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信用风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统计检验

文章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企业信用风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信用风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促进作用，但该作用的发挥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当融资约束水平较低时，信用风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跨越门槛值后，信用风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融资约束门槛区间内，货币政策均发挥负向调节效应；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门槛值更低，且表现为双重门槛效应。融资约束水平跨越第一门槛值后，民营企业信用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弱，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民营企业信用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强。     

绿色创新、财政分权与碳生产率

绿色创新对破解资源环境制约、提高碳生产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文章运用SFA-Malmquist方法评估我国279个地级市2003—2018年的碳生产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讨财政分权差异下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门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创新促进了我国地级市碳生产率的提高，财政分权对于绿色创新与碳生产率的关系则存在门槛效应，当处于阈值左侧时，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降低；财政分权程度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使得不同地区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呈现异质性。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研究

发展数字金融是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指数测度经济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实证考察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包容性增长，且促进作用主要来自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的扩张；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的双重门槛效应，存在基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信息化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知识生产函数模型框架下,选取2001—2014年中国28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信息化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化水平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且受到市场化程度的制约而存在双重门限效应;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信息化水平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进一步增强;人均研发资本投入、出口交货值和政府研发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技术引进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以广东省为例

一般认为,研发投入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但并不是简单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而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有关。文章基于广东省2015—2020年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基于全样本还是民营上市企业样本,R&D投入对企业绩效均存在显著的三重门槛效应,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不同门槛区间内存在方向、系数值上的明显差异。同时,企业规模、企业营运能力以及资本结构等控制变量均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影响,股权集中度在全样本回归中不具有显著性。因此,政府整体上仍应鼓励企业加强R&D投入,具体方式包括直接补贴和间接税收优惠,对R&D投入位于低水平的民营企业而言,应侧重从降低企业研发成本的角度给予支持。     

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绿色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借助DDF及ML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7—2017年我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全国及各地区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且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要优于技术效率，并成为决定当前城市绿色增长的主导因素。其次，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对城市规模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口规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上可划分为前期抑制、中期积极促进、后期小幅促进三个阶段，门槛值分别为88.7万和300.1万。最后，运用系统GMM方法检验城市规模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内在影响路径。结果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持续减弱，直至不再显著；而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则主要发生在大城市，且促进效应逐渐减弱。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时空演进及驱动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2009—2021年中国30个省份1045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全面揭示产业创新能力的时空演进特征,并结合空间杜宾模型、门槛模型考察研发投入对产业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及非线性效应。结果显示：产业创新能力整体呈波动增长态势,且东部地区产业创新能力高于中西部地区;产业创新能力在空间上大致呈“东强西弱”的稳定分布格局,且集聚类型总体呈以东部沿海省份为代表的“高-高”型,以及以中西部内陆省份为代表的“低-低”型;研发投入对产业创新能力既存在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更多体现在实质式创新领域,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更多体现在策略式创新领域;在政府创新资助单一门槛下,研发投入对产业创新能力存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效应。     

研发投入强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

本文采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运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研发投入强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联.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强度对产业绩效的影响呈显著的倒“N”型非线性特征.进一步基于空间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的双重视角考察发现:一是研发投入强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门槛效应,东部地区表现出边际效率递减的正向非线性特征,而中西部地区则和全国情况基本一致;二是研发投入强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的门槛效应表现出明显的产业异质性,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均呈现倒“N”型关系,节能环保、新材料和生物等产业均存在“U”型关系,而新能源汽车产业则表现为正向非线性效应.因此,实施差异化的研发政策,兼顾研发资源投入能力与管理能力提升应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活动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基于投入要素生产效率变化的Malmquist指数分解方法

Fare R等提出的Malmquist指数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又可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但是这种分解并不能从投入要素的角度来寻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或降低的根源.文章提出了一种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分解为固定投入生产力变化与可变投入生产率变化的方法.特别地,如果只有资本和劳动两种投入要素,该方法可以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分解为资本投入生产力变化和劳动投入生产力变化,以实现各种投入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能够单独测量的目的.     

