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及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具有农村户口的务工人员，这些务工人员又分乡镇以内务工和乡镇以外务工，乡镇以外务工人员称之为外出农民工。以下分析范围是指外出新生代农民工。     

基于潜变量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测度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新增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其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对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构成、测度及现状等问题,从健康资本、经验资本和技能资本三个维度建立指标体系,构建了基于潜变量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测度模型。通过问卷调查,采用偏最小二乘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健康资本对于技能资本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健康资本通过技能资本对收入产生影响,技能资本和经验资本的差异直接导致其收入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技能资本和经验资本仍然偏低。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应该突破学历教育的局限,转向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技术经验的积累上。     

对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的初步分析

近年来,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途径。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影响其收入的因素既具有居民收入的一般规律,又具有其特殊性。本文试图以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和收入均等化理论来分析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但鉴于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和调查资料的指标设计,又不能局限于上述理论,而是应当以人力资本作为农民工收入重要影响因素,引进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时间、农民工来源地的人均GDP等变量,利用农民外出务工(农民工)收入及相关指标调查的截面样本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民工收入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变量选…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式迁移城市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农民工的家庭式迁移城市是真正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途径,而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前农民工的新生力量正在逐渐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坚力量,其家庭式迁移城市的意愿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恰恰是政府制定政策以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有序转移的最根本依据.以西安地区为例,通过对西安城六区进行间卷调查,利用1 040个农民工样本数据,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式迁移城市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确定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发现职业收入、外出务工时间、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迁移城市有重要影响,年龄、婚姻状况、户籍制度则影响不明显.     

农民工就业的问题与对策

农民工就业问题关系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农民工劳务收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铁杆庄稼”。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2000-2005年，宁夏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724．3元增加到2508．9元，净增784．6元，年均增长7．8％；农民人均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从281．0元增加到435．3元，年均增长9．2％．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1．4个百分点。五年间，外出务工对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20％。     

调查快报

全国：七成以上新生代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 对10个省进行的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务工的比例分别为72．3％、12．9％和14．4％。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在东部地区务工。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的调查数据

职业转换率是衡量职业流动的主要指标,也是考察社会阶层流动性和社会公平性的重要指标。以陕西省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交叉列联表和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性别、年龄、户籍所在地、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培训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性别、年龄、户籍所在地等个人因素对职业转换率没有显著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和是否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因素对职业转换率有显著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增加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机会的政策建议。     

内蒙古农牧民工监测调查情况简析

近年来,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维护和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农民工稳定就业.国家统计局内蒙古调查总队对2010年全区农牧民外出务工情况进行了专项监测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农牧民外出务工就业形势良好,农牧民外出务工数量继续增加,工资水平有所提高.     

新老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半对数模型回归结果,运用夏普利值分解方法对新老两代农民工的收入影响因素进行了对比分析.实证结果发现:两代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因素存在很大差异.第一,老一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收入及收入差距都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主要受人力资本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很小;第二,人力资本对新老两代农民工作用方式不同,体现在老一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更高,而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多.     

基于区域合作治理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考量

文章依据调研数据,通过Logit二元选择模型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若干因素对其政治参与的影响,分析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指出区域合作治理能够较好地释解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面临的困境,提出有效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权利,需要转变思路、创新治理方式,构建区域合作治理机制。     

代次视角下农民工组织参与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西安市1215名农民工的调查

利用2012年“西安市农村流动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使用卡方检验和二分Logistic回归,在代次视角下分析农民工政治参与意愿的特征和组织参与对农民工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政治参与意愿具有稳定的制度性偏好,但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参与的风险增加;组织化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愿,随着代次更替,作用方向不变,但程度减弱;农民工经济收入的增加,具有同时促进制度化和抑制非制度化参与倾向的作用.     

工会会员身份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基于代际差异的视角

本文采用2013年和2016年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雇主—雇员”匹配数据库,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工具变量等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工会会员身份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及其在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并进行了影响机制的探索和分析。研究发现,将工会会员身份的工资溢价效应分解为覆盖效应和会员效应后,覆盖效应的影响难以发挥,而会员效应的影响则存在代际差异,其只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显著,而在第一代农民工中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覆盖效应难以发挥主要是由于工会未能有效地开展集体协商,会员效应存在代际差异则是源于两代农民工不同的需求层次所导致的入会行为导向的不同。本文研究,有利于企业工会着力解决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建立农民工工资的长效增长机制,同时为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以及实施多元化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等提供参考和借鉴。     

影响农民工收入质量的因素研究——基于10省份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依据陕西、山西、湖南、湖北、广西等10省份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在推导出农民工收入效用普适性公式的基础上,利用Logit模型对影响农民工收入质量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年龄较大、拥有中高级技能水平、家庭人口较少、收入数量比较充足、工作行业环境较轻松、收入获取成本较小、从事工作对健康损害较小、日加班时间较短的农民工收入质量自我评价较为满意。因此,政府可以从提高农民工知识含量、拓展农民工非农就业行业范围和渠道、降低农民工收入获取成本等方面提高农民工收入质量。     

农民工和城镇工劳动报酬差异的变动

基于1993—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面板数据,建立了农民工和城镇工劳动报酬方程的固定效应模型,并对农民工和城镇工的劳动报酬差异变动进行了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1993—2009年期间,虽然针对农民工劳动报酬的户籍歧视不断得以缓解,但农民工和城镇工的受教育水平差异却不断扩大,且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回报率不断上升,导致农民工和城镇工的劳动报酬差异不断扩大。因此,政府设计和实施公平的就业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设计和实施能够大幅提升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的教育制度和培训政策,将有助于抑制农民工和城镇工劳动报酬差异的持续扩大。     

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收入、消费、生活改善和外出务工

2014年以来我国开始大规模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科学估计该政策对我国贫困人口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6年两期数据，以贫困线为断点，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人口在家庭纯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家庭人均消费、生活改善和外出务工等方面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精准扶贫政策显著提高了贫困户家庭的纯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水平，降低了人均消费支出和外出务工比例。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健康状况更好的贫困人口受到的政策影响更大，表明精准扶贫的政策影响具有异质性。这也提醒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精准扶贫政策时要对因病致贫家庭予以特别关注。     

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以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为例

基于辽宁省农民工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Heckman两步法和处理效应模型,分析了社会保障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法进一步考察了社会保障在不同消费水平上对家庭消费决策机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生活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社会保障家庭的消费决策明显区别于无社会保障家庭,这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人均耕地面积、户主年龄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家庭特征对有社会保障家庭和无社会保障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职业培训对农民工工作转换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辽宁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辽宁省农民工2014年抽样调查数据,对职业培训能否降低农民工的工作转换进行研究。在考虑人力资本异质性的基础上,运用离散选择模型对此做了回答。研究发现,企业提供的职业培训,通过增加专用性人力资本能够显著降低农民工的工作转换;政府或农民工自我提供的培训,由于增加的是通用性人力资本,因而无法有效降低农民工的工作转换。由此,研究认为,要想有效解决农民工的频繁工作变动问题,企业应把农民工纳入到培训体系当中。同时,地方政府可通过补贴政策来协助企业进行农民工培训,帮助企业分担培训成本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