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制度框架下的女性政治参与：以欧盟女性团体为例

伴随着欧洲联合进程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欧盟制度框架的变化,欧盟女性团体产生并不断发展,其活动逐渐成为女性影响欧盟层面决策的有效形式。本文以欧洲妇女游说团(EWL)为例考察了欧盟女性团体及其政治参与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欧盟制度框架对欧盟女性团体政治参与的影响。笔者认为,欧盟制度框架为欧盟女性团体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机会,这种机会可以从新社会运动理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视角加以解释。     

欧洲议会决策中的游说集团:内涵、特点及影响

游说集团是欧盟政治中的重要行为体,在欧盟决策机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欧洲议会权能的不断扩大,游说集团开始将欧洲议会作为一个新的影响渠道。欧洲议会也逐渐成为游说集团展开激烈竞争的场所。近年来,针对欧洲议会的游说集团数量有了明显增加,涵盖多种利益相关者,欧盟成员国、甚至第三国和地区都加强了对欧洲议会的游说,游说活动也呈现出多种特点。从民主合法性角度看,游说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充分了解围绕欧洲议会活动的游说集团,不断加强与欧洲议会的关系,对未来进一步提升中欧关系有重要意义。     

欧盟治理视野下欧洲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

欧盟作为区域一体化的成功典范,为治理理论的实践提供了极好的试验场。欧盟治理体系的结构特征在于其多层级性和网络性,相应的制度安排为公民社会组织和其他角色提供了参与机会。在欧洲一体化的扩展与深化过程中,欧盟层面的公民社会组织产生并逐步发展壮大,在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以及社会政策等领域表现非常活跃,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积极参与欧盟政治过程。对于欧盟治理而言,欧洲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也有着特别的意义。     

欧盟发展合作政策政治化方向演进及其原因探析

欧盟发展合作政策是欧盟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面,是欧盟对外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该政策呈现出从以促进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向以实现政治化为主的全方位合作演进的特点。欧盟发展合作政策的特点主要是是基于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欧洲民主化浪潮的引导、欧洲经济的发展以及欧盟层面超国家因素的增加这些原因。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深入,欧盟发展合作政策将越来越具有政治功能。     

论《里斯本条约》对欧盟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影响

欧盟是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积极参与者,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问题。《里斯本条约》的生效有利于原有问题的解决,表现在欧盟正式取得了法律人格以欧盟名义缔结条约,提升了气候变化政策在欧盟内部的一体化程度,组织机构上也有利于欧盟更好地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     

论冷战后欧盟的国际地位

欧盟成立以后,先后建成了经济货币联盟,统一了各成员国的货币,推进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实施,成功实现了欧盟东扩,使欧洲联盟不断得到深化和扩大。随着欧盟实力的提高特别是欧元的诞生,欧盟整体增强了对美、日的竞争实力,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一套区域性集团的发展模式,参与世界经济决策的自主性和能力进一步增强,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由于欧盟成员国对世界政治的传统影响,以及欧盟作为整体的政治潜能的逐步发挥和对世界热点问题的开始介入,欧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不容忽视     

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对人民团体的管制——以浙江省为中心

团体政治是近代以来以各种社团组织参与政治过程为主要特征的一种政治形式.民国时期国家为了便于控制社会,按照职业及地域关系组织各种团体,以控制团体的形式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同时国民政府把组织人民团体作为改良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本文从国民政府对人民团体管理权限的变更,国民政府对人民团体控制的方式及国家同人民团体的互动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     

论东盟与欧盟区域问关系的演变

随着区域性国际组织对外关系能力的增强,区域组织之间的跨区域联系已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东盟与欧盟关系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代表.本文以研究东盟与欧盟关系为出发点,探讨了东盟与欧盟关系从区域到跨区域的演变过程,证明了区域问双边和跨区域多边共存模式对发展东盟与欧盟关系的重要性及作用和意义.     

欧盟在未来解决巴以冲突问题中的角色和作用分析

如何解决巴以冲突是欧洲国家多年来极为关注的问题。但由于欧洲国家长期以来缺乏共同和持续性的外交政策,因而在解决巴以冲突问题上总是一种处于外围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也有限。随着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确立,尤其是21世纪初欧盟—地中海伙伴战略的建立,欧盟加强了对巴以问题的关注,并试图通过政治参与和经济合作的方式,在未来解决巴以冲突问题的过程中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和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冷战后欧盟对东部伙伴关系国的战略演变

冷战后,欧盟对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等东部伙伴关系国的战略经过主动有限接触、积极高调介入和全面深入参与三个阶段的演变,欧盟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显著增强。欧盟不断调整和深化对东部伙伴关系国战略的主要目的是维护东部周边安全稳定,提升地缘政治影响力;减轻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确保能源供给安全;在东部伙伴关系国进行民主扩张,打造示范效应。欧盟对东部伙伴关系国战略的发展方向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外部因素主要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博弈日趋激烈,美国追逐安全和能源利益,俄罗斯维护地区传统地缘政治优势和利益;内部因素主要是欧盟和东部伙伴关系国自身面临挑战,欧盟在多重危机冲击下,凝聚力和吸引力双降,东部伙伴关系国局势动荡,安全赤字严重。面对国际格局演进和世界秩序重塑,欧盟积极推进"战略自主",主动寻求外交战略的地缘政治转向,未来将更加重视周边地区,在日趋激烈的大国博弈中维护自己的利益。     

