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方言中亲属称谓的"同形异指"现象初探

以<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中的词汇材料为参考,从变调别义、轻声别义、元音变化别义、辅音变化别义以及词根变化别义几个方面对"同形异指"现象在亲属称谓中的表现加以分类考察,并探讨其本质.认为同一方言内部可以通过亲属称谓词语音单位的局部变化来区别易混淆的亲属称谓.     

濉溪方言本字考

汉语方言调查中有音"无字"的现象大抵有两种原因造成:一是方言中的某些词语实际上也见于普通话或汉语其他方言,只是这类词语在该方言中的音(义)与其在普通话或者其他方言中的音(义)失去了对应;二是某些词语不见于普通话或其他一些方言,但过去曾被普遍使用。濉溪方言中写不出本字的词语或者是发生了特殊的音变,或者产生了特有的意义,或者保留了古汉语中的词语。方言本字考证需遵循音、义双合的原则,并可用方言间的相互比较加以印证。     

包头方言中的几个特殊语法现象

包头方言与普通话比较有不少特殊语法现象,这里着重谈几个。一、名词包头方言中的名词可以重迭,这是普通话里很少有的现象。词的重迭形式虽然是现代汉语的特征之一,但是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名词的重选形式很少,除了爸爸、妈妈、哥哥、弟弟等这类亲属称谓之外,其他名     

河南方言夫妻称谓的共时描述

夫妻称谓是汉语亲属称谓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夫妻关系的状态及社会文化习俗。本文在调查的基础上,从形式、分类、特点等方面对河南方言的夫妻称谓进行描述,以期为今后的河南方言乃至汉语方言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黎语凤岭话亲属称谓的语言学观察

黎语凤岭话属哈方言罗活土语抱怀小支,其亲属称谓与黎语保定话同中有异。根据目前掌握的语料和文献,凤岭亲属称谓数量多于保定话。凤岭黎语亲属称谓词,尽管有一些是借自当地闽方言,但黎语固有词仍占主导地位。凤岭亲属称谓可上溯至太祖的6代祖辈。构词上,不同的亲属称谓词,声韵母相近的韵律特点,使得复杂的亲属称谓既具韵律之美,又便于记诵;部分单音节词根据民族语习惯组合成并列复合词,用作相关的更大范围的亲属称谓,从而增加了亲属称谓词的数量,也扩大或虚化了一些亲属称谓词的意义。     

汉语方言义位陪义的差异

汉语方言义位差异是通过其间对应词的区别性语义特征表现的,是受社会(含社会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生活、劳动、风俗、习惯)、思维、认知、语言等条件决定的。不同方言相对应义位基本义相同的,其陪义未必相同。文章从情态义、形象义、时代义和外来义等方面讨论汉语方言之间义位陪义的差异。     

大新土语与泰语亲属称谓语文化内涵探究

大新土语属于广西壮语南部方言,据专家研究,壮语南部方言比北部方言更接近泰语。文章通过对大新土语和泰语亲属称谓语的比较研究,分析大新土语和泰语异同及原因,并探求它们曾经历的古代婚制以及原始信仰方面的文化内涵,使人们了解大新壮族和泰族的亲缘关系。     

从方言词语的文化意蕴看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以山西方言为例

语言是文化的载负者。不同特色的文化现象必然会使负载它的语言受到影响,语言的产生与发展也必然会促进和影响人类文化的发展。我们从方言词语所反映出的文化现象及方言对文化的影响便能很清楚地看出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的关系。本文以山西方言的方言词语为例,首先从亲属称谓的差异、词义差异、某些特定词语三个方面讨论了语言对文化的影响;然后从方言中的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物的现象入手进行了分析研究,从而讨论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延边地区朝鲜语亲属称谓研究——以咸镜北道方言话者为中心

亲属称谓在社会交际中具有重要作用。为深入了解延边地区朝鲜语亲属称谓,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以男性话者使用的68个亲属称谓为研究对象,对宗亲的面称与背称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该地区的亲属称谓与其他朝鲜语方言相比,称谓系统相对简单,可分为曾祖、祖、父、己、子、孙、曾孙等七级,固有词占绝对优势;在构词方面,复合式合成词较多;辈分、性别通过不同的中心词和语素加以区别,一般语素位于中心词之前,具有对待最为疏远的姻亲亲属更为尊敬等特点。     

汉语方言"右扩式"亲属称谓词的构词特点

汉语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词非常丰富。文章列举了"右扩式"亲属称谓词的表现形式,总结分析了其构词特点。指出"右扩式"称谓词除了"中心语素 词缀"这样的构词方式之外,还有其他的构词方式,如:"中心称谓语素 与之称谓含义相同的语素"等,并指出"右扩式"亲属称谓词中表示姻亲关系的居多,在语音表现上不受双音节基本音步规律的限制,多为三音节。     

