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能利用率测度下的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研究

为了更全面的认识和分析中国产能过剩情况,借鉴已有文献,对中国产能利用率首次使用X-12-ARIMA调整方法进行研究。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两位码的32个工业行业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协整方法估算产能,在对产出进行X-12-ARIMA调整以剔除经济周期性偏差后,测度产能利用率,并以此对产能过剩行业进行了理论及实际分析。研究表明:经过调整的产能利用率较未进行调整的产能利用率更低;各行业每年产能利用率分布情况相近,钢铁、电解铝等行业的产能过剩是长期存在的整体工业行业产能存在结构性过剩,而非全面性过剩。同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产能过剩治理方面的政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测度

文章基于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动态松弛变量模型(DSBM模型)估计了我国制造业企业2007—2016年间的产能利用率,并从行业、地区、规模与所有制层面作了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样本期内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呈现"W"型变化轨迹,平均产能利用率为69.9%。分行业看,不少重工业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分规模看,大型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更为严重;分地区看,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均存在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分所有制看,国有企业产能过剩最严重。     

产能过剩到供给侧改革视角下一般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演变研究——以北京为例

分析产能过剩到供给侧改革各阶段一般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有助于推进改革的实施。以北京一般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选取涵盖产能过剩和供给侧改革四个阶段的2000—2014年18个细分产业面板数据,经三轮逐步估计并进行模型结构形式检验,建立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效率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北京一般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大幅下滑,年均下降1.5%,主要源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不断恶化;四个阶段中基础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大幅高于都市制造业,源于基础制造业有较高的资本产出弹性和技术效率;各细分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较大,主要源于技术效率的差异。     

基于SD模型的我国煤炭产能过剩调控机制研究

煤炭产能过剩现象成为能源经济领域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文章基于系统动力学和情景分析方法模拟仿真不同情景对煤炭产能的调控能力,重点研究煤炭产能过剩该如何调控.结果表明:(1)年均减少30％的低质煤进口对煤炭产能降低是最为有效的;(2)当前阶段煤炭资源税改为从价计征,且税率在5％～7％对我国煤炭市场的影响较小;(3)3.17％的年落后产能淘汰率较适合我国煤炭工业发展;(4)优化投资结构对煤炭产能过剩的调控能力最强.     

我国产能利用率的估算模型及其应用

我国管理层与理论界都认为,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是形成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直接原因,也是我国产能利用情况恶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文章遵循管理层和理论界的上述"共识",提出我国产能利用率的估算模型,并得到1952~2008年的我国产能利用率的合理的估算结果。     

中国煤炭产业产能利用率估算与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针对中国煤炭产业产能过剩问题,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考虑资源耗减的影响估算了中国煤炭行业1980-2013年的产能利用率,然后建立煤炭产能过剩的VAR模型,对煤炭产能过剩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利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来进一步验证煤炭产能过剩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研究发现:首先,中国煤炭产业产能利用率比较低,1980-2013年年均产能利用率仅为72.03%,远低于美国采矿业1972-2013年年均产能利用率87.33%,因此提升中国煤炭行业产能利用率的潜力较大。其次,中国煤炭行业在2012年产能利用率仅为69.88%,产能过剩严重,急需缓解产能过剩问题。最后通过理论分析和VAR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产能过剩是投资过度和市场供需比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投资过度的影响程度更大。在投资过度层面,煤炭企业和地方政府构成了投资的主要推动力,两者都因考虑自身利润最大化对煤炭固定资产盲目投资,地方政府与煤企的投资冲动是造成投资过度、产能建设严重超前的重要原因。而煤炭市场供需变化即产能集中释放、需求不振、进口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煤炭产能过剩的形成。     

中国煤炭产业产能利用率估算与演变特征研究

基于产能利用率的概念,运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估算了中国煤炭产业1994-2012年的产能利用率,并分析了其演变特征。研究发现:总体上中国煤炭产业的产能利用率较低,1994-2012年年均产能利用率仅为76.96%,提高产能利用率以降低固定成本的潜力较大;其次,中国煤炭产业产能利用率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波动,近年来与经济波动的关联更紧密;最后,2012年中国煤炭产业产能利用率、煤炭价格和规模以上煤炭企业经济效益均大幅下降,煤炭产业产能过剩严重。进一步分析表明,产能集中释放、需求不振和煤炭进口冲击共同造成了中国煤炭产业2012年的严重产能过剩。     

僵尸企业如何影响正常企业产能利用率——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僵尸企业长期"僵而不死",不仅于自身毫无意义,而且挤占了正常企业的生存空间,不利于行业乃至整个市场的发展。文章以2010—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僵尸企业对行业内正常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产能利用率具有挤出效应,行业内僵尸企业占比越高,正常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越低。稳健性检验表明这一结果是稳健的。进一步地,僵尸企业对行业内正常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和管制程度高的行业内更加明显。     

基于行业与企业视角产能过剩的微观解读

文章基于外部资本冲击与内部资源配置的交互作用,从企业微观视角透视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外部资源配置失衡引发企业内部资本效率损失,企业内部资本配置能力成为影响其价值的关键决策因素,资本配置失误引发的盲目低水平重复建造等一系列低效率投资造成产品市场竞争过度,由此造成的行业/产业结构格局紊乱是引发行业产能过剩的关键因素.     

