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形散神不散

林非先生的《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从诸多侧面对散文的创作与批评作了中肯的评价,为近年散文研究最有分量的文章之一。“形散神不散”的争论,是颇为敏感的问题。林先生说:“‘形散神不散’这种主张不能不形成自我封闭的框框。”此评无疑是确当的。 “形散神不散’六十年代后成为散文最热门的命题,被奉为一切散文的普遍特征,指导创作,并泛滥着去评判古今中外的各种散文。这个所谓的散文审美标准到底跟古代的形神理论有什么样的渊源,与现代散文理论关系如何,它是怎样出现的,它行将溃散的自我致命伤在哪里,这是本文想简约探讨的问题。     

形可散,神不可散——关于《形散神不散》的一些话

二十六年前,1961年的5月12日,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笔谈散文”专栏内写了一篇五百字短文《形散神不散》,文中提出的散文要形神兼备、形散神不散的观点,在散文舆论中流布开来,一些大、中学教材或参考资料多有采纳者。有的还加了各种解释和阐发。 最近,林非同志对这篇短文提出了批评,他在文中结合对五、六十年代散文创作的看法,提出“形散神不散”是散文创作中的框子和格套。读了林文,我觉得有提供一些情况,也顺便谈一点看法的必要。     

语文课中散文教学的“形”与“神”

初中语文有许多名家散文名著,如朱自清的《春》,老舍的《济南的冬天》,这些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形散而神不散”, 其教学的要点是把握其“形”与“神”的关系。     

论散文的三重境界

散文有三重境界:一为"形不散神不散";二为"形散神不散";三为"形散神散"。大境界散文的特征:"和";"形散神散"的散文求"品"。     

散文艺术形象的形神统一

“形散神不散”这个命题自提出以来,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中,尽管人们对它的理解始终是五花八门,歧义纷呈,时至今日也仍然是一团乱麻,但公开表现的却又全是一派赞成的意见。1986年下半年,有的同志在《散文世界》上提出质疑,并未引起怎样的反响,直到最近林非同志在《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一文中旗帜鲜明地对这一命题提出尖锐的批评,才算引起了较大的震动。由于这个命题长期以来存在的理论上的混乱,人们在震动之后,困惑犹存。     

试说《诗·小雅》与《易·卦爻辞》之间的关联

<正> 《诗》与《易》之间有某些关联,这一点,多少年来我已经受到过不少的启示了。尚秉和先生在其《滋溪老人传》中说,“始吾以《易》象失传,故易说多晦;乃浏览《毛诗》新旧各说,其晦黯与《易》同。”闻一多先生在其《说鱼》中说:“隐(言隐)和喻一样,而目的相反。‘喻’训‘晓’,是借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的不明白点”。他又说,“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占卜家的语言中少不了象。诗人的语言中尤其     

杂文植根时代 时代需要杂文

中国杂文有极为悠久的历史传统。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在先秦诸子的哲学散文里,已经可以看到杂文的最初萌芽。”《庄子》《孟子》的某些片断就未尝不可把它们当作杂文来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冯雪峰认为:“在中国古代,先秦诸子的文字都是最好的和最本质的杂文。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散文的正统。”先秦杂文可说是我国杂文发展史上的奠基石,它言之有物,观点鲜明,论证严谨,擅用生动的形     

把“合二而一”与对立统一规律等同起来是超阶级超历史的错误

杨献珍同志说:“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语,‘合二而一’,这句话的意思是物是合二而一的,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合二而一’,(来自方以智[明末人]《东西均》之第24頁),‘有一必有二,二本于一。’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关于对立统一的光辉思想。”(見7月17日《人民日报》)艾恒武、林青山说:“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中国古人是用‘合二而一’(見[明]方以智著:《东西均》)来表达的。”“‘合二而一’正是表达了辯证法的最基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見5月29日《光明日报》)     

对传统散文理论的几点思考

本文在对传统散文理论进行剖析的基础上，从散文的取材、命意、真实性几方面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见解．认为：散文的选材是有一定限度的，它受到散文体制短小和作者视野及情感的制约；散文的命意不能将“形散神不散”作为唯一尺度来规范主题，它应该是多层次、多元化的；散文表现生活只能是基本的真实，在实践中要重视对想象力、创造力和艺术感受力的挖掘和培养．     

到底什么是真理——与吴家麟同志商榷

吴家麟同志在一九七八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概念要明确》一文,说“是想呼吁一下进行学术讨论必须遵守形式逻辑的一个起码要求:‘概念要明确’”。“概念要明确”,这是十分必要的。列宁就说过:“要进行论争,就要明确地阐明各个概念”(《列宁全集》第23卷第344页)。但     

关于“山”,“魂”及其他

《解放日报》在去年七月十二日发表了冯英子同志的杂文《要一点移山精神》,九月十三日又发表了振千同志的批评文章《也要移一移》。对照_看,觉得有几句话要说。 冯文的个别提法,如在谈到山头主义等封建残余时,说“我也但愿它只是一种‘残余’”,这“但愿”两字以及说“象《祸起萧墙》所描写的这些无形的山,显然比‘十八盘’还要难以攀越”,是说得有些过头。但提倡移山精神,有利于四化建设,总的思想是积极的。 振文有些观点,如“今天的‘山’不能与三十年代的‘山’相提并论”,“望‘山’兴     

走出“传统”的围城-谈90年代散文观的转变

建国以后,散文确立了"形散神不散"传统观念;八十年代解构了一元化的传统散文观念;九十年代建构了多元化的散文观念,使我国的散文从"传统"走向"现代".     

