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述评

福泽谕吉(1834—1901)是日本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生于德川末期的下层士族家庭,幼年时期,他的父亲在封建制度下愤愤不平,抑郁而死,从此使他对封建制度产生了反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看清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也认识到日本正面临着强烈的威胁和欺侮,国家的独立难以保障.他深为日本内忧外患的处境而担忧,力求探寻一条使日本通向国家富强、文明开化的道路.他传播和宣传自由民权思想,鼓励日本人民学习科学,兴办企业,争取民族独立和文明开化.福泽谕吉的思想代表了处在上升时期的日本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的文明史观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对日本的启蒙运动有较大的影响,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梁启超"文明进化观"与福泽谕吉"文明论"

梁启超"文明进化观"鉴取了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但二者又有着显著的、实质性的差异:与福泽心悦诚服于西方文明不同,梁启超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是中国中心意识,而且文化问题一直是他关注的重心,这也与福泽民族主义有着根本区别。在梁启超看来,福泽的"文明论"不过是他学习西方思想的一座桥梁。     

试论福泽谕吉的“贸易立国论”

福泽谕吉因提出了"脱亚论"和"文明论"而名闻遐迩.但是,对其经济学说和理论,迄今为止在我国学术界尚未见有研究性论著发表.在日本,福泽谕吉是否对经济学保持和显示强烈关心并无争议.但是,对其经济学说和理论的特质,日本学者却见仁见智.迄今尚无统一认识.作者指出,在福泽谕吉经济思想和理论不断"变幻"的观点中,以贸易为杠杆,摸索构建资本主义体制的方法和策略,强调贸易立国,是福泽谕吉经济思想和理论始终一贯的主旋律和基调.     

试析甲午战争前福泽谕吉的朝鲜政略论

朝鲜问题一直是福泽谕吉关注的焦点之一.甲午战争前,福泽所阐述的朝鲜政略论与日本政府所制定的朝鲜政策大体上不谋而合,认为朝鲜是日本国防上的“防卫线”,且实施朝鲜政略能消除日本国内的矛盾,但其前提是要废除《天津条约》对日本的“束缚”.其朝鲜政略论的实质是,在其具有西方殖民主义特点的文明观的掩盖下,希望以所谓亚洲“文明之先导者”的身份“促进”朝鲜的“文明开化”,并以此来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     

福泽谕吉的"肉食说"及其在日本近代文明史上的意义

福泽谕吉"肉食说"的意义,并不单纯在于倾慕西洋肉食的美味,也不在于对日本传统菜食习惯的简单否定,他的主旨是希望日本尽早达到西洋的文明水平.福泽对肉食的鼓吹,首先从批驳佛教的慈悲思想和日本传统的污秽观念开始,试图从根本上来清除日本人的心灵障碍.从这一层面而言,福泽的"肉食说"也具有对于民众的思想启蒙意义.     

福泽谕吉的爱国主义文明论评说

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积极倡导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著名思想家。他对日本对外开放后如何学习西洋文明而又保持国家独立性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沉的思索,从而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爱国主义文明论。本文在介绍其形成背景和主要内容的同时,试图阐述它的爱国主义特色和对当代社会文明建设的启发意义。     

福泽谕吉与孙中山改良思想比较研究

福泽谕吉与孙中山改良思想比较研究覃启勋１９世纪后期，西方先进文明东渐，来势迅猛。亚洲的中、日两国所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丧权辱国、失去独立而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要么主动吸纳西方文明，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发展民族政治和经济。福泽谕吉和孙中山选择了后...     

福泽谕吉的“文明”历史观刍论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的杰出代表,也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具有一定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家,以“日本的伏尔泰”著称于世。通过明治维新,借助西方文明,日本能够奇迹般地迅速成为举世瞩目的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与福泽启蒙思想的巨大促进作用密切相关。“文明”历史观则是他启蒙思想中最富合理内容和最有进步意义的思想。本文试图就“文明”历史观的产生根源、基本内容、合理因素和历史功过,作一简略论述和剖析。福泽“文明”历史观的产生,并非历史发展的偶然现象,而是日本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首先,它的产生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要求。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     

日本现代化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精神因素——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与日本现代化

日本卓有成效的现代化已经成为历史,成功而辉煌的现代化现今也荆棘载途.但是,对日本现代化成因的探究远远没有结束.美国研究现代化的著名学者布莱克说"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1]日本现代化是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革命",它必然也要经历一个"创造和毁灭并举的过程".被称为"缔造日本近代文明的杰出领袖"的福泽谕吉,他的启蒙思想在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发端过程中发挥了孕育和营造资本主义诸因素、瓦解和毁灭封建思想的主体作用.     

