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动者的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权 ——透视《劳动法》第31条

《劳动法》既有相对稳定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会有所变化发展。而且《劳动法》本身也有争议的地方。主要针对劳动者的辞职自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权展开论述。首先分析了关于此项自由规定的第31条的立法理论基础，然后着重解析理论界与实践中适用第31条的问题与缺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劳动法第31条的完善建议。     

解释与适用──对我国《劳动法》第31条规定之检讨

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是劳动法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涉及合同效力、当事人的合同期待及利益得失等问题,倍受当事人及劳动立法机关的关注。我国《劳动法》第31条规定了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一般情形,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第31条规定过于笼统且存在若干不足与缺陷,主要表现在性质不清、操作性较差、授权不平等、适用范围缺乏必要的限定等方面,在实践中不便于实施且极易产生不利的后果,所以需要正确阐释其含义,明确立法完善方向,寻求司法补救措施。     

论劳动合同中的竞业禁止条款——对我国《劳动合同法》竞业禁止条款的思考

近年来,由于员工"跳槽"给原单位造成利益损失而引发的劳动争议不断,日益引起了人们对劳动法中的竞业禁止条款的关注.为此,2008年公布的<劳动合同法>对竞业禁止也作出了相应的规范.结合我国的<劳动合同法>,文章拟从劳动合同中竞业禁止条款的适用主体、范围、期限及补偿标准等方面来对我国竞业禁止的内容作一番探讨.     

《民法典》中继续性合同解除制度的多元化发展

我国《民法典》规定的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制度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为了避免不定期继续性合同的永久约束、保障当事人的自主决定权和人格自由发展,不定期继续性合同当事人有预告解除权,即不需要解除原因,只要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就可以解除合同。继续性合同强调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在信赖关系被打破或其他原因致维持合同对当事人不可承受时,无论是定期继续性合同的当事人,还是不定期继续性合同的当事人,都可以基于重大原因立即解除合同。《民法典》在个别有名继续性合同中承认当事人的任意解除权,即当事人解除合同既不需要解除原因,也不需要提前通知。任意解除权是完全的解除自由,需要充分的正当性理由。在传统的继续性合同解除制度之外,《民法典》在物业服务合同中规定了定期物业服务合同的业主预告解除权,这是继续性合同解除制度的新发展。然而,定期继续性合同预告解除制度的合理性基础并不充分,而且对契约严守制度的冲击太大,要限制其扩张。     

论《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 --评析《合同法》第39、40、41条

格式条款的出现是20世纪合同法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当今社会,格式条款的适用范围愈加广泛,作用也愈加重要。本文主要从分析我国《合同法》有关格式条款的规定入手,探讨了格式条款的概念、订立、效力和解释问题,并提出了相关修改建议。     

我国劳动法中应设立竞业禁止条款——兼谈弥补我国《劳动法》第22条的立法缺失

竞业禁止作为保护商业秘密的重要措施,早已被各国以立法形式普遍采用。我国《公司法》亦有竞业禁止规定,用以保护公司的商业秘密。但是,随着高科技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量的商业秘密随着掌握其的技术员工或职工离职、兼职而泄露流失,使公司、企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为此,我国劳动法应设立竞业禁止条款,以弥补《劳动法》第22条的立法缺失。     

论新《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的事由、性质与效力

新《合同法》关于解除合同法定事由、因划分标准不统一可能会产生法条宽合的问题,所以准确地适用法律须把握一定的原则。解除合同在性质上属于非违约的一种救济手段。由于合同解除的效力并不绝对地溯及既往,这给当事人实行意思自治提供了空间,也赋予了法官在确认合同解除效力上的自由栽量权。因此,必须有一个判断合同解除有无溯及力的客观标准,才能防范法官自由栽量的主观随意性,公平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浅析运输途中托运人的请求变更权——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08条

本文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并结合案例探讨了理论界关于货物海上运输途中托运人请求变更权的性质的不同看法,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论《民法总则》第111条个人信息保护的法益立场

