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出场”专题研讨（笔谈）——中国传统哲学当代开展的四个向度

在国学研究繁荣的背景下,中国传统哲学似乎也正享受着它的蜜月期。不过,这并不能掩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尴尬：中国传统哲学应该转换成怎样的现代形式？中国传统哲学能否开出真正的“哲学问题”？中国传统哲学如何兑现它对现代社会的承诺？为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本刊特约数篇文章以示讨论。这几篇文章或从学理的角度提出中国传统哲学出场的路径,或从学科的角度提出中国传统哲学开展的方式,或对中国传统哲学出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探讨,或以现代网络为背帚,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生存发展所面对的新问题和新要求,或以儒学为案例,探讨儒学当代开展的诸种方式。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开展是一项重大而复杂的学术课题,编发这组文章,希望能引起同行与学术界的关注,以便展开更广泛、深入的讨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融合——评张岱年的新唯物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对话的过程中,张岱年将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观念和范畴"综合创新",成功建构了一个由宇宙论、方法论、知识论和人生论构成的新唯物论哲学体系,较好地解释了当时的现实世界.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对话和融合的经验,对于我们当前思考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论儒学与哲学的关系——对任文利先生批评的回应

仅仅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区别为出发点的思想方式,未能进入前哲学、前形而上学的"生活-存在"的思想视域."生活儒学"首先回归作为大本大源的生活、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本源上,才能解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立是何以可能的.在这种本源上,"生活儒学"不仅重建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而且重建作为形而下学的知识论、伦理学.     

中国传统哲学当代开展的四个向度

在国学研究繁荣的背景下,中国传统哲学似乎也正享受着它的蜜月期。不过,这并不能掩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尴尬:中国传统哲学应该转换成怎样的现代形式?中国传统哲学能否开出真正的哲学问题?中国传统哲学如何兑现它对现代社会的承诺?为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本刊特约数篇文章以示讨论。这几篇文章或从学理的角度提出中国传统哲学出场的路径,或从学科的角度提出中国传统哲学开展的方式,或对中国传统哲学出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探讨,或以现代网络为背景,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生存发展所面对的新问题和新要求,或以儒学为案例,探讨儒学当代开展的诸种方式。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开展是一项重大而复杂的学术课题,编发这组文章,希望能引起同行与学术界的关注,以便展开更广泛、深入的讨论。     

论现代新儒学的内在向度--寻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现代新儒学相承传统儒学"即哲学即宗教"的特质,面对在儒学中安顿科学理性精神的时代课题,力图将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统一于心性之"一本",作为其基本的义理归趋.这代表了儒学在现代社会谋求新开展所必有的一次历史性转进.新儒学虽然没能真正实现三者的内在统一,但它从一个侧面对于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中国式的解读方式,直接关涉到了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面对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新儒家的有关理论取向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一起构成了两种正相反对的基本选择,将有可能为人类寻求更健康、合理的存在方式提供某种有益的借鉴.     

冯友兰与儒学研究范式的现代转型

冯友兰是现代新儒学的代表性学者,他一生致力于儒学的世界化与现代化,有力地促进了儒学研究范式的现代转型.他对于哲学使命、哲学方法、哲学命题以及哲学方向的可贵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研究获得了典范意义的符合现代学术体系要求的学科范式.     

何为中国哲学——关于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若干思考

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与如何理解"哲学"无法分离。哲学作为智慧之思不同于特定的学科,但近代以来又获得了某种学科性。同样,对性与天道、成己与成物的无穷追问,赋予中国哲学以不同于具体知识领域的深沉内涵,而当这种追问被纳入作为现代知识谱系之一的哲学史并成为其考察对象时,它同时也被赋予了某种学科的形式。作为历史中的哲学,中国哲学既表现为在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渐凝结的不同哲学系统,并相应地呈现为可以在历史中加以把握、考察的对象,又是在历史过程之中不断形成、延续的智慧长河;前者使之具有既成性,后者则赋予它以生成性。就中、西哲学的关系而言,中西之辩不仅是空间性、地域性的问题,而且更内在地隐含着时间性、历史性的内涵。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延续与近代以前的不同在于:它同时也是中国哲学不断参与、融入世界哲学的过程。     

