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故城古墓考

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所著《洛阳故城古墓考》 ,是 2 0世纪 3 0年代洛阳金村 8座东周大墓的原始记录 ,主要记述了金村大墓的平面分布、墓葬形制、结构以及随葬器物等 ,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     

两汉之际气候变迁与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的繁荣

气候变迁作为基本生态条件的变化影响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也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历史走向。两汉之际的气候变迁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的背景。当时,北方大量移民南流。王莽设定“五都”,而“洛阳称中”,已经承认关东的经济地位。王莽经营“东都”的规划因新莽王朝的覆灭而终止,却在东汉王朝建立之后由刘秀实现。于是东汉一代,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空前繁忙。大量胡商真正进入中原,洛阳成为他们贸易活动的中心。胡商活跃的历史记录,洛阳已经远远超过长安。洛阳因此成为国际化都市。北匈奴使团请求与“西域诸国胡客”一同前来洛阳,是贸易史及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史上的重要信号。在执政集团上层的带动下,洛阳士民在消费生活中也喜爱来自西北异域的产品,诸多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现象。这一情形,体现了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的历史作用,而中原河洛地方长久的文明积累,也影响了世界史的走向。     

齐瓦当艺术论

齐瓦当是指带有齐国文化色彩的瓦当，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汉代的齐国及周边受齐文化影响的地区所发现的瓦当，其基本范围在今山东省境内。齐国瓦当纹饰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无论是题材内容的选择，还是整幅画面的布局以及形象的塑造，都具有不同于别国的艺术特色。齐瓦当以其特有的内容、新颖的构图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所附着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文明甚至远古文明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巫山东周楚墓浅析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巫山是一个文化积淀丰富的地区,留下了丰富的古人类活动遗迹,有专家分析,这一带可能是古代巴人活动的中心区域。然而最近十多年来,在巫山发掘的东周楚墓在数量上多于同一时期的巴墓,对巫山地区东周楚墓墓葬的形制、随葬赛物及组合等进行研究,可以对该地区东周时期楚文化的西进及巴楚文化的交流提供重要线索。     

论东周陶器的美学特征

东周陶器在造型上,栩栩如生的仿生造型使器物富有生活气息,而传统的几何造型更是由抽象、规范走向纤细、玲珑;纹饰上,纹样装饰的写意性、象征性减弱而写实性增强,反映现实生活的写实性图案普遍盛行。而绘画、雕塑、漆艺等多种艺术技法的综合运用,点、线、面的娴熟把握,使得陶器纹饰与造型妙合无垠,相得益彰。东周陶器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对美的自觉追求,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审美趣味。     

两汉“周公辅成王”历史形象的变迁

两汉之际,由于王莽当权时极力宣扬“周公称王”的历史纪录,并将周公的历史形象和王莽本人的政治形象几乎融为一体,作为儒家先驱的周公形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为了恢复汉朝的正统地位、巩固君臣之间的尊卑伦理,东汉政权开始重新塑造世人对“周公辅成王”这一历史形象的认知,使一位曾经“践祚当国”的风云人物转型为始终克己复礼的本分忠臣.     

中原地区东周彩绘陶器装饰艺术解析

文章通过对中原地区东周彩绘陶器装饰风格的梳理,从宏观的构图题材、到具体性的施纹法则、再到一般个体的装饰布局等多维角度进行艺术解读,充分挖掘其蕴藏的装饰语义,指出东周彩绘陶器装饰具有构图的自然性、色调的多彩性与层次感,并着力于装饰布局上的"物饰人见"性;同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认为,这种装饰艺术特征反映了人们对天人合一、生生不息境界的向往,也是对各尽其用的秩序化社会的追求。     

两汉蜀郡太守考述

蜀郡是汉代西南益州刺史部的主要地方行政区之一。通过考察两汉蜀郡太守及其任内对本郡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不仅有利于研究汉代的地方官制,还可对现今该地区的经济、教育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两汉民俗区研究

民俗的重要特征是地域性,民俗区研究对研究区域历史文化有重要意义。自司马迁起,就开始将两汉民俗区划分为9个,后又有刘向、朱赣把全国划为13个民俗区,17个民俗亚区;今人周振鹤先生重新组合《汉书·地理志》的资料,把两汉民俗区划为三大民俗区域,16个民俗区,15个民俗亚区。以上划分法都有一定的缺憾,应划为四大民俗带:长城民俗带、黄河民俗带、长江民俗带、珠江民俗带。民俗区的形成有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影响,相对南方而言,北方地区民俗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更大一些。     

