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扶贫性增长测度及分析——兼论可持续性减贫

基于OECD绿色增长战略框架,重塑测度中国绿色扶贫性增长指标体系;利用包含多种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ZSG-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及其指数分解对1998—2016年中国绿色扶贫性增长进行科学合理的测度,并运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对其进行趋势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绿色扶贫性增长水平总体呈现逐年波动下降的趋势,其中两个重要源泉是纯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前者呈现上升趋势,后者呈现下降趋势,且前者的上升幅度低于后者的下降幅度;各地区绿色扶贫性增长水平、纯技术进步以及效率改进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绿色扶贫性增长水平和效率改进水平最高,中部地区纯技术效率水平最高,而西部地区三个方面指标都最低。进一步分析显示,中国绿色扶贫性增长指数具有收敛性,即存在阶段式σ收敛以及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     

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1997～200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研究要素投入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静态条件下物质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技术进步影响不显著;动态条件下市场成熟度、人文、制度等无法量化的因素对当期经济增长作用较大,从长期看能提高要素投入产出水平,资本弹性下降,技术进步影响更为显著,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的说法并不能成立.从区域差异来看,不同要素投入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     

金融支撑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实证检验

贷款反映的是投入一个地区的信贷资金量,体现的是对该地区的支持力度.文章通过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回归分析我们得到两个基本结果:一是贷款余额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关系.贷款能够带动经济的增长.二是贷款的增加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作用呈现区域差异性.对于不同区域,当期贷款带来的影响不一样:东部地区当期贷款每变化一个单位GDP变动0.1776个单位,中部和西部当期贷款对GDP的影响不显著.     

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绿色经济增长：后发优势与隧道效应

文章测算了我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和基于碳排放效率的绿色经济增长指数,并从技术进步角度分析和探究数字经济赋能绿色经济增长的机制,从相对差距的视角论证数字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发展数字经济的驱动因素及后发优势。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能够显著地促进绿色经济增长,是提升碳排放效率、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2）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赋能绿色经济增长;（3）数字经济在相对落后的城市存在后发优势,发展数字经济是缩小城市差距、实现区域协调的重要手段;（4）在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中存在隧道效应,该效应是相对落后城市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因素。     

基于绿色增长核算方法的中国省际经济差距来源分析

通过构建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测算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利用虚拟增长分布法和状态空间模型分析要素投入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构成对中国省际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认为:绿色技术效率对中国省际经济差距影响最大,其次为资本深化和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人力资本对中国省际经济差距的影响最小;围绕加快绿色技术进步和提升绿色技术效率,提出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缩小中国省际经济差距的对策建议。     

自然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

以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为核心要义的绿色发展,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途径。文章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出发,利用2006—2019年我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两部门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了自然资源禀赋和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不利于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即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可能在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表现上劣于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技术进步偏向进而由此决定的绿色经济增长效率变化具有动态延续性,环境规制有助于促进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则不利于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     

我国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模式与收敛性分析

文章以2000～2007年我国大陆3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应用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实证测评了我国各地区的科技创新效率的增长状况.研究显示:我国科技创新效率呈现增长趋势,TFP年均增长率达到2.1%;技术进步是推动我国科技创新效率增长的最显著因素,技术效率对科技创新效率有负作用;各地区科技创新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且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我国区域科技创新的TFP增长与技术进步均存在绝对收敛.     

城市化与中国碳排放的实证研究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从外需增长转向内需增长,而内需增长的核心是建立在城市化基础上的,城市化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另一引擎。为反映城市化对CO2排放的影响,利用STIRPAT模型研究1978—2010年期间不同发展阶段的东中西区域城市化对于碳排放的影响与效应。研究发现: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三个样本,城市化水平对各省碳排放均为正相关关系,说明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阶段城市化的推进带来了碳排放的增加,但这种正相关的关系并不显著,因城市化的进程会引起环境问题,进一步的城市化则慢慢消除了环境问题;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人均收入与碳排放、碳强度与碳排放的关系显著为正。鉴此,减排的重点在于降低碳强度,并可通过技术进步和能源结构的变迁减少碳排放。     

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特征、动态演进与趋势预测

京津冀城市群工业发展面临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双重束缚,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破解京津冀工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关键。文章基于2004—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工业数据,采用改进后的RSBM-ML模型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测算了京津冀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使用Kernel密度估计、传统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进和趋势预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现上升趋势,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均呈现递增的趋势;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内部差异逐渐加大,出现右拖尾的特征,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差异增加,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明显高于技术效率;空间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高水平邻域对于本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拉动作用,而低水平邻域会阻碍本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升。     

基于Malmquist指数的油田效率测度分析

文章运用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方法研究了2000～2010年期间的我国部分油田生产效率改善指数、技术进步效率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变化。结果表明,油田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负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的下滑带来的;政策和油价也对全要素生产率有影响。通过分析,认为提高油田生产的技术效率是油田管理和发展的主要方向,同时应注意提高规模效率,促进油田生产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分析

文章通过建立面板VAR模型探究了中国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变化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具有较长期的负向影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一方面需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还需加大科技教育的投入.     