儒学的特质与儒学的现代存在方式探求

儒学的现代存在方式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其内在根源就在于儒学的特质.儒学的特质就表现为"哲学、政治、宗教的三合一",或者"为学"、"为政"和"教化"的三合一.而儒学的现代存在方式的思考和探求,应该以拆解和超越儒学的特质,应该以"让哲学的归哲学、让政治的归政治、让宗教的归宗教"为前提和基础.从这一前提和基础出发,在儒学的现代存在方式的探求中,最为牵动我们神经的问题,就是作为一种"宗教"的儒学应该而又能够如何存续和发展.而在政教分离的意义上,儒教要想作为一种"宗教"而获得其现实的存在方式,它还需要使自身更为"宗教化".     

哲学一词的中文定型与中国现代哲学地图的形成——中国现代哲学的理论缘起和定型研究之一

西方的philosophy在西学东渐中,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演进,最后以现代汉语的"哲学"一词定型,这个定型史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不但体现了中国、西方、日本三方复杂的互动,而且突显了中国现代性演进中的哲学追求方式."哲学"一词定型之后,由中西交融而生的中国现代哲学,表现为三方面:新儒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方面又体现为三种功用,即西方哲学的学术追求、新儒学的生命境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用.     

论敦煌哲学的建构之路

通过对“中国哲学”范畴建构的历程考察,阐明了“敦煌哲学”成立的可能性.从哲学对思想道路的奠基性作用入手,通过对中国哲学核心观点的分析,以“敦煌性”为出发点,认为“和”可能是敦煌哲学内在特质的核心精神,这将是日后敦煌哲学研究的一个大的方向.敦煌哲学与其说建构,毋宁是发现.     

常与变: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台湾传统儒学

儒学研究在台湾大体上可以分为传统儒学与新儒家哲学两大分支。传统儒学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也出现过十分明显的起伏变化,但总体而言,基本上处于一个稳定而普遍的发展时期,其间两岸的政治对抗并没有影响传统儒学作为中国文化在台湾的存在以及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甚至在一个阶段里,由于蒋介石个人的喜好和国民党当局从重塑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对传统儒学思想大加推崇,而将儒学思想与三民主义相比较而研究。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在现代社会里传统儒学只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体系而存在。在变化了的学术与社会环境里,其自身的存在形态与学术理路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而它与士林哲学的比较与融合过程,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思想相互交汇在台湾学术界的一个集中表现。     

中西之学与世界哲学

将哲学理解为"世界哲学",首先与历史已成为世界的历史这一更广的背景相联系.就哲学本身而言,走向世界哲学,意味着回归哲学作为智慧之思的本原形态.世界哲学在植根于世界历史这一背景的同时,也表现为从人类普遍价值的维度考察世界对于人的意义.世界视域下的普遍视域,同时与哲学自身的发展相联系.从后一方面看,世界哲学进一步涉及哲学衍化的多重资源与多元智慧问题.与之相联系,不能简单地将世界哲学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哲学形态.哲学按其本义表现为对智慧的个性化、多样化的沉思,在世界哲学的概念下,哲学的这种品格并没有改变,世界性与多样性、开放性、过程性将在世界哲学的历史发展中不断达到内在的统一.     

论现代新儒学的内在向度——寻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

现代新儒学相承传统儒学“即哲学即宗教”的特质 ,面对在儒学中安顿科学理性精神的时代课题 ,力图将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统一于心性之“一本”,作为其基本的义理归趋。这代表了儒学在现代社会谋求新开展所必有的一次历史性转进。新儒学虽然没能真正实现三者的内在统一 ,但它从一个侧面对于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中国式的解读方式 ,直接关涉到了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面对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 ,新儒家的有关理论取向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一起构成了两种正相反对的基本选择 ,将有可能为人类寻求更健康、合理的存在方式提供某种有益的借鉴。     

