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城市现代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与异质性检验

文章从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两个维度研究数字经济对城市现代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在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对现代服务业集聚可能产生的正、负向影响基础上,基于我国2015—2018年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抑制了现代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但推动了多样化集聚的发展;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服务业集聚分位点的上升,数字经济对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抑制作用呈递减趋势,对多样化集聚的推动作用呈递增趋势;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东中部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专业化集聚的抑制作用较小,而对多样化集聚的推动作用较大;传导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扩张市场潜力影响现代服务业的空间集聚。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与集聚态势的实证

文章在理论假说的基础上构造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对生产服务业集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水平、信息化水平和政府行为符合理论预期,但制造业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与理论预期相反.通过采用地区平均集中率和空间基尼系数,进一步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态势进行分析,发现天津生产性服务业聚集程度较低.     

服务业集聚对区域资源错配影响的非线性检验

文章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在对各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及资源错配程度进行统计测度的基础上,对二者间的非线性影响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检验。结果显示：服务业集聚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之间均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考察期内我国约77%的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处于改善劳动力错配而加剧资本错配的阶段。从分行业检验结果来看,生产性和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对资本错配的“U”型检验显著,而消费性服务业不显著;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业集聚与劳动力错配的“U”型检验显著,公共性服务业则不显著。经测算,我国约63%的地区公共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正处于加剧资本错配阶段,而所有地区的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普遍较低,处于改善劳动力错配阶段。基于资源配置过度和不足视角的检验结果表明,资源错配类型的不同也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     

经济集聚的工资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地区收入差异及门槛回归的检验

利用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经济集聚的工资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进行检验。工资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国内市场潜能对地区工资的正向效应显著;就业密度外部性对地区工资具有"门槛"效应;东部地区的国外市场潜能和国内市场潜能具有替代关系,验证了市场范围的重要性;中西部地区的国外市场潜能和国内市场潜能并不存在替代关系,验证了分工模式的重要性。经济增长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了Williamson的"倒U假说"与Krugman和Elizondo的"对外开放假说"显著成立。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外溢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传统产业剥离过程中空间集聚与专业要素集聚的外溢效能的空间差异为研究对象,选取外商投资、国内资本、交通便利、文化教育等参变因素,结合专业化效率和产业多样化空间集聚,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外溢效应进行估计.结果证实:生产性服务业的外溢技术红利已不再因交通便利而迅速增加,东部区域相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具备更为显著的外溢经济推动特性,但其外溢效应主要依赖于这一区域相对集中的产业中间品供给,以及由原先制造业等产业中获得的丰富分支剥离.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能否促进空间协调——基于285个城市数据的检验

产业空间协调发展兼有产业关联与空间关联的特征,空间集聚与空间转移具有实现产业协调与区域协调的二重协调作用。本文基于中国285城市2003—2016年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验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所带来的空间协调发展问题。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到年度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处于良好协调发展区间,城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度较低,67.37%的城市处于濒临失调衰退区间与勉强协调发展区间。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得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的正向溢出作用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空间集聚与空间转移的作用机制具有非线性特征,对本地产业协调发展具有先弱化后增强的作用,但对相邻地区产业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虹吸效应。因此,建议增强产业与空间的系统性,强化产业空间集聚与空间转移的资源配置能力,发挥产业耦合协调作用促进空间协调发展。     

基于区位商指数模型的服务业集聚度测算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转型的重点是初步形成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服务业供给侧改革必然成为该时期的重要任务,通过服务业集聚发展可以提高服务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文章采用2000-2014年中国省份数据,利用区位商指数计算出服务业集聚程度;从需求、供给和制度环境三方面选择解释变量并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最后建议通过加强统筹规划、促进产业互动发展、注重人才引进与培养、完善制度环境来推动服务业集聚,加快服务业供给侧改革进程.     

现代服务业集聚演化的Logistic模型分析

文章旨在结合共生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构建现代服务业集聚演化的逻辑斯谛模型,分析现代服务业集聚演化过程及集聚企业共生关系,从而揭示现代服务业集聚演化的基本规律和内在机理,以期完善现代服务业集聚演化统计分析框架。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能源效率提升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作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Jacobs外部性不仅显著提升了本地区的能源效率,还对周边地区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仅利于本地区的能源效率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对东部地区的能源效率提升都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地区的能源效率提升仅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特大城市、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Jacobs外部性对能源效率提升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中小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对本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制造业细分行业集聚指数模型的构建

制造业是集聚现象表现最明显的产业,文章基于上海市制造业的数据,利用Ellison和Glaeser建立的产业集聚指数模型,从企业规模、市场开放程度这两个角度对上海市制造业22个细分行业的集聚程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行业的集聚程度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地区集聚也越明显;企业相对规模与产业集聚呈“U”型变化关系,只有企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与产业集聚呈正相关关系.     

