集聚效应不明显。     

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与机制——基于新型城镇化试点的证据

新型城镇化是重塑城乡关系的动力引擎,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意义重大。文章选取2011—2020年我国20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生态融合四个维度度量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析了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且政策效应逐年增大;（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差和低海拔地区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作用更大;（3）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改善社会就业水平来促进城乡融合。     

探寻提高包头市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途径

近年来,包头市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 达248亿元,“九五”期间年均递增11.1％,城市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在 中西部12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位居第 27位(1999年数据,见经济强市研究成果),属较强城市。其中,反映经济实力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财政收入(以户籍人口计算)均位居较强城市前列。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绿色化评价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在内涵界定的基础上建立了绿色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评价了2015年中国289个地级以上城市绿色化水平,运用回归分析法分析了绿色化驱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绿色化可以划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中水平、较低水平和低水平5种类型,地级以上城市绿色化水平整体偏低,并且存在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的发展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科技发展水平、环境保护水平对绿色化产生正向驱动作用,工业化水平和资源消耗程度对绿色化产生负向驱动作用。     

土地融资、城市化失衡与地方债务风险

本文研究了土地融资对我国城市化失衡的影响效果、地区异质性表现以及背后隐藏的债务风险。利用2007-2015年间地级市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土地融资活动显著促进了“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这一失衡现象的形成,并且此影响在人口流出地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表现得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负债型”城市化融资与“供给型”城市建设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可能引致较大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体现为土地融资会加重发展失衡城市的债务负担,而投资回报和效率较低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机制。以上结论意味着不考虑需求因素而盲目依靠债务性投资驱动城市化发展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应探索建立推动城市化良性发展的融资体系,并在土地融资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建立稳定的投入联系。     

中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3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文章将空间因素纳入研究框架,从空间分布、空间集聚和空间差距三个角度出发,综合采用重心模型、莫兰指数、基尼系数和极化指数,系统考察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稳步上升,数字普惠金融呈现“东强西弱”的分布格局,其增速呈现“东慢西快”的分布格局;出现了一定的空间集聚趋势,低低集聚范围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空间差异整体呈下降趋势,超变密度是导致东、中、西三大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差异发生的主要原因;极化指数整体呈下降态势,极化程度不断减弱。     

中国服务业的新经济地理特征

 利用2008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服务业的汇总数据和2007年的城市数据,本文对影响服务业产业集聚的因素作了初步的考察,特别关注代表地区市场容量及与市场接近程度的城市市场潜能带来的影响。我们的分析表明,市场潜能较高的城市其服务业集聚程度也更高,平均来看,城市市场潜能提高1%,其服务业集聚程度提高0.2%左右。并且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则不显著。市场潜能对服务业影响在地区间的差异可能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在城市体系以及地理位置的不同有关。本文还分析了其他城市特征及行业差异对服务业分布的影响。     

两型城市竞争力的评价体系构建与空间差异测算

从城市规模水平、城市效益水平、城市能源消耗与节约水平、城市土地利用水平和城市生态水平五个方面,构建包含28个指标的两型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运用该指标体系,分别测算2010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城市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情况.ward聚类分析法进一步揭示出34个地级城市两型城市竞争力的空间差异.     

农业机械化、EG系数对人均粮食产出的动态面板GMM估计

文章采用具有滞后项的系统与差分一步、二步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针对农机化总动力与恩格尔系数对人均粮食产量的影响情况进行多重估计,发现整体上农机化显著提高人均粮食产出,而EG系数作用不显著.分地区估计结果显示东部地区EG系数作用不显著,且农机化动力在增速上影响人均粮食产量,中西部地区农机化贡献作用不显著且EG系数具有明显负向作用,最后对分析结论进行总结探讨.     

城市绿色创新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2000—2019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探索性空间分析工具以及空间计量模型,考察我国城市绿色创新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研究期内,排名靠前的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均衡发展,排名靠后的城市则存在发展短板问题。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空间分布格局再现“胡焕庸线”和“绿色创新马赛克”,呈“四核两带多点”的分布特征。第二,城市绿色创新表现出很强的空间依赖性,空间关联程度逐年提升。东部沿海城市多位于高值集聚区域,中西部城市多位于低值集聚区域和异质性区域。第三,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创新存在“U”型曲线关系。财政科技支出、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此外,城市绿色创新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ESDA-GWR的三重城镇化协调性空间分异及驱动力研究

城镇化协调发展是提升我国城镇化质量的基本前提。在界定三重城镇化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人口、资本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测度指标,利用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我国283个地级市三重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水平,并分别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三重城镇化的空间分布及其内、外驱动力。研究发现,我国地级市尺度的三重城镇化协调度整体有所提升,但不同地区差异明显,且存在空间相关;在影响三重城镇化协调度的各类因素中,内部驱动力占主导地位,外部驱动力的影响较弱,人口-资本城镇化和资本-土地城镇化协调是促使三重城镇化协调的中坚力量,而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失衡则导致了三重城镇化的失调。     

十五”期间中国各地区农村资金配置效率比较

文章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实证了我国“十五”期间农村资金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十五”期间我国农村资金配置效率呈现平稳态势,但各地区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农村资金配置效率显著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农村资金配置的规模效益则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依此状况,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村发展将面临资金投入不足与配置效率低下的双重约束。对此,文章从增加农村资金供给和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双重层面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中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可资借鉴。     

基于连续性动态分布方法的中国碳排放收敛分析

本文采用连续性动态分布方法结合2002-2011年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的动态演进和长期趋势。研究发现,虽然所研究时期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均为单峰分布,但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二者都将出现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且这种俱乐部收敛并不由地域因素决定。为了避免出现俱乐部收敛的极化现象,政府需要重点加强碳排放强度约为4.05、4.7倍均值和人均碳排放约为3.9、5.0倍均值城市的碳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