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与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以杭州上城社区信息化模式为例

社区治理主体过于单一、资源过于分散、居民社区认同和参与机制欠缺等一直是影响我国社区建设深入推进和社区治理水平提升的症结。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为我国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历史性契机。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二化四网六平台”社区信息化模式实践为例,分析如何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实现社区的复合治理和参与式治理,并形成“国家一市场一社会合作共治”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网络供给模式研究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建设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非常重要。结合网络治理理论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实施网络治理模式的必要性;目前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过程中存在的观念落后、供给机制不科学、供给质量不高等问题制约了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应由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组成网络化供给主体,构建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网络供给模式。     

新时代社区教育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超越

在城市空间中，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是解决社区教育发展难题与优化社区治理机制的有效方案。历史地看，转型期社会时空压缩的复杂境遇呼唤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有机融合，同时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在追求社区居民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上的共通性，亦为二者的互融互进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在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迈向交集的现实中，由于社会结构性因素掣肘，诱发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陷入了定位不清、场域分离、机制模糊裹挟下的困境，致使社区教育优势难以涵化为社区治理效能。基于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事实，需要从厘清目标结构、识别内生动力、优化机制体制方面进行建设，进而推进社区教育深度融入社区治理。     

论我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选择

社区治理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上的运用。随着"单位社会"的解体及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家与社会的界限逐渐清晰,社区正成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在实现社区自治目标的进程中,随着多元主体的兴起及多中心秩序格局的形成,出现了多种社区治理模式。不同模式的差异背后反映出的是主导力量的不同。对于我国现阶段而言,合作型社区治理模式应当成为推进社区治理的基本路径选择。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职能定位

近年来,江苏省在推进社区建设中对社区治理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实践证明,推动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实现社区和谐善治,必须理顺治理主体间的关系,在社区治理中准确定位政府职能。这是因为其一,政府是社区建设的指导者。这需要调查研究和了解社区居民需求,做好社区治理的指导和规划,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并监督社区的发展,进而保证社区建设的有序运行。     

转型期完善社区治理与协动机制的再探讨

伴随着社区“硬件体系”的日臻完善,社区软件支持体系建设开始提上议程.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通过社区治理结构的改革,改善社区工作基础,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期相适应的新社区治理模式,逐步实现政府调控与社会协调相互联动的机制、使政府行政职能与社会自治两者之间形成良性功能互补、政府管理资源与社会协同动力良性互动的新社区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社区治理多元参与的三种模式

社区不仅仅是居民生活共同体,还是城市公共管理责任的回收器和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地。在社区成为社会整合与社会建设的微观组织基础的背景下,原有的社区治理模式无法使社区民主与社区自治建设获得内在生长力,强调多元参与的新社区治理模式已成为发展方向。     

国内外先进社区治理模式的观照及启示

自20世纪80年代社区概念引入我国以来,社区的和谐建设与发展问题相继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原有的社区规划模式和方案已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社区建设实际的需要.为大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比较分析国内外现有先进社区的治理模式,探索创新更为适应我国当代社区发展实际的治理体制机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村改居社区物业治理共同体：逻辑理路、实践形态与优化路径

村改居社区物业治理是国家力量、社区资源与市场规则共同体作用下的总体性治理。当前村改居社区物业治理模式指向市民化视角与国家治理视角。这种治理模式难以突破治理主体权责利失衡、治理事务边界模糊化与治理共同体意识缺乏的固有困境,它也导致社区治理失序与居民参与不足。但J街道红色物业治理实践表明：基层党委制度化形塑的“物业治理共同体”,建构国家—农民—市场的共同体关系,创新主体共治模式,通过治理事务责任落实的组织协商机制与治理主体有效动员的资源整合机制,促成社区规则之治的行政组织载体与社区稳定生态的权责分工结构等治理,填补了以往治理的不足。因此,输入行政性资源,激活政治关联机制;构建协商性平台,畅通物业治理过程;营造共同体意识,提升资源再造能力等成为优化村改居社区物业治理共同体的可行路径。     

社会资本视域下新时代多元化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在社会治理多元化的趋势下,社区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与多案例比较分析法,基于个体性、群体性、情感性、制度性的社会资本特性,总结出精英式治理、第三方治理、合作式治理与契约式治理等社区治理模式。研究发现,新时代多元化社区治理的关键在于挖掘社区社会资本、拓展社会资本的维度、创建可持续的社会资本转化机制。社区社会资本的特性影响了社区治理模式。精英式治理、第三方治理模式侧重于强化情感性社会资本,而合作式治理与契约式治理的核心是构建制度性社会资本。面对不同的公共治理事务,应因时制宜地增强不同维度的社区社会资本。     

村镇社区治理信息化技术路径的创新与实践

村镇社区治理信息化的技术路径是将客观世界中的社区治理事务经过专业技术处理转化为计算机化的流程。社区治理与社区信息化是村镇社区治理信息化技术路径创新的"双核"理论基础,村镇社区治理信息化技术路径的创新策略:明晰村镇社区时空特性进行战略规划,以满足村镇社区信息主体需求为主旨进行系统构建,将村镇社区业务流程优化贯彻于系统构建全过程,从细节入手将"人本善治"目标层层落实。"村镇宜居社区公共管理与服务信息化支撑技术集成与示范工程"是以上创新策略的成功实践。     