中美贸易摩擦、美国进口冲击与中国企业创新

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基于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从整体上来看,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优化了企业的专利申请结构,对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企业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无显著影响。②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内资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创新总产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创新总产出增加是由于高质量创新（发明专利）与低质量创新（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同时显著提升导致的;外资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的创新总产出下降是由于低质量创新显著下降、高质量创新变化不显著导致的,对低生产率企业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高生产率企业。③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增加了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为了应对美国进口冲击,中国企业积极应对,增加研发投入支出、优化就业结构、扩大就业规模,加快高质量创新,从而产生了“逃离竞争效应”。     

基于SE-Malmquist模型的农业生产率分析——以新疆为例

运用超效率模型计算Malmquist指数,测算出2004-2007年新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对Malmquist指数进行分解以分析其不断提高的原因.结果表明,新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结果,技术效率变化率没有发挥促进作用;各地区农业生产效率差距较大;农业生产效率与技术进步没有很好地结合.为进一步提高新疆农业生产率,需要充分挖掘现有技术潜力,做好现有技术的推广运用.     

R&D空间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

 本文论述了R&;D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同时考虑自身吸收能力的影响,研究了R&;D、R&;D溢出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R&;D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R&;D投入的作用不显著;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提高都具有推动作用,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的作用都不显著;R&;D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区域差异;中国各地区还没有达到吸收能力的门槛,不能充分吸收R&;D国际溢出。     

我国企业集团背景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文章以我国2007年具有企业集团背景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检验了股权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股权制衡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股权集中与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最终所有者拥有上市公司的所有权、控制权均与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保持股权结构一定程度的制衡,有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企业发展.     

西部地区农业用水效率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DEA中的BC2模型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建立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评价模型,对西部地区11个省2003-2015年的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平均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逐步下降,但各地区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通过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分析,西部地区个别省份具有较高的节水潜力.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分解来看,现有的技术水平下,西部地区很好地实现了农业水资源的节约,但是部分省份农业水资源的节约并未建立在技术水平提高的前提下.     

政府研发支出是否有利于撬动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工业行业企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推演政府研发支出对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及其创新产出的静态影响机制与动态溢出规律，构建了一个从外生到内生的解释框架。以工业行业规模以下中小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首先，中小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有效关系，存在一定的门槛规律。当且仅当研发投入超过特定阈值后，才能释放正向创新产出，而研发投入不足无法形成创新产出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最大瓶颈。其次，政府研发支出具有特殊的动态调控器功能，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存在较为复杂的非线性调节影响。中低适度的政府研发支出能够与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形成互补机制，稀释创新风险，以“挤入效应”共生驱动中小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然而过高强度的政府研发支出则适得其反，会弱化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产出绩效，造成一定惰性依赖。最后，规模异质性检验发现，政府研发支出对大型企业的创新激励门槛低于中小企业，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溢出范围相对更广。     

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ML生产率指数及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及ML指数测算了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然后通过SYS-GMM动态面板模型研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2004-2013年,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出现倒退且不具收敛特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尽管如此,仍有一半左右的工业行业在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②较高的技术水平、合理的产权结构能显著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资本深化、不合理的能源结构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③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尚未越过“波特拐点”,外商投资能提升技术进步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还未发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规模并无直接关联.     

中国高技术产业垂直专业化的生产率效应

本文选取中国高技术产业1995-2008年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TFP进行测算和分解。在考虑R&D投入、贸易开放度和产权结构的条件下,运用动态面板GMM方法,考察了垂直专业化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显示,垂直专业化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TFP、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国有产权的过于集中不利于生产率增长;此外,R&D人力投入对技术效率产生负向的影响。     

中国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以1997～2007年中国大陆29个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其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分解.进一步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的相关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效提高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的前瞻性建议.     

我国省级财政研发支出效率的评价

科技研发对技术创新及长期经济增长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文章采用三阶段Bootstrapped DEA方法对我国2010年31个省级财政研发支出效率进行了评价.实证研究表明:外生环境变量如高等教育投入、设立研发部门的企业数以及中东部区域因素有助于财政研发支出效率,而人口数量和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变量无助于该效率的提高.另外,随机因素对财政研发支出效率的冲击也不容忽视.在控制了外生环境变量干扰和随机因素冲击后,我国省级财政研发支出存在23.3％的投入浪费.影响地方财政研发支出效率的内生因素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绿色技术创新、股权结构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重污染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同时将股权结构分为股权制衡度和股权集中度,检验其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基准回归下,绿色技术创新能够显著促进重污染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通过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股权制衡可以强化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而股权集中则会弱化这一效应;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无环保投入及规模较大类型的重污染企业中,绿色技术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以及股权结构的调节作用均表现得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