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题画绝句撷秀

宋徽宗赵佶始创画面题诗以后，这种风气，在南来并没有盛行起来，直到元代，其风大昌。有的画家，甚至每画一幅必题诗其上。王士说过：“倪云林每作画，必题一诗。”（《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三）所以，元代题画诗比较多，顾嗣立《元诗选》、陈邦彦《历代题画诗类》，较为集中地收录了这类作品，各家别集中亦可检得。元代画面题诗蔚然成风，这与元代画学鼎盛密不可分。董其昌在《画掸室随笔》中说过：“元时画道最盛。”张丑《清河书画航》也说：“近世谈画，例推元人为第一流。”元代画家于绘事毕工时，兴到神来，每每挥毫儒墨，题诗于画上一…     

唐诗在当时的传播

《唐诗纪事》卷五十记载:“(唐)球居蜀之味江山,方外之士也.为诗捻稿为圆,纳之大瓢中.后临病,投瓢于江曰:‘斯文苟不沉没,得者方知吾苦心尔.’至新渠,有识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十才二三.”孟(?)《本事诗·情感第一》记载:“顾况在洛阳,乘间与三诗友游于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叶题诗上曰:‘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明日于上游,亦题叶上,诗曰:‘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后十余日,有人于苑中寻春,又于叶上得诗,以示况.诗云:‘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风取次行.’”     

曲阜档案馆所藏赵孟頫《骏马图》当是赝品

山东曲阜市档案馆征集到题赵孟頫所作《骏马图》一幅,经专家鉴定为真品。但笔者通过对该画题识的考证,发现该画题识出于伪造,该画实为赝品。其主要证据是:一、该画所题诗作几乎都不是题识署名者本人的作品;二、该画题诗原本是不同画家画作的题诗,有些题诗内容与此画内容无关;三、晋恭王朱?题识所署年月在其卒后。     

李白·崔颢·黄鹤楼

黄鹤楼所题的古诗中，以崔颢的诗最为人称道。有关李白为此而“搁笔”的传说，值得考究，李白在崔颢题诗道已两登斯楼，均有诗作。崔颢题诗后，李白并非很快见到。李白对崔诗景仰之至。《登金陵风凰台》似欲超越，与崔诗互有短长。《鹦鹉洲》则明显学舌，故难以流传。     

谈题画诗

诗与画,可谓是孪生姐妹。在我国文艺史上,就流传着不少“诗画合璧”的文坛佳话。不少画家,为诗人的佳作配画;不少诗人,为画家的优秀之作题诗。这样,“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的语言艺术与“画传诗内情,贵有诗中意”的造型艺术彼此配合默契,浑然一     

唐代题画诗对题画诗体例的开创之功

中国诗与画的融合在唐代取得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进展,唐代题画诗集中反映出了这种进步。它开创和奠定了题画诗的基本体例,使题画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品类得以成立。唐代题画诗的开创之功主要表现在:它拓宽了题画诗的诗体范围,各体齐备,改变了前代仅局限于以四言和五言诗的画赞、咏画诗题咏的局面,尤其是以律诗评画,对诗与画的结合有重要的意义;在题画方式方面,出现了自画自题和画上题诗的题画方式,并基本完成了评画赏画手法上的探索;从题画诗人来看,唐代的杜甫、白居易和刘商为后人树立了三种不同意义的典范。唐代题画诗对题画诗本身的发展和中国文人画的形成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合生琐考

合生是唐宋时期影响较大的一种文艺形式.笔者详细考查了合生与机警、杂嘲、题目、商谜的关联.唐人所说的“机警”,其义即指物题诗之机敏,与宋人所说“指物题咏,应命辄成”的合生,正相一致.窃以为“机警”即是合生之别称.合生与杂嘲,主要内容都是指物成诗,且都以“言词捷给”为上,并无实质界限,故往往并称.“杂嘲”之得名,乃因其内容上的嘲戏性质;“合生”则本于此活动之“应命题咏”的方式.题目,是人物品题,故又称“题目人”;有诗之“题目”,称为“唱题目”,乃以诗歌为“题目人”之方式.因其舍有丑化嘲笑之意,故其实质仍是杂嘲.以诗为形式的商谜叫诗谜,诗是谜面,物是谜底,据诗猜物,而合生则相反,是指物赋诗,故合生与商谜可相互为用.要之,五者相通,交相为用,皆以冲口辄成、恰如其分者为可贵.     

