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开事迹与宋初士林的豪横之气

出身五代旧家大姓的柳开,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科举入仕之初发展顺畅,并在地方官任内颇有业绩。但转换武职后,他的仕途却颇为坎坷,最终壮志难酬。柳开的遭遇与当时朝政转型的大背景有关,同时也与其个人豪横的性情及从政风格脱不了关系,而他身上的这一突出特点绝非个案,其实不过是宋初许多士人豪横之气的一个代表。通过进一步比对同类人物的活动,可以窥视到宋初士风及其演化的某种轨迹。     

宋代古文运动的学术影响与政治后果

北宋初年,社会上兴起了一场旨在复兴儒学的古文运动。这一运动以复古为号召,逐渐由文学而转入子学、经学,最终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儒学复兴局面。古文运动对当时的学术、政治、士风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古文运动在学术上带来一种疑古与开创精神,在政治上引发朝廷内外的变法要求,并促进了士大夫矫厉名节风气的形成。     

宋代荐举与士风

宋代荐举制度在选官中的地位较之前朝后代都有所增重,使其在官员仕进之路中逐渐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兼之制度的不完善,士人为谋求荐举,造成了"奔竞"成风的社会现象.由此在客观上对有宋一代的士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宋代虽不乏在荐举中坚守道德,砥砺士风的士大夫,但在现实环境之中,却虚弱无奈.虽对士林有所激励,却根本无力改变社会现状.荐举之风的不正加剧了士风恶化,不但是一个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制度问题.     

魏晋士风与庄子

庄子与庄子思想对魏晋士风的产生及其各方面均有一定影响。魏晋时期,庄子思想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其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对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文学风格,产生了决定的影响。     

论台阁体与仁、宣士风之关系

台阁体作为明代官方文学的代表,历来受到研究者的轻视。但台阁体的形成,却与明代仁、宣时的士风有密切联系,由此入手;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当时士人的人格、性情与心态。     

北宋士风与儒家名节观

士风与儒家的名节观关系密切,凡是儒家名节观得到切实践行的时期,士风就会处于较好状态,反之,士风就比较差.由于儒家名节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所以专制皇权总是倾向于批判名节.宋仁宗以"近名"、"好名"间接批判儒家的名节,宋神宗则更进一步,直接否定儒家名节观.宋哲宗元祐年间,儒家名节遭到了儒家士大夫自身的批判.元祐党禁把坚守儒家道义的元祐党人贬到蛮荒烟瘴之地,使北宋中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士风被摧残殆尽.     

两汉之际士人与士风

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之后,朝廷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而儒者阿意取容,崇 尚利禄,士风因之大坏。汉末王莽改制失败,儒者借改制寄托理想的愿望落空,心灰意冷, 于是纷纷避世隐遁,隐逸之风大盛。东汉中兴,偃武修文,儒者复出,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     

仁宗朝士人群与北宋中期士风的转变

仁宗时期是北宋士风建设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士大夫群体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保守、萎靡的形象,转而以一种高昂、向上的精神状态示人,对时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士风的转向,固然有范仲淹、欧阳修等文坛领袖倡导的因素,但更多是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群体自觉密不可分。     

宋代初期的士人议边与士风

宋初士人议边过程中体现的边疆观念主要是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但在服事观、华夷观等层面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则最终导致北宋以后“华夷有别”、“尊王攘夷”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士风层面,士大夫议边在整体上反映出当时士风的颓废、低迷态势,但议边活动本身也助长了士大夫改革时弊、参政议政的热情,从而使议边成为砥砺士风的重要推手,而这种推动则足可视为真、仁之际士风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神龙初文人之贬与初唐士风

唐中宗神龙初年,大规模的文人正向遭贬.士风的谄谀成为高宗武后中宗三朝的时代顽症.政治的翻云覆雨、吏治的严于用刑、儒学的衰微和科举取士内容的变化、统治者对士人喜则赏怒则刑的随意处置、士人对功名的强烈追求等等,是这一时期谄谀士风形成的基本原因.     