对集体化时期农村妇女组织工作的思考——以山西省忻县东楼公社为例

妇女组织是提倡解放妇女话语背景下的产物。在集体化这一特殊时期,为发动妇女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农村妇女组织积极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能。它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实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为目标,致力于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政治事务以及维护妇女利益。这些工作对当时农村妇女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妇女组织的工作职能不仅切实维护了妇女群众的利益,同时也赋予了时代特征,表现出的政治色彩较为浓厚。     

政治文明视阈下中国民间组织的政治参与

伴随国家与社会权力结构的深刻变化，中国民间组织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组织载体，推进了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资金、自主性、人力资源、社会声誉是制约中国民间组织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为进一步促进民间组织政治参与，政府必须转变观念，调整职能，健全法律法规，民间组织必须加强自身管理，勇于创新。     

妇联组织履行基本职能的优势与制约因素研究

妇联作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妇女组织,凭借其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拥有其他民间妇女组织所不具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妇联干部对组织的基本职能认知度偏低,对组织的群众性功能认识不足,缺乏赋权妇女的工作理念,是妇联履行其基本职能的内部制约性因素。妇联履行其基本职能的关键为：正确理解组织的“三维交一”工作定位,强化组织的群众性功能;充分发挥组织拥有的政治资源优势,拓展组织的权力活动空间;构建与民间妇女组织的新型合作关系,整合服务妇女的组织资源等。     

近年来中国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研究综述

当前,学者主要从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行为入手,对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现状、影响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诸因素,以及改善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措施等方面作了研究。但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成果还相对比较零散,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农村妇女政治参与问题的系统性阐述,提出的一些改善措施也需要更加具体可行。     

论村民自治中妇女政治参与权的实现

妇女参政议政是妇女政治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但目前农村妇女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政治参与仍处于弱势地位和边缘化的状态,存在政治参与意识弱,政治效能感差的现状。针对这一现状分析了在村民自治中阻碍农村妇女政治参与权利实现的诸多因素,并提出了村民自治中妇女政治参与权利的实现的对策思考,以进一步扩大妇女参加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保障农村妇女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中德妇女比例制之比较

从世界范围来看,妇女比例制被世界上一半的国家普遍采用,以此来促进妇女广泛的参政议政。本研究着重对中德两国在政治领域的妇女比例制进行了对比,发现中国在保障妇女参政权方面存在不足和差距,并根据德国的经验,提出完善中国妇女比例制的建议和对策：将妇女比例制写入宪法和党章;建立法律监督机制。     

对中国妇女参政问题的思考——以后现代女权主义为视角

本质主义的女权主义将＂女人＂等同于有生殖能力,女人基于性而有普遍性。现代女权主义理论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女人们普遍接受压迫和统一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论述。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对现代女权主义基于生理性别的对女性的划分给予了颠覆,认为生理性别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女人是被论述建构和后天模仿的结果。因此解构了对妇女参政问题的认识,如参政妇女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不是所有的妇女都有参政的意识;除非有为妇女而参政的论述出现,否则参政妇女的结构位置不必然出现为妇女参政的主体位置。这些理论再次引发我们对推动妇女参政问题的深入思考,也为在政治领域中推动性别公正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参政的历史回顾

为研究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参政情况,依据大量资料分析其原因、特征和意义。分析认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妇女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地实践着自己的参政权利,呈现出参政主体多元性、参政方式多样性等特点;边区妇女参政对于促进妇女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增进广大妇女对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感、加快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步伐、保证边区的和谐和稳定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为今天的妇女参政、妇女干部的培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山区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及路径选择——以陕南洋县金水镇诸村为例

在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既影响着农村的和谐稳定,又事关中国整个农村政治文化的发展进程。在陕西南部的山区农村,由于农民的参政权利有限,参政渠道单一,参政范围狭窄,参政制度不完备,严重地影响了民主建设进程。大力发展经济,加强民间合作组织和基层民主建设,改善农民政治参与环境,是提高农民政治参与水平,推动整个农村政治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根本途径。     

新时期村民自治中农民政治参与状况研究

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力相互作用、不断消长的过程,也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作为中国社会构成主体的农民的政治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新时期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大致呈现出了参政态度的冷热与参与能力高低并存、制度化参与与非制度化参与并存、参政主体的不平衡与利益取向多样化并存的特点,结合当前村民自治中农民政治参与的特点,从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度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走有序化政治参与道路的对策,即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为农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提供物质基础;构建新型农村政治文化,提高农民参政能力;积极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增强农民利益表达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