汉语方言中表“肉”义ka音节词的来源

西南官话、湘语、江淮官话、平话等汉语方言有一个表"肉"义的ka音节词,常用于儿语中。从声韵调方面看,汉语方言中的ka没有汉语来源。通过与汉藏系语言比较,ka与苗语川滇黔方言十分接近,应来源于苗语。     

亲属排行"满"、"晚"源流浅溯

现代汉语方言有不少以"满"或"晚"表示亲属称谓排行的末者。本文以翔实的语料为基础,通过分析对比,拟从语音、语义两个方面论证该词的源流,确定其本字当为"晚"。     

方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

本文是关于汉语方言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宏观研究，概略地说明了各大方言区在六个方面的不同表现及其与地域文化的历史背景的关系：方言的结构体系是多层次的整合，有的单纯些，有的较驳杂；方言区内部差异的大小则造成向心离心之别；从方言的分布看，有的扩散，有的收缩；方言接触时强势方言和弱势方言有不同表现；方言的应用有的很活跃，有的正在萎缩；方言的演变则有快有慢。     

王夫之论字音

王夫之注重学理,考证字音,倡导反切注音,认识到古今音差异而彻底否定叶韵说,尤其是在多音字的读法方面,反对无别义而有别音,认为方言不可取、"地从主人"不可取的注音观点,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对于我们简化普通话中许多不必要的多音字的处理有启迪和借鉴作用。     

《说文通训定声》“别义”研究

】《说文通训定声》是第一部对词义做全面探究的专著,朱骏声在书中明确提出“别义”概念,将“别义”和“引申义”“假借义”并列起来作为独立的义类进行说解并且使之系统化。朱骏声所界定的“别义：’义项的性质非常复杂,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词义系统内部的混乱。朱书“别义”有的属于连绵词的意义,有的与本义实为同一义项,有的实为同形字的意义,有的实为本义、引申义或假借义等等。     

从“贵义贱利”到及功近利──对传统道德中义利观的反思

“不务张其义”、“唯利之求”，否则，就会因利益纠纷“上下交相诈”，“国不免危削”o。对个人修身而言，“以义制事，则知所利”0，“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保利弃义，谓之至贼””。他强调“义”对于人是须臾不可离之物。人与禽兽之别就在于“义”字，并明确提出君子应当“以公义胜私欲”、“志忍私、而后能公”四这说明道德修养中的义与利比较是要经过思想意识内部的斗争来完成的。儒家中的先秦诸子，对义与利的阐释，都是倡导以“义”为第一，“利”要服从“义”的要求这一观点。但是，他们的“贵义贱利”思想从来就…     

“放置”义动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

＂放置＂义动词从上古发展到近代经历了一个新旧词更替的过程。＂置＂是上古至中古时期＂放置＂义的主导词。到了近代汉语时期,＂放＂在搭配对象、义域上不断扩大,逐渐取代了＂置＂成为＂放置＂义的主导词,沿用至今。现代汉语方言的＂放置＂义动词比通语中要丰富,既有承传词,又有创新词。各方言中使用的＂放置＂义动词反映了不同的历史层次。     

中古全浊上声字在现代方言中的变化

文章通过调查发现,中古全浊上声字在大部分方言中多数已变为去声,在少部分方言中多数仍保留上声,在个别方言中多数归入阴平、阳平,在极个别方言中归入去声与其它调类的数量基本相当.根据全浊上声字的变化比例或变化方式,可将归入同一调类的方言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中古全浊上声字在现代方言中的变化特点主要表现为:(1)"浊上变去"是一条强大的语音演变规律;(2)调型调值相似是全浊上声归入其他调类的重要原因;(3)中古全浊上声字在现代方言中的发展并不均衡;(4)中古全浊上声字在现代方言中的发展尚不稳定;(5)中古全浊上声字在现代方言中的发展受地域影响明显.     

兰州方言的语汇特点

兰州方言是北方方言内部的一种地方分支,兰州话与普通话在语音,语汇语法方面都是大同而小异的,其中语音差异比较明显,(见拙文《兰州方言与普通话的语言差异》,载甘肃《社会科学》83年第四期),而语汇方面的差异没有语音那么突出。近几年来,笔者在教学和生活中注意观察、对比分析了兰州话的口语语汇和普通话语汇的异同之处,初步认为兰州话语汇的构词语素,构词法和普通话基本相同。兰州话的语汇特点主要表现在一部分词语的词形变化和意义范围方面,即:兰州话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形态变化与普通话不完全相同,量词的使用不及普通话那么丰富、准确;亲属称谓繁多;少部分词语的意义与普通话不同或不完全相同(具有方言义项)。笔者试就这些特点做一粗浅的举例说明。     

向本贵作品中的自造词探析

向本贵小说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多从湘西沅陵方言中来,作家非常善于将家乡的母语和普通话配置在一起,创造出别有韵致的自造词语。他在使用方言俗语时,不仅仅只是原原本本的使用,而是对其进行加工改造,在方言土语的基础上适当加工或跳出普通话常用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