两汉谶纬与泰山封禅

谶纬是汉代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谶纬在汉代的广为流行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兴起有关。谶纬后被统治者有意识的加以利用,其影响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汉代谶纬治国的特点在泰山封禅中得到明显的印证。     

东汉洛阳对周围环境的改造和利用

东汉王朝在建都洛阳过程中,对周围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和改造。东汉洛阳在都城选址和建设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洛阳周围的地形、土壤肥沃度、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因素;对周围环境的改造主要表现在阳渠的修建、苑囿的建设、关隘以及道路的修整等方面。东汉洛阳对周围环境的改造促进了洛阳的繁荣、城市的美观,同时也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洛阳太学与东汉经学教育

洛阳太学的设立促进了经学教育的空前繁荣。光武帝刘秀对洛阳太学博士官的选拔非常注意 ,并不断完善对博士官的选拔制度。太学的发展 ,使京师洛阳形成了浓厚的经学文化氛围。东汉末“风俗之美”的形成、党锢之祸中党人的种种表现和太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等 ,无不体现了洛阳太学经学教育的社会效应     

东汉洛阳城的特点及影响

都城作为一代王朝的政治中心(或兼具有经济、文化中心功能),在古代城市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都城发展史上具有关键作用的都城洛阳更具重要的意义。东汉洛阳的城市布局体现出继承性与儒家思想的影响。都城东汉洛阳城两宫(城)制度、礼制建筑独立成区等特点对后世又产生重要影响。东汉洛阳作为中国封建王朝都城发展第一阶段承上启下的转折点,在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东汉洛阳自然灾害与政府赈灾年表

在作为东汉王朝都城的166年中,洛阳发生了102次自然灾害,而在此后的30年里没有一次灾害记录。洛阳的灾害记录约占同期全国灾害记录的四分之一,说明灾害记录具有极其强烈的人为因素和政治因素。东汉洛阳自然灾害的种类齐全,除霜灾外,可谓是众灾毕至。位居次数多、为祸烈前三位的灾种为地震、水灾、旱灾。     

论东周秦汉岭南的对外交往与商业意识

利用考古学和文献资料,复原东周秦汉时期岭南与海外和中原内地进行物资交换的历史实际,表明当时岭南人已具浓烈的商业意识;而这种意识的形成,又与接受当时中原内地的文化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鉴》周秦汉纪史源问题

《通鉴》取材丰富 ,主要是对以往的历史文献进行鉴别取舍。将《通鉴》与先前有关文献进行比勘分析 ,对于研究《通鉴》的体例、史源、文献特点以及探索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文献学成就都是有意义的。     

东汉洛阳人口问题初探

东汉时期,官吏、军队等阶层的迁入、迁出使首都洛阳人口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皇室宗族、宫廷服务人员等构成东汉洛阳居住人口。根据文献记载分析,东汉洛阳地区人口约为50万。     

两汉文学批评的文体特征

两汉文学批评从文体形态上,出现了《诗大序》、《楚辞章句序》、《诗谱序》这样一批理论性强、观点鲜明的序文,还有像王充《论衡》的有关篇章及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等,都比较集中地论述了文学批评理论的问题,理论的表述不再停留在片言只语,不再全然依附于诸子散文,较之先秦零散的片断式的议论有了明显的进步,出现了单独成文甚至成书的可喜现象,具有了专题性、经学性、史传性特征。可以说,到了汉代中国文学批评才开始走向独立,有了属于自己的批评文体或言说方式。     

两汉造园要素比较研究

在我国以往的汉代园林史研究中,人们往往重视西汉皇家园林而忽略对东汉园林的研究,或将两汉、秦汉园林混为一谈。笔者从园林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比分析两汉时期的社会背景、审美思想,并将园林创作思想、技法、造园成就等要素进行对比,详细阐述了东汉较之西汉在造园思想和审美的不同之处以及造园技术的进步之处、东汉造园的发展与魏晋士人园林的兴起有着不可忽略的关联,探讨了东汉园林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