多模态诗画话语的图文意义建构——以南宋马远题画诗《山径春行图》为例

中国题画诗讲究"意境",画中题诗,诗情增添画意,画意映衬诗境,诗画相得益彰。在《山径春行图》多模态诗画话语中,画为视觉艺术,诗是语言艺术,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画融合共生,由绘画组成的图像行为和由题诗组成的言语行为汇合而成一种统一的多模态交流行为共建话语意义。     

水墨有情化佳境

黄福霆的拓印水墨山水画有着中国画的意趣,有着艺术风景照片的实感。水墨在画面上流淌、跳跃、凝结,晕化,层层山恋近景之石肌理毕现,淙淙山泉欲涌出画面。这样使其画有着中国画无法表现的山水实感,充满着自然之趣。他巧妙地利用光线明暗的不同,透视角度的不同,以水墨的干、湿、畅、涩和手的揉、搓、点、刮、勾作为表现画意的手段,给画境以可寄托作者思情情感的真相,在此基础上虚化白云,远山远水,他的画便有一种承载诗意的耐人回味的艺术效果。     

《诗小序》与诗歌“美刺”评价体系的确立

《毛诗小序》是《诗经》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形成于战国孟子一派学者之手。《诗序》对后世最大的影响,是将诗政治化、历史化,并由此而建立起以"美刺"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其意义指向在于国家典礼、时世变迁、政治兴衰以及社会风习等方面。在诗的政治目的性意义指向的表述中,《诗序》实际汇集了诗人之意、典礼用诗之意、诗乐之意、采诗或编诗者之意等四方面的意思。故而引起了后人的种种误解。     

文娱生活

诗的特异功能文刘学明以诗谢客不少作家怕人打扰,特别是上门聊天没完没了。老作家端木蕻良先生上世纪40年代在广西桂林时,曾在住房门口贴了一首诗:"女儿心上想情郎,日写花笺十万行,月上枝头方得息,梦魂又欲到西厢。"原来此诗委婉曲折地表露了杜门谢客之意:埋头写作像热恋     

寄情翰墨 出入中西——记画家周德

骄阳似火的六月下旬,我再次走进画家周德画室。看着挂在墙上的一幅幅作品、翻阅着周德新近出版的一簿簿画册,画面如一首首精美的诗,给人一种清新自然的美感,虽是酷热的夏天,却也能感到一股股清爽之意。今年已经四十有余的周德,执著于画     

郑板桥题画诗文的美学价值

题画诗文是中国特有的文学样式,是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显著特征之一,具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画上题跋不属文人创造,早在汉代,“左图右史”的做法就已常见,但仅限于人物和史实的注明;唐代王维杜甫等人的画赞也颇多,又多是具纸另书;北宋文人画兴起,苏轼等人才气横溢,豪气所之,书诗入画;元、明、清三朝,出现了倪瓒、徐渭、“扬州八家”等一批诗文好、书画亦好的文人画家,使题画诗文走向成熟,也把文人画这一特有的民族艺术形式推向了新的高度。画上题诗跋     

评崔颢《黄鹤楼》和李白《凤凰台》

盛唐诗人崔颢写了首极负盛名的《黄鹤楼》诗: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颗《黄鹤楼》为第一。“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评论《黄鹤楼》诗说:“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宋代李畋《骇闻录》说:“唐崔颢《题武昌黄鹤楼》云:‘昔人已乘黄鹤去……’李太白负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颗题诗在上头。’欲拟之较胜负,乃作《金陵凤凰台》诗。”     

论北宋画学的文学化进程

诗画本一律,诗与画本质上趋同性,但两者的融合过程却漫长。作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唯一的有明确教学制度的皇家绘画机构——画学,实行了以诗立题创意的创作引导,使绘画从单纯的再现性艺术向表现性转化,较好地体现了文化交融、文化变格的北宋独特的时代品性,推动了宋代绘画的文学化进程。     