福泽谕吉对日本近代外交思想的影响

被誉为日本近代最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民主主义先驱者的福泽谕吉，在其为日本的独立而积极引进西方文明的同时，又为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侵略外交思想制定了前进的方向。在评价福泽对日本的文明启蒙所作的贡献的同时，对其文明观中的侵略扩张思想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律师执业刑事诉讼困境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较为曲折,近现代律师职业及律师制度是在西方法律文化的介入和影响下渐变而来的,而期间又经历了国内诸多历史、政治变迁的影响。律师制度直接体现了国家的文明发展水平和法制化程度。律师在我国执业刑事诉讼的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不妥善解决律师执业所面临的问题,将对律师职业的发展,乃至国家法治的实现造成现实的障碍。     

希腊哲学精神与西方文明关系初探

文章首先对"希腊哲学精神"和"西方文明"这两个关键词进行界定,然后从西方政治文明、法律文明、物质文明等方面详细说明希腊哲学精神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最后指出要合理借鉴希腊哲学精神这一世界历史遗产,专为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服务.     

迎拒之间:论曾纪泽对公法的认识及运用

曾纪泽公法维权思想是在全方位扩展的资本主义文明与落后的中国古典文明的激烈冲撞中产生的。曾纪泽对国际公法的多面认识具体表现在:一方面肯定公法的现实意义与精神意义,所以主张接纳公法;另一方面,曾纪泽并不迷信公法,而是主张有选择地援用公法,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曾纪泽并无意将公法作为处理与藩属国关系的准则。其对公法既承认又保留的迎拒心理反映了近代知识界对国际法是否可恃的矛盾心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则鉴于中国国势日弱及国际公法在中西交涉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加强了对公法的重视、认识及运用;二是源于对世界强权政治的实质性认识,使曾纪泽对列强主导下的公法有所保留;三则其对包括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在内的中国的制度、法律、文化仍具有强烈信心。曾纪泽对公法的多面认识及灵活运用既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脉络,具有实用性,也受传统思想、个人能力及时代主流的桎梏,存在诸多局限性。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外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社会主义制度文明论略

人们习惯于把人类文明看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和 ,而忽视了人类文明中还有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 ,即制度文明。当前 ,我国推行依法治国 ,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 ,既表达了对制度文明形态的肯定 ,更是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的一种关键性实践。具体来说 ,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应从制度观念、制度文化、制度规则、制度组织等方面全面展开     

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资源

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是民主政治,它不仅是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框架,而且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其后面有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背景。西方政治思想家指出,现代政治文明建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民间社会、公民道德与文化之上,并且是三者有机整合的产物。     

尊重历史事实 避免单线发展——对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思考

马克思的历史观与单线发展的历史观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坚持每一种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承认各种生产方式各有自己的再生产规律。西方文明独特,但不普遍。先发国家有自己本土内部文明的积累过程,后发现代化国家是靠外部力量推动的,所以不能走自发、内生的道路。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既要坚持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又要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     

辜鸿铭论儒家道德文明

在近代西方文明话语霸权的背景下,辜鸿铭以道德与文明的关系为逻辑起点,提出文明的本质为“道德标准”的观点。在中西文明比较视域中,辜鸿铭认为西方现代文明缺乏一个高尚的道德根基,在19世纪商业主义的侵蚀下,西方自由主义文明已蜕化成一种“物质实利主义文明”;而儒家文明以“道德责任感”为道德根基,将道义置于利益之上,是一个有着合理道德根基的成熟的文明。辜鸿铭对儒家文明道德本质及其现代价值的阐发,对我们今天反思儒家道德文明的价值深具启发意义,但其文明观体现出道德本位主义倾向,是一种重德轻力、重义轻利、重精神轻物质的有失偏颇的文明观。     

法治与政治文明关系论

法治与政治文明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方面,法治对政治文明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政治文明是法治的精髓和灵魂。今天,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法治为根本,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充分保障人权、完善权力分工和制约机制,从而实现政治文明的目标。     

中西礼、法之间的语境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和西方文化中的法,都只有在各自的语境里才能被确切地解释和理解。法律文化发源之初,中、西方在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为应对人类共通的问题而作出的不同的文化选择,与中西礼、法之间的语境分殊密切相关。几千年来,中、西之间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的不同,以及在应答有关实在、人性、宗教等方面的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诱致了中西之间的礼、法分疏,而寓于各自语境当中的礼、法之间迥异的价值取向又加深了中、西之间的文化和社会分歧。分别诉诸礼、法的不同语言表述,实际上也展现了人们在中、西各自的社会和历史中不同的生存、生活方式。尽管中华法系已在晚清解体,但为之辩护的礼制语境依然在现实生活中十分隐蔽而顽固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话语。因此,有必要通过与西方法律文化进行积极对话,把深受礼浸润的语境改造为法的语境,以使我们理解法（jus）和法治 （rule　of　law）的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