论唐宋古文体系中“文道观”的传承与转关

在唐宋古文理论中,文道观居于核心地位,对于道之含义的理解,一方面以儒家的圣人之道为基础,另一方面对儒、释、道各家的态度明显不同。两宋时,唐代文道观的基本思想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回归,使唐宋古文运动成为一个整体并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但由于接受语境的变化,历经演进,原有的文道观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和转折。     

科考时文“以古文为法”与古文之复兴

时文"以古文为法"肇始于宋代科考改革,并成为科考制度下历代士子的共识.这种时文法古思潮和创作实践成为古文得以复兴与繁盛的最根本因素,尤其是适应于应试技法的实际需求,极大地推动了古文文法的探讨与总结,促进了古代文章学的兴盛.尽管科考时文屡遭历代学者文士的诟病,但倘若没有科考时文实际需求的催动,古文的复兴与繁盛将会较为滞后.     

明清"以时文为古文"的理论指向

明清时期的"以时文为古文"即"以八股文为古文".其理论概括指向三个方面一是从文章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八股文写作要素有助于古文,丰富了古文的表现技巧;二是从"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出发,认为八股文"代圣贤立言",为古文树立了征圣宗经的榜样;三是从功能和价值判断出发,认为时文有害于古文,降低了古文的品位.对三种不同的理论指向应给予辨证的分析和评价.     

唐代河东柳氏与古文运动

唐代河东柳氏古文家辈出,其古文理论与创作十分丰富。河东柳氏有重视史学的家学传统,以及重礼法、尚质实的家风,学风家风与古文运动的实质颇相契合。唐代河东柳氏与唐代的礼法高门山东士族有密切关系,与古文家过从甚密。河东柳氏参与并影响了古文运动,柳宗元正是在家族文化土壤中成长并成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     

论刘禹锡的中道观及其对文艺思想的影响

关于刘禹锡的哲学思想,以往讨论得比较多的,是以《天论》为代表的“天人交相胜”的观念。但是,从刘禹锡哲学思想与文艺思想的关系角度考虑,更值得注意的,应当是他的中道观。通过具体考察可以发现刘禹锡的中道观跟儒家、佛教思想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并深刻地影响着刘禹锡文艺思想特点的形成。首先,中道观念有助于刘禹锡以辩证的思维方式论述文艺理论问题,立论周备圆通;其次,讲求“时中”与“权变”相结合的中道思想,促成了刘禹锡崇尚通变的文艺思想的形成;第三,刘禹锡注重文艺社会功用的观念,跟强调“用中于民”的中道思想也有非常密切之关系。     

论刘备、宋江和唐僧的"醇儒"化

历史上的刘备是一个充满王霸气质的枭雄,宋江是一个充满力量感的盗跖式的英雄,而唐僧则是一个大智大勇的得道高僧.但作为文学形象,刘备、宋江和唐僧却平庸、无能,缺乏文学感染力.这三个人物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的大异其貌,恰恰是作者在中国古代文化重伦理的儒家精神的深刻影响之下不断进行"醇儒"化的结果.     

义熙伐蜀与晋末宋初政局

刘裕主持东晋朝政期间,曾于义熙二年、九年两次派兵伐蜀。第一次伐蜀的条件并不成熟,其本意也并非在于克蜀,而另有其政治意义。第二次伐蜀,则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而盖州的平定,除了直接造成梁州的回归外,更为日后南北之间的长期对峙,作了奠基。     

清代古文选本的编选、评点及其文学批评意义

清代古文选本的编选和评点活动极为兴盛。从编选来看,提高八股文写作水平是古文选本编选的最终目的;崇尚理学,发挥教化作用是古文选本编选的重要宗旨;古文选本的选家普遍具有教师身份,选本具有便于初学的特点。从评点来看,清代古文选本的评点符号具有特定的形态及涵义;评语内容主要包括对文章历史背景与思想内容的阐释,对文章创作经验的总结以及对文章的鉴赏品评。清代古文选本的文学批评意义主要表现为,古文选本表达了对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的认同;对于认识清代古文宗尚有一定意义;促进了清代古文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宋人御夏"议边"专题文献述要

宋人御夏"议边"专题文献对于研究宋夏关系有重要价值,但绝大多数都亡佚了,王应麟在《玉 海》中对此类文献有集中总结,个别宋人的传记资料中也有记载。     

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是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过程。所谓“语境”问题,是指某一说法得以流行的现实情境,实际上涉及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涉及到时人的认识心理与解释角度。所谓“胡/汉”语境的“消解”,在历史上体现为一个并非与朝代兴亡同步的漫长过程。它一方面是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进程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与认识的演变也是促成这种“消解”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