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释名》与汉代文体形态研究

刘熙<释名>共八卷二十七类,其中<释言语>、<释书契>、<释典艺>、<释乐器>四类涉及加余种文体,是汉代人记录和训释文体类别最多的著作.<释名>作为一部训诂词典,着眼现实,大大拓展了汉代文体的著录和训释范围,反映了汉代文体的实存情况和当时的文体观念,即重视应用文体甚于文学文体.<释名>在文体的著录范围、声训方法、解释内容诸方面,都对后世文体论著作如<文心雕龙>等产生过一定影响.从文体史眼光研究<释名>相关材料,有助于理解汉代到魏晋六朝之间文体论承上启下的环节.     

从《释名·释饮食》看汉代饮食文化

<释名·释饮食>比较科学地对汉代饮食类词语进行分类和训释.本文试图对其中饮食类词语的训释特点和命名原由进行探讨,并根据具体情况考证其名物的指称,从而揭示汉代饮食文化特征和内涵.     

"尔雅新证"五则

<尔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辞典,书中存在一些错误的说法."尔雅新证"是指利用甲骨文、金文等出土古文字材料来校读<尔雅>的一种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既可以验证<尔雅>中正确的训释,也可以指出讹误之处.<尔雅>中某些训释和郭璞、邢昺注疏存在明显错误.传世古籍的整理工作应该重视考古材料的作用.     

音训释名与《文心雕龙》文体论

音训释名是汉代以来兴盛的一种小学训诂方法,以刘熙《释名》为代表。在经学训诂上有很深造诣的刘勰,将之引入《文心雕龙》文体论中,独创"释名以章义"之体例,并吸收了《释名》及《说文》、《尔雅》及经书中有关文体名称的训释。由于对各种文体更为精熟,刘勰对一些文体的释名,较训诂专书更为精辟、深刻。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就吸收了刘勰对文体的训释。     

《释名》的异名同训现象及其对“右文说”的影响

《释名》里,不同事物名称的训释有时是相同或相近的,我们称之为“异名同训”现象。《释名》异名同训现象在实践上发“右文说”之先声。     

李如圭《仪礼集释》的解经特色

在宋代<礼>学研究史上,<仪札集释>是一部重要的纂集体著作.该书在全文据录郑玄<仪礼注>的同时,又增设"释曰"部分,或是对<仪礼>的某些经文加以阐释,或是对郑玄的某些注语加以笺识,突出反映了李如圭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具体创见.通过对这些"释曰"解经类注语的剖析,可以发见,无论是在训释对象与内容方面,还是在礼经仪文节度的训释焦点方面,或是在先秦儒家典籍的语料引证方面,李氏<集释>都形成了自身独到的解经特色,在整个礼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论邵晋涵《尔雅正义》中的金石证

邵晋涵是金石学行家,重视金石碑刻的搜集和研究,并有意识将金石文字材料运用于<尔雅>的训诂实践.其<尔雅正义>一书计50处引用金石材料,内容涉及校勘经注,训释词语,考索典制,提供异文.在材料甄选上他尊崇金石,但不盲从.他采用的传世文献与文物综合释证方法,开启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先河.     

试论《释名》中不合理的声训

对《释名》中不合理的声训概括为十类,以具体例证进行剖析、阐述,从而既客观展示《释名》这类声训的实貌,又可为正确认识、评价《释名》声训提供可资参考的途径     

《史记》与《释名》声训比较研究

司马迁在《史记》随文注释中,运用了大量的声训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已相当熟练,可与刘熙《释名》这部声训专著相媲美。可是,至今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对《史记》与《释名》中声训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揭示声训在《史记》中的特点和体例,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史记》的内容,并对声训的探源功能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文选》陆善经注简论

<文选>陆善经注是唐代最后一部<文选>注释学成果,是研究唐代文选学的重要文献,可惜没有传世,也未见诸任何公私书目,所以其影响力很有限,远远不能和李善注、五臣注的地位相提并论.19世纪中期,由于日本所藏唐钞本<文选集注>残卷的发现,陆善经注本<文选>才开始为世人所知.从<文选集注>的特征和体例来看,其中的陆善经注是经过删略的,并非陆善经注的原貌.陆善经注在<文选集注>残卷中存量不多,其注释中引典与释词、串释并存,其引典可以弥补李善注.在释词和串释方面,陆善经注既注重释典,又直接解释词义,间有串释大意.     

从《关雎》看儒家传诗的发展

<关雎>一诗在<论语>、<孔子诗论>及汉初的<韩诗外传>、<毛诗故训传>、<韩诗薛君章句>中都有出现,各书给予了不同的解说.对此加以对比研究,可以看到,<关雎>一诗在儒家的传诗体系中,讲解内容逐渐儒学义理化,基于切实情感体验的诗学逐渐消失,代之以儒家经义的渲染和宣扬,在风格上则表现出由平实、引申到夸张、渲染,甚至带有玄幻色彩.这正是儒家诗学经典化策略之一,是对<诗经>传解所作的经学化处理.     

