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县级机构改革的“小机关、大服务”之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县级机构改革必须走“小机关、大服务”之路,即在精简机构的同时,加强服务职能,并根据县级机构的具体情况,逐步地、有计划地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转变观念,强化行政职能,把数量精简与质量提高结合起来     

海南的“小政府、大社会”改革

海南建省办特区初时就进行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其鲜明特色是：精减政府机构,建立平等竞争的游戏规则及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并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巩固改革。其经验和教训是：敢于向“自己手中的权力开刀”,“先立规矩后办事”,改革应尽可能地自上而下。在全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中,海南的超前改革又面临着新的选择。     

社团工作与“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

一、社团的定义和分类 所谓社团,就是按照国家法律或者在政府未加禁止的情况下,由群众自行组织的,以从事某种社会活动为目的的民间团体。(当前我国的社团都是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建立并经民政部门批准备案的。)社团的出现,在我国是近代的事。近代许多社团并非按照国家法律建立,所以,上述定义中所说“或者在政府未加禁止的情况下”,一般是指近代社团。     

《中庸》对“中”、“大”的融合

山东大学2005级文艺学博士生孟庆雷在《儒家的尚“中”与道家的崇“大”———论儒道两家和谐观的差异与融合》的来稿中指出:如果说在《易传》中尚“中”与崇“大”两种思想还处在并行阶段,尚未完全融合,那么到《中庸》则完成了这一融合。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中庸》其主要思想自然是儒家方面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于《中庸》的这一主题思想,朱熹认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中庸…     

经由阳光政府走向法治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理念、制度与课题

公开条例是我国行政公开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和新起点。它是在国内外行政公开法制发展的背景下出台的，其法治基础是民主、宪政、WTO的透明度原则和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公开条例体现了公开、平等、服务、便民的基本原则，确立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公开条例具有诸多值得关注的创新内容，围绕公开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存在着一系列争议问题。一年的实施准备期是学习、提高、清理、实践的过程，有大量准备工作需要认真做好。     

政府理论研究园地的一朵奇葩——读《县级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彭国甫教授领衔撰著的《县级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研究》一书已于2005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亦是他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县级政府行政改革及其管理模式的创新研究是近年国内行政学界一个比较薄弱的研究领域。而我国县级政府在整个国家行政体系中承上启下，处于连接中央与基层、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关键层次和中间部位。因此，充分强调县级政府在国家行政管理中的重要地位，以县级政府管理模式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为基点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为处于市场化、民主化、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县级政府管理模式创新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适用的方法论原则和可资借鉴的模式选择，对于县级政府科学理政、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和促进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需求下通过潜心研究而推出的一项重大成果。通览全书，其显著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府理论研究园地的一朵奇葩——读《县级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彭国甫教授领衔撰著的《县级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研究》一书已于2005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亦是他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县级政府行政改革及其管理模式的创新研究是近年国内行政学界一个比较薄弱的研究领域。而我国县级政府在整个国家行政体系中承上启下,处于连接中央与基层、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关键层次和中间部位。因此,充分强调县级政府在国家行政管理中的重要地位,以县级政府管理模式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为基点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为处于市场化、民主化、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县级政府管理模式创…     

“一个很有意义的举措”——记《湖南科技大学学报》“毛泽东研究”专栏

以教育部启动的名刊名栏工程为契机，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湖南科技大学学报》依据其地域特色和人文优势，倾情推出了“毛泽东研究”专栏。该栏目邀请国内颇具声望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刘林元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萧延中博士为主持人，两位学者统筹专栏工作。在两位学者的通力主持下，截至2005年第4期，这一栏目已经连续推出了11期，刊发了40多篇文章。     

政府、银行、企业“三权分立”——新的经济格局

有关研究部门最近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首要任务是改革国有企业。目前国有企业的运作主要受三方面的制约:一是产权的非市场化管理,二是日常经营活动受过多行政干预,三是缺乏自由选择的金融环境。要消除这个约束,必须加快实现产权管理机制、政府职能和金融体制三个方面的转换。     

《大公报》与“小骂大帮忙”

"小骂大帮忙"是对<大公报>立场的一个评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陆对于<大公报>的这个评价一直持负面态度.本文主要从"小骂大帮忙"的历史渊源、大陆对这个评价的态度变化入手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从另外一个角度正解"小骂大帮忙"评价的立场,并指出"小骂大帮忙"是当时新闻政策下为达到舆论监督的一种策略.     