钢铁产业技术进步与产能过剩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2005-2015年45家钢铁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基础,运用存货变动率来衡量企业产能过剩的状况,运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钢铁上市公司的技术进步情况,实证分析了我国钢铁产业技术进步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钢铁产业技术进步确实对降低产能过剩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加速技术进步是从根本上缓解我国钢铁产业产能过剩状况的一条途径;与此同时,各钢铁公司应将其固定资产扩张率与资产负债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因为企业的固定资产扩张率和资产负债率对我国钢铁产业的产能过剩状况也有较大影响.     

中国制造业技术变化实证研究

制造业的发展关系到第二产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制造业的增长是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本文使用DEA- Malmquist 指数法,测度了中国制造业中20个行业1997—2005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变化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把制造业分为非耐用消费品、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及耐用消费品三个部门,比较部门间技术变化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的TFP平均增长率为3.76%,其中技术进步是 TFP 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三个部门中,非耐用消费品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最快,资本品及耐用消费品工业整体表现最好,低水平的规模效率抑制了中间投入品工业部门技术效率的提高,从而阻碍了该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中国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的测算、变化机制与政府干预效应

本文利用改进的APG模型框架对中国各省份地区制造业部门生产效率增长进行分解和测算,并针对导致中国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动因进行深入分析。主要的发现是：技术效率和企业净进入是推动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增长的主要来源,而要素配置效率对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增长的贡献非常有限,由此验证要素市场的发展滞后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内在因素。进一步的检验发现是,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是造成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主要动因,这种干预效应总体上呈现倒U型关系。更为细致的分解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对于资本要素配置效率的作用效应呈倒U型关系,而对劳动要素配置效率呈U型关系。这些检验结果均证明,全面推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导向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对微观经济部门的扭曲性影响,是维持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改革措施。     

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与就业增长实证分析

科技活动对就业增长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一方面,新技术的采用能够提高企业竞争力,使企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新技术可能是节约劳动的技术,它使企业雇用更少的劳动力,同时扩大产出。本文基于1998-2004年中国制造业大中型企业数据,首先分析科技活动对企业生存可能性的影响,进而分析科技活动对生存企业的就业增长率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是：科技活动对企业生存有正面影响,但对就业增长无效。     

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中国制造业转移

制造业合理有序的转移对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加总得到的城市层面制造业数据和最低工资代表的劳动力成本数据,首次考察了最低工资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降低了城市制造业产值的份额、就业人数份额和规模以上企业数目份额,并推动制造业就近转移。同时,最低工资对制 造业份额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资本密度越高和国有企业占比越多的地区制造业份额受影响越小。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上升抑制新企业的设立,促进企业跨区域资本配置和推动企业退出。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效应,为制造业在区域间的分布和转移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借鉴。     

基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研究

 计算、比较中国与主要出口竞争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ULC),发现中国制造业仍然具有较大的国际竞争优势,原因是多年来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快于工资增速,使单位劳动成本保持下降趋势。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RULC)的比较结果显示,即使不考虑提高工资将促使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升以及基础设施、国内市场、政治环境等方面的优势,现有劳动生产率水平上,中国制造业仍能够承受约50%的劳动报酬上升。用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ULC数据说明,尽管汇率低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但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这种附加优势已基本消失。     

中国制造业研究与开发资本存量测算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Chines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16,CSNA2016）修订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核算范围和核算分类,将能为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的研究与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支出纳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核算范围。基于《2008国民账户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08,SNA2008）的GDP核算平台,本文构建了制造业R&D支出的资本化核算框架,测算了中国1990-2016年26个制造业行业的R&D投资与资本存量,为进一步探究制造业无形资产的资本回报率、生产率等经济问题提供了数据支撑。测算结果显示：○1R&D投资是测算R&D资本存量的准确指标。直接使用各行业R&D经费内部支出作为R&D投资,将高估各行业R&D资本存量;○2本文构造的R&D投资价格指数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说明使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R&D工资支出的价格缩减指数是有效的;○3中国制造业研发实力不断增强。制造业R&D资本存量占全国R&D资本存量的比例从1990年的35.33%增长到2016年的67.75%;高技术制造业的R&D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高达20%~22%,对中国经济实现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起到重要的支撑和带动作用。     

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及脱钩效应

 本文运用改进的拉氏因素分解法,对中国制造业1995-2007年碳排放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并基于DPSIR框架构建了碳排放脱钩指数,对制造业部门碳排放的脱钩效应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有着较强的阶段性特点;产出效应为主要的正向驱动因素,能源强度效应为主要的负向驱动因素;制造业部门碳排放存在一定的脱钩效应,但强脱钩年份较少;在强脱钩向弱脱钩的转变过程中,经济结构效应起着关键作用。本文据此给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制造业低碳能力测度的量表设计与应用

碳排放是衡量企业生态化的重要指标,低碳能力越强,表明企业的生态化水平越高.基于资源观视角,企业的低碳能力主要包括低碳技术创新能力、低碳制造能力以及低碳变革能力三个维度,它是企业多种动态能力概念的集合体.文章设定企业低碳能力逻辑框架及其测度量表,并以制造性为考察对象,对该低碳能力测度量表实施应用,结果验证了所设定测度量表的合理性,为企业持续减排提供了理论参考,丰富了企业战略管理理论.     

中国企业统计能力评价方法研究

企业统计能力是国家统计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统计能力的提高直接影响到国家统计能力的建设。从统计能力建设问题入手,讨论中国企业统计能力的内涵及其与政府统计能力的区别,提出了企业统计能力评价的系统结构,并从个体评价和总体评价两个角度对企业统计能力的评价方法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