从《释名&#183;释饮食》看汉代饮食文化

《释名·释饮食》比较科学地对汉代饮食类词语进行分类和训释。本文试图对其中饮食类词语的训释特点和命名原由进行探讨,并根据具体情况考证其名物的指称,从而揭示汉代饮食文化特征和内涵。     

陈汉章《尔雅学讲义》稿本述略

被黄侃盛赞为"魁儒"的陈汉章,一生治学贯通经史子集,著述宏富而流布有限,多种稿本未整理.其<尔雅学讲义>稿本三卷,上卷论<尔雅>名义、撰人、兴废以及与<说文>的表里关系,中卷、下卷分说<尔雅>自<释诂>至<释畜>各篇,可谓近代研究<尔雅>最早的专著,在雅学研究史上的价值不容忽视.     

《释名》声训的文化内涵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字词尤可称为文化的密码,诚如美国人类学家普洛格和贝茨所说:“把对语言的分析当作一面文化的镜子,主要集中于词汇”。对字词进行训释,在某种程度上无异就是对它们的文化底蕴进行解码。我国汉代出现的字词训释之书《尔雅》、《说文》、《释名》,分别以义训、形训、声训三种不同方式解说字词,成为研究古代文化的资料宝库。而《释名》一书以其涉及范围的广泛和训释方式的独特,较之《尔雅》《说文》,在文化研究方面有着更为重要的价值。     

词语训释的时代性原则

词语训释忽视词义的时代性,必然导致训释失误。将王维《鹿柴》“但闻人语响”的“响”释为回声,林嗣环《口技》“妇拍而呜之”的“呜”释为亲吻,都违反了这一训释原则。     

程颐《易》学与《四书》学的互释与会通

程颐<易>学在易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程颐在解释<易>学的过程中,除了继承和发挥前人的很多解释方法和成果之外,还创造性地运用了新的解释方法.如将<易>学与<四书>学进行互释和会通,旨在结合<易>学中的形上学与<四书>中的儒家道德伦理,由此为人们遵循和践履儒家伦理道德提供形上学的道德说教.这种方法后来为众多学者所继承,成为<易>学解释学上的典范.     

阐释的权利:《公》、《榖》释例举隅--春秋笔法与今文经学(上)

西方现代阐释学的"视界融合"理论,肯定了接受者对文本视界再创造的权力.这为我们考察今文家对<春秋>的阐释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方法."<春秋>无达辞"虽出自董氏,客观上却是<公><榖>解经与董氏释经共有的逻辑前提.这一逻辑前提不仅为今文家释经提供广阔的阐释空间,同时也道出<春秋>的可阐释性和阐释的无限性的特点.<公羊传>、<榖梁传>对<春秋>"微言大义"、"褒贬书法"的训释,是<春秋>视界与今文家视界相互融合的表现;其"咬文嚼字"的功夫也有益于汉语训诂学、修辞学的建立和发展.     

"胶执门户"还是"批判发明"?——论《四书通》的批判精神兼驳《四库提要》之诬评

胡云峰是元代具有重要影响的四书学者,本文就其生年与<四书通>之刊刻提出新补充,指出胡氏应生于1253年而非1250年,<四书通>原名<四书通旨>,今本<四书通>含张存中加工部分而非胡氏原本.<四库提要>居于反朱学立场,持汉学门户之见,批评<四书通>为"胶执门户之见"等,实属诬枉.<四书通>在推崇<集注>之时,体现出远迈同类的批判意识,对<集注>作了大I批评修正,文本方面有:版本辨正、注音字训、句读名物、史实文献等.义理方面有:改变章句划分、点出矛盾之处、揭露各种误说、采用反对之说、发明未尽之旨等.<四库>集矢于<四书通>的原因在于视其为朱学之靶.该案例启示我们,需谨慎对待具鲜明门户色彩的<四库>之评.     

《文心雕龙》与印度《舞论》之比较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论史上前无古人的巨著,<舞论>则是印度梵语诗学的经典之作.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国家,但两书在创作背景、相关问题的讨论及其体例上均存在一定的可比性.但是比较不是最终目的,通过对<文心雕龙>与<舞论>的比较,我们既要促进中印文论的互证、互释、互补,更要善于发掘本国的传统文化资源,以纠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在世界文坛失语之偏,并探索建设新的文论话语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焦氏易林》与汉代《诗》学研究

<诗>是<焦氏易林>文体与文辞的主要来源.作为齐诗遗说的<易林>,是研究汉代<诗>学演变发展的重要文献;而通过对其文辞名物的考释,有利于佐证毛诗故训,从而正确解读毛诗.<易林>吸收了<周易>卦爻辞言简意赅及<诗>四言韵语的特点,发展成为精炼的四言短体诗.这种独特的创新文体,是汉代经学对文学渗透的体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