天津金融服务业集聚的测度与评价

产业集聚研究近年来已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注意。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区域经济领域中热点问题不断涌现,金融集聚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学术研究点。目前有关产业集聚的测度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和服务业。文章分别采用区位熵和θi指数法对天津市金融服业集聚程度进行分析,得到一致的结果。对结果进行分析并解释后,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新经济地理学工资方程与中国的空间工资结构——基于中国区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考察中国的空间工资结构是否支持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使用中国省级行政区的数据,我们估计了从标准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导出的工资方程,结果显示,在大部分年份中,工资的空间分布与新经济地理学的预测是一致的。由此本文表明新经济地理学所揭示的与本地市场相关的前后向关联对解释中国的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一点在有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却很少被考虑。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分析2000—2013年中国29个省份(海南、西藏除外)制造业TFP技术进步,探究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对制造业TFP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带来的马歇尔和雅各布斯外部性是引起制造业技术前沿推进的重要原因;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经济对区域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作用具有异质性,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集聚的溢出效应对西部制造业TFP技术进步的影响明显,而信息技术产业、金融业以及科学技术服务业集聚产生的雅各布斯外部性对东部制造业影响更大。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生存——考虑异质性和传导机制的分析

本文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出口传导效应为切入点,采用我国222个城市数据和微观工业企业数据,通过Cloglog模型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出口生存的影响并进行了异质性和传导机制的扩展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专业化分工外溢、综合成本节约效应降低企业面临的出口风险,提高出口生存的概率,但上述效应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由于“拥挤效应”阻碍了企业的出口生存和可持续性,内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降低了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风险,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提升西部地区企业出口成功概率的作用更大;此外,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特征使得多样化集聚成为影响企业出口生存的主要机制,专业化集聚的作用相对较小。本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我国企业出口生存的作用机制,对政府管理者更加精准与科学地制定服务业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基于细分行业的研究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如何改善发展服务业的战略举措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通过收集整理2004-2014年上海市服务业细分行业数据,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上海市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并将其分解为两个驱动因素即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指数;进而运用Tobit模型,具体解析了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各类指数的变化和相关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最后,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行业溢出、动态集聚与城市制造业就业

文章研究了城市集聚经济对制造业就业的动态影响,将行业内溢出效应和行业间溢出效应纳入统一的动态空间分析框架,测算了丰富的集聚机制途径,对集聚经济中各种机制作用的方式和结果进行了考察。基于此,结合城市以及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单一行业的发展会对行业的发展产生限制,多样化发展促进了城市制造业就业的增长。在多样化集聚的机制中产业关联显著的促进了产业发展,而技术和劳动力共享的作用并不显著。行业的集聚机制会由于技术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利用所构建的模型,对城市跨行业集聚强度进行测度的结果显示,2002-2013年期间每年多样化集聚对城市产业劳动力的增长作用约为2.56%。     

中国制造业集聚：度量与显著性检验 ——基于集聚测量新方法

 根据集聚分布的自身特点,本文提出了可以进行显著性检验的普适性产业集聚指数,并对我国28制造业1994年的860个样本和2004年800个样本进行测量和检验,我们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的集聚强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同时具有集聚和扩散双重现象。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和收敛性研究

伴随着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变,城市群和中心城市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从城市群中心—外围城市研究视角,选取2003—2019年18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探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和收敛性,对于形成优势互补的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研究发现：从典型事实来看,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存在着外围城市向中心城市、向国家级城市群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特征;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更为显著,但在中心城市集聚优势不明显;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优势并不明显,但在中心城市协同集聚优势明显。从分布动态来看,城市群中心—外围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特征。从收敛性来看,无论是全国所有城市群还是国家级、区域性、地区性城市群都存在显著的空间条件收敛。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绿色经济发展

文章选择中国2006—2017年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基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其增长动力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制造业、服务业集聚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正式环境规制则抑制了绿色生产率增长,而东部与中西部因地区差异表现出促进或抑制不同的效果;从传导渠道来看,制造业集聚效应主要在于改善绿色技术效率,而服务业集聚效应在于促进绿色技术进步;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够通过绿色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来提高绿色生产率,但正式环境规制却抑制了绿色技术效率增长;在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下,服务业集聚对绿色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     

服务业地理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EG指数对我国2003～2010年14个细分服务行业的空间地理集聚程度进行了测算,运用门限回归模型就服务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我国服务业整体集聚结构较差,各行业的集聚程度有所不同;不管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门限回归模型都表明,我国服务业集聚主要是推进了服务业的技术进步从而促进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门限回归模型还表明服务业空间集聚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其影响主要是正向影响的边际效应将逐步减弱,服务业空间集聚应该有一个最佳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