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清代今文经学复兴源于上书房"讲义"说——兼论今文经学在康雍乾三朝的地位

关于清代今文经学复兴起因,学界颇有讨论.刘桂生、陈祖武、王俊义诸位先生一致认为与庄存与在上书房的"讲义"密切相关.但揆以史实,并不尽然.从康雍乾三朝君主对胡安国<春秋传>的清算及<春秋>公羊学的抛弃,尤其是<春秋>公羊学立嫡理论与清代秘密立储原则的冲突,清楚地表明庄存与在上书房讲述<春秋>公羊学说并不可信.而乾隆前期官员谢济世与孙嘉淦所注经文著作的毁版遭遇,也说明满清君权对于官员注经的警惕.今文经学在康雍乾三朝尤其是乾隆朝的地位,可谓清代政治与学术关系的典型体现.     

《春秋正辞》的成书与清代公羊学的开山

清代公羊学始于庄存与《春秋正辞》,还是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学界一直有争议。本文认为《春秋正辞》在乾隆二十四年之前应已具备一定规模,在乾隆三四十年代应已成稿,其内容主旨与乾隆皇帝这个时段对《春秋》的表述亦有不少契合之处。《春秋正辞》撰著时间要早于《公羊通义》,其刊刻的一再推延一方面是因为庄存与感到与当时的学术氛围不合而秘不示人,另一方面则与该书始终未能完成修订有关。从学术渊源上讲,清代公羊学正是沿着庄存与《春秋正辞》开出的方向发展的,因此清代公羊学的开山之作当属庄存与的《春秋正辞》。     

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下)

二、<春秋经传集解>的哲学思想 如果说杜预的<春秋序>是其关于<春秋>、<左传>研究的理论宣言,那么,<春秋经传集解>则是杜预关于其理论宣言的详尽阐释.按照经学注疏的一般原则,杜预之<春秋经传集解>不能超越<春秋>与<左传>记叙的范围,但其阐释毕竟已经具有了时代的浓厚色彩.     

经史之辨：王闿运《春秋》三传观

王闿运是清末著名经学家,以推尊<春秋>公羊学而闻名于世.他在<春秋>是经而不是史的"经史之辩"基础之上,对<春秋>三传进行褒貶尊黜,认为<公羊>、<榖梁>相发而并存,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春秋>三传现.     

庄存与《春秋正辞》标点疑误举隅

庄存与作为清代常州学和公羊学的开山人物,其《春秋正辞》直接开启了晚清百余年的公羊学思潮,对清代后期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影响。但庄氏素称魁儒,文风奥衍,其著作向以艰晦难读著称。现有对《春秋正辞》的标点,仅体现在两类文献中:一是现有研究该书的论文、论著,常会征引部分原文,并施以标点;二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4年推出该书的点校整理本,是该书的第一个标点本。可惜的是,这两类对《春秋正辞》的标点,皆存在不少疑误,有待核正。     

清代江苏的经学世家及其家学考论

清代江苏比较典型的经学世家有18家,主要集中在扬州、常州、苏州三地.它们的内部组成结构除了代代相传的纵向关系外,还有复杂的横向联系.<左传>、<周易>、<尚书>、<春秋>、"礼学"、"小学"等经学内容,在清代江苏均表现出了家学化倾向.经学世家在时间上和地域上的延伸,发展为以研究汉代经学为主体的地域性学派,江苏境内的吴派、扬州学派、常州学派均是以家族为中心逐渐发展起来的.     

论清代常州今文经学与文学的交融对人文精神的影响

常州今文经学家以<春秋>为研究重点,参照历代公羊学家对<春秋>的解释,阐述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历史信念,表达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和认识,打通历史与现实的精神联系,使<春秋>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在当下的社会得以呈现,从而赋予<春秋>以鲜活的生命力和永恒的价值意义.常州今文经学经过龚自珍、魏源的继承发展,直至康有为借今文经学阐述他的变法主张,成为指导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     

论庄存与的治经特征及传承

庄存与是常州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他继承了董氏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完善了何休公羊传注的＂三科九旨＂,创建了清代公羊学的体系。庄存与在治经解经过程中体现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又兼采古文今文经,建立清代公羊学研究体系。他的两位再传弟子刘逢禄和孔广森也很好地发展了这一特征。     

段玉裁诗经学论略

乾隆朝诗经学总体特征为宋学渐弱而汉学渐强,嘉庆朝诗经学则汉学渐微而宋学复兴.段玉裁诗经学著述之成就许为乾嘉诗经学之代表,当无不可,甚或为"诗经清学"之健者,亦非夸词.段氏<诗经小学>与<毛诗故训传定本>为其诗经学成就之杰构,无论校订文字或经义阐释均为后世之法则.     

《岭南群雅》编者刘彬华生平考略

<岭南群雅>的编者刘彬华是广东著名诗人,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卒于道光九年(1829).乾隆五十一年(1786)中举,嘉庆六年(1801)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旋即绝意仕进,先后讲席越华、端溪两书院凡二十余年.喜吟咏,常参与诗坛雅集,可惜其别集<玉壶山房诗文钞>早已亡佚.他还常以乡绅代表的身份热心操办各种善事,曾主持道光<广东通志>总纂及嘉庆<阳春县志>、道光<阳山县志>和<永安县志>等县志的补修纂辑工作,并主编了两部清中叶广东诗歌总集的代表之作<岭南群雅>、<岭南四家诗钞>,推动了广东诗歌的创作及传播.     