儒学应该如何面对哲学

在近年来的儒学研究中,不时冒出“汉话汉说”、“回到思想史”的声音,“去哲学化”似乎已成为一种风气。然而,这一风气实质已忽视了中国精神传统中的哲学存在,使儒学放弃了回应西方哲学的主动性,并剥夺了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的资格和能力。仅仅迷执于自己的话语系统,片面强调一旦走出自己的话语系统就不是其自身而失去了效用,则必然导致话语依赖和不同哲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进而忽略人类精神的共性。儒学并不应拒绝抽象化、普遍化的哲学提升。     

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廊--论哲学创新的原则与方向

创建一条跨学科、重问题、共话语和自觉沟通与配置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各学术资源的哲学走廊是21世纪中国哲学应对挑战走向创新的战略性选择.中国哲学走廊应当是一种启发性哲学、交往性哲学、对话性哲学,它的作用在于鼓励不同领域的思想者、行动者参与对话,并在对话中发出自己有创见的声音,通过对话扩大和促成交流、创造和共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建构哲学走廊也就是建构中国哲学新形态的话语系统.     

从犹太对话哲学解读“有朋自远方来”

借助当代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和E·列维纳斯的对话哲学,分析《论语》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它指出朋友间的对话是快乐的、伦理性的,既有"我-你"对话的维度,也有"我-他"对话的维度。在孔子儒学中可以发现类似于犹太哲学家所说的对话哲学,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孔子的儒学为对话的儒学。从犹太对话哲学的视界解读《论语》,开掘对话儒学的可能性意义,也许是《论语》诠释的一个新向度。     

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哲学——论宋明新儒学的哲学特色

哲学从大的范畴说只是认识人与认识自然两个方面,中西文化的不同特质,决定了两种文化的哲学在这两个方面侧重点不同.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的哲学.人是文化的核心与本质,因此扩大而言也就是一种文化哲学.从宋代开始的新儒学,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哲学特色.他们对天道、人道的各种探讨,都围绕着:人是什么?怎样立人?怎样成人?这几个核心问题.     

心灵的中和蕴藉——魏晋时期的玄儒哲学

从哲学发生角度比较玄学与儒学的异同,可以发现二者在自然伦理和社会伦理方面的属性差异。魏晋士人越过式微的汉代经学化儒学,重拾先秦人本主义儒学的精神内核,将心灵的中和蕴藉作为联结点,将儒学与老庄学说相结合,从而构成了魏晋玄学。     

哲学的教化与教化的哲学--论儒学精神的根本特质

“教化”是儒学的一个核心观念。但儒家教化的形上学基础是理性人文义的“哲理”,而不是单纯信仰义的“教理”。儒学并未独创一套为其自身所专有的仪轨系统,它所据以施其教于社会生活的仪轨系统,就是作为古代中国社会普泛生活样式的“礼乐”。这种不断经由儒学形上学诠释、点化、提升的礼仪和礼乐系统,具有一种因革连续的历史变动性和对其他宗教生活样式的开放和包容性。它与一般宗教仪式、仪轨系统所特有的固定性和排他的性质,有根本性的区别。儒学的教化,可以称作是“哲学义的教化”。儒学作为“哲学”,其思想的视域是实现论的而非认知性的。     

论儒学与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文化关系的历史发展

儒学与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文化的关系在先秦的孕育阶段,经过深刻的"华夷之辨",处于关系建构、探索奠立时期。汉唐之间由儒学对我国少数民族先民哲学文化思想观念的初始传播到深入影响,有的少数民族的哲学文化、思维水平甚至显现出与一定时期中原儒学文化的交流融通或理论同构性特征。五代十国两宋时期,演进到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文化主体意识增强、各以本民族哲学文化思想观念为母体自主地消化融会儒学,元明清三朝转化创新并涌现出"释儒""伊儒"等少数民族儒学形态。儒学与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文化思想观念"和而不同"、交融互动的关系,由外在到内生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了中国少数民族儒学多元化理论形态的创新性建构,是中华各民族团结统一、和谐共进的重要传统思想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