大有“钱”途的家政服务

投资有限,商机无穷。家政服务公司服务范围有限,而服务内容无穷,只要你能抓住市场的新亮点,投入一份感情,就可收获一份金钱。居室保洁即对住户或商务楼或小型酒店、旅馆做定期的保洁整修,主要有打扫卫生、清洗厨房、清洗抽油烟机和空调、地毯清洗及染色、油漆阳台防护栏、木质地板及石质地板的清洁及打蜡、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家政服务公司一般自备清洁设备和材料。采购速递对于一些出入不便或高楼层住户,采购速递业务就显得很有必要。主人不便时,打个电话给家政公司,限时采购或速递一些物品,并付一定的费用,避免了主人的一些精力和时间浪…     

《管子·轻重》“穀”的经济意义

《管子》一书,旨在经济立国。《牧民》篇开首就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轻重甲》更明白:“故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管子的经济思想与孔孟的伦理规范,法家的法权主义,道家的无为而治,都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在当代也值得批判借鉴。     

《校长权力论——政府、公民社会和学校层面的研究》简介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张天雪教授撰写的《校长权力论——政府、公民社会和学校层面的研究》一书，于2008年3月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7章，31万字。     

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的力作——评《县级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县级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研究》一书是湘潭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彭国甫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最终成果,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发行。该研究课题着力于政府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范畴中的重要而薄弱的环节,以县级政府管理模式为主要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将县级政府管理置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时间链中,地方与中央、中国与世界的多维联系的坐标上进行多视角的比较研究,理论体系严谨、研究手段科学、实践指导意义强。这一研究成果,为处于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建设、…     

“大欢喜”的现代意义与鲁迅意义——以《复仇》为中心

《野草》出现的"大欢喜"概念,出自佛教,但被鲁迅改写其内涵。在"大欢喜"出现频率最高的《复仇(一)》中,鲁迅摒除了"大欢喜"包含的佛教具体义理,但认同其对生命本质的探寻,认为只有接近了生命的真相,才可能真正实现"欢喜";同时鲁迅认同佛教关于"大欢喜"追求的层次性和超越性,认为只有不断的超越,才可能获得真正的欢喜。在鲁迅的精神世界中,"欢喜"成为确证生命和存在的方式,也是鲁迅追求精神独立中具有标识性的存在。鲁迅对佛教经典的改写,有其独创之处,同时也与晚清佛教复兴有很大关联。     

析《诗经》中“有”的意义和用法

从两方面解析《诗经》中"有"的意义和用法。首先解析"有 名词"中,"有"具有以下四种意义和用法:一,"有""无"相对,为动词;二,与表抽象意义的名词组合,构成相对稳定的词组;三,表语助词;四,"有"字用法的个例及其固定结构。其次在"有 形容词"中,提出对传统的"重言"、"X然"、"……貌"训释的质疑,将"有 形容词"中的"有"解作表程度的副词。     

《红楼梦》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近一个世纪的红学，其主要成就是在考证方面，在《红楼梦》研究的“意义”层面则始终未能得到实质性的开拓。这种缺陷突出地表现在大多数研究者对曹雪芹原著和高鹗续书之间的巨大精神质素的差异不能分辨，以及各种远离文本的红学“热点”所形成的“泡沫红学”的虚浮。老一代红学家中，只有鲁迅、胡风和周汝昌认识到“两种《红楼梦》”的精神性对抗之文化意义。百年来对《红楼梦》“意义”的探询评估其大端有二：“婚恋主题”和“政治内蕴”，但无力作出深刻的历史洞见、文化阐释和美学解剖。脱离开中华文化的大背景就不能发现《红楼梦》的真艺术，对《红楼梦》的审美观照仅仅用西方文艺理论的一般小说学是远远不够的。红学的根本突破在于红学、国学和西学的契合。《红楼梦》研究关系到中华民族灵魂的铸造和民族精神的再振，新世纪的红学生力军已经开始萌动和出现。     

“锺”有多大?——新《辞海》一榷

古代常用量器“锺”(今简化字作“钟”)有多大?新《辞海》认为:春秋时齐国的“公量”,以四升为豆,四豆区(瓯),四区为釜,十釜为钟。陈氏(即由氏)的“家量”,以四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田氏代齐后,这种“家量”就成为齐国的标准量器。战国时魏、秦等国也兼用这种量器。《左传·昭公三年》:“釜十则钟。”杜预注:“[钟]六斛四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