汉代《春秋》学中的朝聘礼之争

礼的分歧是汉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方面。《公羊》与《左传》对《春秋》的诸多不同解释 ,其实即因于不同的礼制观 ,以朝聘礼而论 ,《公羊》与《左传》在时朝年限以及汤沐之邑与朝宿之邑等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分歧 ,这势必影响到二者对《春秋》经文的不同理解。因此 ,理解汉代的礼学 ,对理解汉代的《春秋》学无疑有很大帮助 ,同样 ,汉代《春秋》学也提供了理解古代礼制的有效素材。礼学与《春秋》学的互动关系 ,说明汉代经学的特征之一就是经典互证法     

范宁及其经学成就

范宁为东晋著名经学家,其所撰《春秋穀梁传集解》为现存《穀梁传》最早的注本, 与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并称,是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该书汇集众家之说,并陈三传得失,书中体现出的“择善而从”、“据理通经”的治学态度,更是开启唐宋学者舍传求经,自由研讨的风气。此外范宁对《尚书》和礼学也有相当的研究。     

《春秋》学与建安文士群

建安时期,在国家分崩离析状态下形成了六个比较重要的文士群。考察建安文士群的聚散分合及其言行事迹,与《春秋》学有着极深的渊源。特别是《春秋》左氏学,更是受到各大文士群的普遍关注,完成了东汉以来《春秋》古、今学兴衰的最后转化。建安史传、史论作品借鉴了《左传》编撰体例。建安作品多以"《春秋》大义"作为行文立言的依据,几乎形成了无《春秋》大义不成文的态势。建安作品用典隶事多采《春秋》经传(尤其是《左传》和《公羊传》),几乎所有建安重要作家都有这方面的运用实例。     

元儒程端学对《春秋》三传的辩驳

程端学是元代一位著名的《春秋》学者,所著《三传辨疑》是攻驳三传的一部力作。在此书中,他综合宋儒孙复、刘敞、叶梦得三派的手法,对三传极尽其攻驳之能事。但同时,对《左传》在叙事和《公羊》、《谷梁》在解释与经义无关的文句及文字训诂方面的长处,给予了一定的肯定。此足以反映了程端学对三传客观辩证的评价风格,而这一点,是古今学者少有能及的。     

从公羊学看儒家政治伦理的尴尬

公羊家独尊《春秋》。以蒋庆先生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继以公羊学为颂扬对象,尽力发掘公羊学的思想资源。公羊学其实非但无助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建设,而且是历代专制主义统治的根源。公羊学将政治神学化和将孔子奉为素王的做法,虽有以道压势的主观意图,但在道统与政统的复杂关系中却又只能沦为王朝政治的婢女。     

离舍与回归:王闿运解说《春秋》灾异的两难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春秋》公羊学者,王闿运在解说《春秋》灾异的过程中,与历代公羊学者言说灾异有较大差异:一方面,他对董、何所创立的灾异说不以为然,欲离舍其“天人相与”的神秘说教;另一方面,他既表现出灾异说的传统思维,又将人事与天象紧密结合在一起,似乎难以忘怀灾异说。这样就形成了王闿运春秋学之灾异说的两难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王闿运尊经意识、今古不分、汉宋兼采的经学特色与对西学模糊认识所致。在晚清经学走向终结的时代,王闿运的“两难”灾异观无疑对此具有消解作用。     

<史记>"孔子生年"索源

自异载孔子生年之《史记》问世,二千余年孔诞之争不决;然,《史记》“鲁襄公二十二年”者,何所据源,诚当考辨析明之。考《世本》载记孔子生年说,纯系子虚乌有。至今所见文献,可为《史记》“孔子生年”载记之源者,惟公、谷二传《春秋》耳;不过司马迁之误解《春秋》历纪,乃助后世曲纪孔子生辰千有余年矣．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石介《春秋说》佚文考论

石介对《春秋》素有研治,撰有《春秋说》一书。考多种宋元《春秋》著述曾征引＂石氏曰＂,而这些＂石氏曰＂即指石介之说,应该都是出自今已无从获睹的《春秋说》。就诸书所引,综加辑考,得《春秋说》佚文凡八十四条。这些佚文是研究石介其人其学以及宋初《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宝贵材料。从佚文来看,《春秋说》原书体例大概是先条列所要阐释的经文,再次以解说,形同札记。石介与孙复一样皆不专主一家,对三传及诸家注说皆有取有弃。在褒贬问题上,石介贬多褒少,亦与孙复近似。在具体经说上,《春秋说》佚文与孙复说相同和互补者占据绝大多数,足见二人《春秋》学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不过,石介仍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并非亦步亦趋。     

《春秋》《左传》平议

《史记》中有四处比较集中而详细的记载孔子作《春秋》一事，结合有关资料分析这些记载，不难看出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孔子所作之《春秋》决不是《春秋经》而是《孔子史记》即《孔春秋》。左丘明为《春秋》作《传》一事，先秦并无记载，于史无据。乃汉儒主要是公羊家儒者傅会杜撰出来的，不可信从。《春秋考论》一书的考论是经得起检验的，其学术价值和贡献应该得到尊重和肯定，一味抹煞的态度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