村民理事会的基层治理功能及其完善策略

村民理事会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以社区、村民小组为基础建立的新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理事会在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它是农村基层治理的有效载体,是官民合作治理的有益纽带,是信任危机治理的有效制度,是农民参与治理的有效途径。然而,由于村民理事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新事物,仍然存在着与村"两委"关系不够明确,家族宗族势力的不当干扰,内部运行机制的不健全,政府缺乏有效的引导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优化其基层治理功能,从而使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农村基层治理体系更完善。     

社区治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

相对于硬法之治,软法之治更为注重协商与民主、对话与互动,在本质上同社区治理创新的理念相契合。将软法之治引入社区治理创新中需要培育多元主体共治合作、社区行政管理组织指导服务、社区治理主体民主协商等软法治理理念。社区治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具有侧重反映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意志,制定形式多样、简易、灵活、高效,实施依靠“利益诱导-柔性惩罚”机制,制定程序具有更高程度的民主协商性等特征。社区治理创新中法治体系的构建需要从单一的硬法治理模式转向“软硬并举”的混合法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基层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基于结构化理论的分析视角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同样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立足于中国基层治理的现实场域,考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实践,发现其主体多元性、行动协同性和能力聚合性,可以有效适配和契合公共安全问题的来源广泛性、影响扩散性和应对复杂性。同时社会治理共同体结构能够通过能力汇聚机制、规则约束机制和价值引领机制的运作过程形成治理合力和共同行动,从而有序有效地应对和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但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际建设当中,仍面临着主体能力有限参与不足,规矩约束不及不适和价值导向多元无序的现实困境。有鉴于此,可以采用激活培育治理主体、创新完善治理机制以及营造优化治理环境来进一步发挥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基层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协同作用。     

我国社区治理模式探析

运用“理想类型”的型构方法,从“社区自理的效力”“社区治理的效果”两个维度建构了社区治理范式,并对“政府管制型”“政府主导型”“合作共治型”“社区自治型”四种治理范式进行了比较.认为：“合作共治型”是符合我国现实的社区治理模式,未来应从治理的社会基础、主体和行动机制等方面深化对社区治理的认识和理解.     

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平安乡村建设——基于全国11个省(自治区)村庄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平安乡村建设是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与关键,而平安乡村综合治理能力提升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基于平安乡村治理共同体的视角,依据全国11个省(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对平安乡村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有效改善了乡村平安状况,减少了乡村纠纷和犯罪现象。其中,乡村数字技术应用发挥着调节作用,数字技术应用程度越高,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乡村平安状况的影响效应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社会治理共同体主要通过纠纷调解机制、协同共治机制和三治融合机制,提升群防群治能力,改善平安乡村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不同类型村庄的平安乡村建设存在显著差异,社会治理共同体对高社会信任度村庄、宗族型村庄和东部地区村庄的平安建设影响效应更为明显。为此,需要进一步推动村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加强数字技术与共同体的有机结合;强化纠纷调解、协同治理和三治融合机制。     

村务问责:走向村务善治的责任规制机制

随着村域治理环境的变迁,传统的乡村治理理念受到了时代发展的挑战,推动村务管理向村务善治转变是新时期乡村治理机制变革的内在诉求。基于"善治"理论的分析范式,村务治理的可问责性是现实村务民主治理的重要维度。在分析村务问责建制的重要实践价值的基础上,从问责主体、客体、内容和程序4个要素梳理了村务问责体系,进而以村务定责、履责、督责和追责4个环节为核心内容分析了村务问责的内在运行机制,最后揭示了从问责文化的培育、问责法规的完善、问责渠道的拓宽以及问责公开的落实等4个维度的建设和完善来保障村务问责机制的长效发展,以期通过村务问责的建制与完善来提升村务治理的民主性、有效性和持续性,从而实现村务"善治"。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城乡互动机制论析——基于合作治理的研究视角

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城乡互动是实现城乡优势互补、利益共赢、合作发展的有效途径。实现城乡互动必须打破城乡之间封闭和沟通的障碍,实行＂产＂、＂官＂、＂民＂一体的合作治理模式,构建多元合作的治理共同体,搭建多渠道、多形式、制度化的合作治理平台,培育多元复合动力系统,建立全方位的目标、行动引导规范机制和利益保障体系。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与实现事关党和国家政策方针贯彻落实,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有助于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国情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具有系统性、人性化、现代化特征,并呈现出多元化价值导向;从主体结构、主体关系和结构特质三方面对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体系进行剖析,既明晰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逻辑,又从丰富公众参与渠道、强化社区治理意识、健全保障机制、加大社区治理人员和物资投入力度、搭建议事协商平台等几个方面明确了城市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主题·问题·破题:社区精准治理机制研究——基于重庆市L街道的案例分析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精准化已成为社区治理创新的基本方向.完善社区精准治理机制既是适应互联网时代全面提升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也是贯彻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精准回应广大城乡居民需求、精准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目前,社区精准治理机制在主体上存在治理能力不强、在客体上存在需求导向不够、在方式上存在协商协同不足、在工具上存在掌握运用不力等问题.为此,需要通过推行区域化党建、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厘清基层政府与社区关系、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等六大措施来破解这些问题,从而推进社区治理的精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