孔子天命观和神鬼论新探

一、孔子的天命观是唯物主义的要弄清孔子的天命观,必须弄清孔子是否把天视为神?《论语·八佾》说:“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 ’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可以译为:“王孙贾问道:‘与其好好地祭屋里西南角神,宁可好好地祭灶神,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说:‘不对,冒犯了天,不必祈祷什么神了。”王孙贾与孔子的这一问一答,说明了两点:(1)孔子认为神对天无能为力;(2)孔子没有把天视为神。《墨子·公孟》说:“儒     

一篇值得赞颂的“怪”文章——读《野茫茫》有感

<正> 一九六一年,杨朔从锡兰回国后,曾对其弟杨玉玮说:“我要写一篇‘怪’文章。”在写作期间,他与友人通电话时,也曾说过:“我正在写‘怪’文章。”而后,一篇值得称赞的“怪”文章——《野茫茫》与读者见面了。(引文见杨玉玮同志与笔者的通信)。我认为,这篇散文首先“怪”在它与常见游记体散文的写法迥然不同。游记这种文体在     

《薑齐文集》遗文《惜馀鬓赋》考释--为纪念王夫之逝世二百七十周年作

《船山遗书》中关于集部作品有散文,赋,诗,词,曲五部分。散文各体收入文集十卷中,其中韵文占了半数,而赋在韵文中又占了十分之八九。可以说《文集》除古近体诗外,是散文、韵文的合编。《七十自定稿·自叙》说:“‘诗言志’。又曰:‘诗以道性情’。赋亦诗之一也”。     

论当代散文思潮的发展演变

从思潮的角度来看,当代散文的发展演变主要有两个高峰期,一是20世纪60年代,一是20世纪90年代。60年代的"诗化"散文的主要特征是"形散神不散"、显在象征和营造意境,其代表作家是杨朔。"诗化"散文思潮皈依传统的散文艺术美,对纠正当时直露粗糙的散文倾向有积极作用。90年代散文思潮也呈现多元倾向,分为通俗散文思潮、"文化散文"和"新艺术散文"。当代的散文思潮虽然规模不及小说诗歌,但仍然为散文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历史贡献。     

新时期散文思潮评述

新时期以来,在西方文艺思潮的冲击下,小说、诗歌与戏剧的创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人们眼中,只有散文相对沉寂。事实上,散文内部也经历了“形散神不散”、真实与虚构、“新潮散文”、“大散文”与“文体净化”、“文化散文”、“杨朔模式”与“重写文学史”、“学者散文”等一系列探讨及论争。有些问题至今没有定论,甚至永远不会得出结论。但是,在探讨中,散文的文体特色、创作空间等都在进一步明晰,一向比较缺席的散文理论也得到了建设。在对资料的梳理与综述中,我们发现,散文创作及理论研究还是相对滞后的,它亟需我们的关注。     

我家的“三人小组”

我家有六兄妹,都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都生活在小县城,尽管平时忙于生计像盘散沙,但形散而神不散,家里有事,只要母亲一声令下,招之即来,来之能战。之所以团结一致,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家庭领导班子,母亲无疑是一把手,二哥二姐是“常委”,重大家政均由“三人小组”定夺。父亲是个淡泊得像白开水一样的人物,加上身体欠佳,一辈子除了把工资和退休金如数上     

赋比兴与自然美

“诗言志”,但又不能象散文那样直说,而要通过赋、比、兴,特别是比、兴的手法表达。本文企图说明赋、比、兴是发展的概念,它随着中国古代人们对自然(即它们“言志”的“间接凭藉物”)认识的发展而发展,以期说明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和自然美的艺术形象,是活跃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性中不可分割的两大要素。一对于“比兴”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是基本上仅就《诗经》而论,比如朱熹,他在《诗集传》中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的解释影响很大,至今为人们普遍接受。然而观文识义,不难看出朱熹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只看到了比兴在民歌中最原始和幼稚的形态,而且有把比兴简单化为仅仅是一种手法的倾向。这,比起他的研究《诗经》的前辈来,也是一种后退。汉代郑众在《毛诗正义》中阐述说:“‘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     

儒、道学派同源说

<正> 已故的蒙文通先生曾在《周秦学术流派的试探》一文中,把先秦文化分为三种类型,而“仁义”是分水岭:“我才深信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原来不是偶然举出的几部书。晚周文化本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大概三晋人说历史人物都是功利主义者,而齐鲁人看历史人物多是圣贤,楚同人看历史人物都非常神圣。”“所以儒墨尽管不同,但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却完全相同,他们都大讲‘仁义’也相同。从这里初步看出,‘仁义’是这三方面很明显的分界线。东方人都谈‘仁义’,北方人就反对‘仁义’,说‘仁义’‘迂远而阔于事情’。迂是大的意思,认为这是大而无当的。南方人也反对‘仁’,把‘仁义’看得很渺小,不如道德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