《民法总则》第111条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文本表述缺乏法定权利的规范外观,其司法适用样态也反映出个人信息侵权难以独立发生。与德国个人信息自决权的“目的性权利”理念不同,我国个人信息的完全私权化既不现实且不必要,应通过保护个人信息这一“工具性法益”,实现《民法总则》第111条中的“信息安全”价值。该条的核心内容“非法”是违反保护他人法律过错认定一般理论向该个别条款的逃逸,《民法总则》第111条由此成为“空心”转介条款,但同时更具包容性与前瞻性。民法典分编相关内容应承接《民法总则》第111条确立的法益保护路径,以信息安全为目标,结合我国信息利用与保护现状,细化个人信息保护标准。     

试论刑事法治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需要法治的确认和保护,以免受到社会其他公民和国家公共权力两个方面的侵犯。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刑事法治观,既要重视刑法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刑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要求,它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保证刑法既能有效地打击侵犯人权的犯罪,又能防止滥用刑罚权侵犯人权。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人权,应当慎重适用死刑和注意“严打”中的人权保障。     

涉外劳动争议中劳动法适用问题

涉外劳动争议主要发生在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动服务和劳动者在境外提供劳动服务的劳动关系中。涉外劳动争议通常是通过劳动仲裁和诉讼来解决。在法律适用问题上,我国目前采用单边冲突规范,规定只能适用中国劳动法,不利于解决涉外劳动争议。建议在一定条件下适用外国劳动法解决涉外劳动争议。     

在物权法中设置居住权的理性思考

居住权是指居住权人对他人所有的房屋以及其他附着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制度确有一定的价值和社会意义,但在我国物权法中设立居住权制度值得商榷。     

论法学教育中的法治精神培养

法治精神作为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中人们对法治进行理性追求和崇敬的思想理念,是与制度层面以及法律实践层面的法治相辅相成的。法治精神是法治社会的灵魂。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匮乏已经成为制约法治现代化的严重障碍。法学教育中重视法学知识和法律技能而忽视法治精神养成培养是当前法学教育的误区。法学教育应当强化法治精神养成教育。     

全面加强维护农民权益的法制建设

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是当前法制建设的重中之重,是事关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问题.当前,农民权益保障方面尚存在诸多问题,应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为此,一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任务,突出维护农民权益这个主题,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村法律体系.二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行政执法,坚持公正司法.三要从体制上、机制上着力解决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大学的法治与大学生权利保护

大学法治要求大学的管理者在处理大学各项事务中必须体现法治精神,依法决策、依法办事,把学校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由于观念因素和制度因素的缺陷,大学生在受教育权、名誉权、隐私权、财产权、申诉权等方面还不同程度的受到一定侵犯.因此,作为管理者的大学还需要更新管理理念,强化法治意识,健全程序法治,推进民主建设,完善申诉机制,落实权利救济.     

刑事法律的冲突与制衡——对刑事法律原则的若干思考

刑事法律原则的确立,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有益于“自由、秩序、民主、公平、正义”等法律价值的生成与实现。立法和司法应当理清刑事法律原则的含义、价值以及诸原则的冲突与制衡,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与法律价值的实现,需要相关法律原则的禁止适用加以保障;罪刑法定是罪刑相适应之“罪”与“刑”的法定,罪刑相当,则是刑法明文规定之“罪”与“刑”的均衡;刑罚应当以犯罪行为作为客观基础和基本依据,同时综合考虑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平等并不否定差异,考虑犯罪人个人情况并不排斥责任;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并重,两者互为制约、相互保障。     

论制度环境与控股权的变更

制度环境可以影响股权结构和股权变更的方向。从政府、国家安全和企业理论的角度考察控股权 ,我们可以看到 ,在渐进式改革的中国 ,削减国有股和取消对民间资本的不合理规制 ,促进市场经济发育是一个现实而急迫的问题 ;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 ,必须塑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 ;控股权的存在是因为人们对制度环境的理解和控制能力的不同 ,控股权的转移则可以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 ,又可以改善制度环境。     

论民法与商法的理性品格

民法为商法之母源。民法确立并保障一般人格,而商法确立并保障特殊人格。民法与商法的形式理性都表现为法典之纂制。民法的价值理性在于对人的终极关怀,商法的价值理性在于追求对人格快乐之倡扬。     

论历史规律形成的机制

人类活动与历史规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历史主体与历史活动本身具有层次性和内在制约性;历史活动主体具有物质性;人类活动本身具有主观、客观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