《题〈呐喊〉》新解

鲁迅《题〈呐喊〉》诗,历来很少争论。读前人注释虽颇多启发,但我仍然感到不甚了了。特别是结句“空留纸上声”,更觉索解为难。这里,姑且谈一谈自己的理解,以期通过讨论,了解全诗命意。《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记载:“山县氏索小说并题诗,于夜写二册赠之。《呐喊》云: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据此,可以知道这首诗是应日本山县初男索题旧作小说而写的。《呐喊》初版于一九二三年九月(收一九一八年至     

古典文学与诗歌融合的诗意山水——论王学仲先生的山水画

王学仲先生将古典文学与诗歌,用书法写入山水画中,他将诗的可读性、书法的抽象性、绘画的具象性有机融合,建构在统一的审美基调中。王学仲先生以其对书法的深厚理解构造画面形式,将山水放在古典文学的语境中思考,将“诗”与“画”互相渗透,使画面体现出浓厚的诗歌韵味和文化底蕴。     

阮籍《咏怀诗》思想内容初探

阮籍是魏晋交替时代正始文坛上的代表作家,所以清人宋长白说:“建安七子之后,断推阮公第一.”阮籍的诗歌创作,主要是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另外《艺文类聚》二六有他的二首四言《咏怀》诗(《全三国诗》辑为三首),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与五言相比,因此我们讨论《咏怀诗》的思想内容,只是就五言而论.我认为阮籍的诗歌创作,原来并不都叫《咏怀》,而是各有其题.《晋书》本传就说过他“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但是臧荣绪作《晋书》,已说他“作五言诗《咏怀》八十余篇”,可见此时阮籍的诗作已统称《咏怀》了.大约在阮籍生前,为了避祸,已把原来的题目如《豪杰诗》者一概删去,而以《咏怀》统一之.没有了题目,诗里所咏的事实就更难以指认,欲因其对时事的可否而致之罪者如钟会之流就更难以下手了.吴汝纶说:“要其中八十一章,决非一时之作,吾疑其总集平生所为诗,题之为《咏怀》耳.”吴氏虽是推测之词,但却是合理之说.     

略论苏轼的“诗画异同”说

诗与画,是“本同而末异”的姐妹花。邵雍《诗画吟》曾发挥“诗言志”、“画存形”的传统观念说:“画笔善状物,长于运丹青,丹青入巧思,万物无遁形。诗笔善状物,长于运丹诚,丹诚入秀句,万物无遁情。”大意是说,诗歌以语言为媒介,长于抒情;绘画以线条色彩为媒介,长于造型。但这并不意味着说,诗就不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画就不能含不尽之意见于象外。从创作实践看,无论诗人或画家,总是情以物兴,物以情观,体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从技术效果看,无论诗歌或绘画,都是形依情则深,情赋形则显,两者合则兼美,离则俱伤。无怪有经验的诗人和画家,一面注意诗与画同中之“异”,力求扬长避短;一面又注意诗与画异中之“同”,力求取长补短,使诗情画意达到完美统一。     

略论苏轼的“诗画异同”说

诗与画,是“本同而末异”的姐妹花。邵雍《诗画吟》曾发挥“诗言志”、“画存形”的传统观念说:“画笔善状物,长于运丹青,丹青入巧思,万物无遁形。诗笔善状物,长于运丹诚,丹诚入秀句,万物无遁情。”大意是说,诗歌以语言为媒介,长于抒情;绘画以线条色彩为媒介,长于造型。但这并不意味着说,诗就不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画就不能含不尽之意见于象外。从创作实践看,无论诗人或画家,总是情以物兴,物以情观,体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从技术效果看,无论诗歌或绘画,都是形依情则深,情赋形则显,两者合则兼美,离则俱伤。无怪有经验的诗人和画家,一面注意诗与画同中之“异”,力求扬长避短;一面又注意诗与画异中之“同”,力求取长补短,使诗情画意达到完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