我国农垦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1999～2007

文章运用曼奎斯特指数测定了我国各省农垦1999～2007年的生产率.从全国范围看,农垦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趋势,技术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呈现交替增长的趋势.各地垦区呈现不同的增长方式,省会以上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而四大地区主要依靠技术效率的改善.     

水电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对技术效率影响的实证

固定资产投资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水电产业作为我国的基础支撑产业,其固定资产投资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文章剖析技术效率的内涵,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研究水电投资对技术效率的影响,选用2005-2014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水电投资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技术效率受到水电产业固定投资正影响显著,西部地区的水电产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该地区固定资产总投资比略高于东部及中部地区,但西部地区的单位水电产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贡献却远低于东部及中部地区,导致西部技术效率水平最低,并且区域间差距具有继续拉大趋势.     

基于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理念的区域共同富裕进程监测分析

文章紧扣共同富裕的“共同”和“富裕”两大要点以及发展性、可持续性和共享性三个本质特征,基于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理念,构建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与实现程度指标体系,进而对2018—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共同富裕进程进行统计监测,研究发现：（1）我国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指数持续增长,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富裕程度持续提升;与实现过程指数增长的变化趋势相近,共同富裕实现程度指数也在稳步上升,发展成果共享稳步推进。（2）整体上,不同地区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指数与实现程度指数均存在显著差异,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由高到低分布。（3）与其他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分项指数呈现不同的分布特点,在技术指数、资本指数、创新指数、开放指数方面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人才指数起初较为领先,2019年起逐渐略低于中部与东北地区,并且显著大于西部地区;共享指数起初显著高于其他地区,逐渐略高于中部地区,直至四个地区无明显差异;绿色指数则始终显著低于西部地区;协调指数四个地区无显著差异。     

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分解——基于要素分配参数的讨论

本文基于CES生产函数,无论要素分配参数是否为常数,均可推导出经济增长来源于中性技术进步、偏向性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度之和;TFP增长率在数值上等于中性技术进步和偏向性技术进步的贡献度之和.基于此,本文利用我国1978-2014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资本-劳动之间呈互补关系.当分配参数为常数时,我国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实现经济增长,同时,偏向性技术进步是TFP增长减缓的一个主要原因;当分配参数不为常数时,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TFP增长上,尤其是偏向性技术进步.因此,在新常态下,要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必须从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即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     

不良贷款约束下中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

文章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序列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了我国11家上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将其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动、规模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结果表明: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上升趋势,纯技术效率呈现恶化趋势,技术水平和规模效率都在不断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全要素增长率、规模效率变动、纯技术效率落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率,但国有商业银行的技术进步程度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水平差异都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全要素增长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回升的变动趋势。     

我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计量分析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和经济理论的发展,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能科学的反映当前环境资源刚性约束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文章首先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估算出2003-2012年间我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后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侧重研究了表征技术进步的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反映技术效率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对我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和自主创新对省际GT-FP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而技术引进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其影响作用却不显著,甚至于相邻地区的技术引进对省际GTFP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作用.     

全要素生产率与江苏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出1978～2008年江苏省13个省辖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成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指数,并按时问趋势和区域分析了其变动情况.分析表明,江苏省整体上虽然技术效率没有改善,但是1978～2008年在技术进步带动下,全要素生产率处于正增长态势,2001～2008年由于技术进步率出现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也出现了负值;从区域层次上看,苏南、苏中、苏北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2%、1.2%、-0.04,经济增长动力来源呈现明显的差异化.     

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绿色治理的协调效应及其动态关系

文章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全国30个省份的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绿色治理综合发展水平、协调效应及动态关系。结果显示:(1)2005—2016年全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政府绿色治理之间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实现了从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等级向良好协调等级的转变;(2)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是促进政府绿色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同时政府绿色治理水平的提升也能有效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是促进绿色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但是绿色治理水平的提升不能促进绿色经济发展;(3)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绿色经济对政府绿色治理的依赖性逐渐减弱,但是东北地区绿色经济对政府绿色治理的依赖逐渐增强,无法实现独立发展;(4)我国绿色经济发展对政府绿色治理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但是绿色治理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     

中国经济、城市化和行政管理支出同步高速增长的动态计量分析

文章建立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研究我国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和行政管理支出之间的动态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膨胀;经济的增长也导致行政管理支出的扩张;反向结论不存立.协整关系检验证明:三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水平正相关、与行政管理支出负相关;行政管理支出与城市化水平正相关.向量误差模型说明:短期内三者都有惯性增长的趋势;除了行政管理支出短期内受城市化水平波动影响外,短期内三变量的相互影响程度不显著,而且对非均衡的校正能力都很弱.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以上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