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综合观”与克罗齐的“表现说”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林语堂是一个相当活跃而很有影响的人物,大概没有人比他更西洋化,地没有人比他更东方化。林语堂一贯注意中西文化异同的比较,并强调东西方的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不管是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还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林语堂都力图从东西方互补的角度进行文化综合。这种对东西方文化作综合观的关键在于老庄思想,是老庄思想使林语堂理解的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在一起。     

全球化语境中林语堂的文学史意义

清末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不仅有西学东渐,亦有东学西渐。在文学界,出现了一批立志通过文学创作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作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自诩"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著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在大陆建国后的文学史书写中,受意识形态干扰,林语堂几乎销声匿迹。但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林语堂不仅再次成为学界焦点,还以其中西融通的文化视野和致力于中西文化沟通的写作实践,给当代中国文学以重要启示。     

论《孟子》对《毛诗传笺》的影响

郑玄的诗教思想受孟子影响最深的是"以意逆志"法与以史说<诗>.他在笺<诗>的过程中借鉴并吸收了孟子诗教思想的精髓.孟子认为<诗经>是西周王道教化的产物,可以用<诗>来证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理想王道时代.郑玄接受孟子以史说诗的方法,于<毛诗传笺>中在<诗序>和<毛传>的基础之上总结出了成体系的"正变"说以史释诗.郑玄也继承了孟子"以意逆志"的理论,并加入了他自己的创新,将孟子的"以意逆志"法上升为以"美刺"释<诗>.他将<诗经>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置于解诗的过程之中,从而推求和诠释诗人之志,赋予"以意逆志"更为深广的内涵.     

林语堂与东学西渐

西学东渐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大背景,作为现代作家,林语堂从出生那天起就打上了这种背景的"胎记".然而,林语堂的意义却在于不仅能以其"幽默"超越这种背景,给中国文学注人现代性新质;更重要的是:他以"生活的艺术"为核心,对中国传统文化成功地进行了堪称独步的现代阐释,从而丰富了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品质,从文学上成功地实现了东学西渐.     

孟子"《诗》亡"说的整体之思

传统经学诠释中,孟子的"《诗》亡"说被分解成《诗》的某部分、《诗》流传的某环节或《诗》的某方面功能的衰亡;而孟子本义则是作为文学样式的《诗》与它所指引的政教文明方式的整体式微.注疏通过种种限定造成对孟子本义的割裂式理解.孟子"《诗》亡"包含了文章样式的颓败、经典地位的降格及政治、教化与文明样式的衰微.在王道衰微霸道兴起的政教文明格局中,为王道政治奠基的《诗》经衰亡,指引匡正霸道政治的《春秋》经兴作.     

孟子"仁"论的两面性与终极旨归

孟子的"仁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用"王道"反对"霸道",体现出道德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仁政"也具有功利性诉求,即追求一种长期性的、终极性的大利。为理解孟子仁论的这种两面性,需要把功利分为物质的与精神的两个方面,孟子宣扬的功利是"仁德"之利的方面,其终极目的在于以道德干政。他的"仁政"说试图提供一套能够使执政者统一天下并长治久安的政治方案,希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获利。     

浩然之气 寄意山川——读王首浩先生作品有感

正孟子说:"吾养浩然之气。"公子丑问:"何谓浩然之气?"孟子答:"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的浩然之气,难以用语言表达,但是,可以在山水画中充分体现出来。换句话说,山水画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竖画三寸,当万人之巅,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在万仞之间和百里之迥的纵横之中体现     

孟子哲学是对子思子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兼论子思子哲学及“慎独”与孔子的关系

子思子哲学是先秦儒家哲学的重要阶段。竹书《五行》以成德为主题,并在德之行的基础上子思子区分了“五行和”与“四行和”的两种道德境界,指明“为一”“慎独”是君子“为德”“为善”的工夫。孟子反省、深化和发展了《五行》思想,他所提出的人性善观念为四行成德提供了内在之“善”的本源。孟子又区分了君子和圣人的两种人格,并强调了四行为善说的重要性。在性善说和新四行说的基础上,孟子将子思子的忧思之心转变为四端之心,并以“尽心”为根本工夫。孟子对于《中庸》思想有所取舍,他放弃了慎独说和中和说,而选取了中庸说和诚身说。从宋明儒学来看,《中庸》的思想价值集中在中和说和诚身说上。从《缁衣》等篇的书写体例来看,子思子构造了一个二帝三王相承继及孔子传之的新王道说。孟子的王道论是先秦儒家王道论的高峰。此外,根据安大简《仲尼曰》,“慎独”本是孔子之学,其本义很可能同于《五行》的“慎独”观念;曾子和子思子不过传述和推阐了孔子的“慎独”说。     

宁可居无竹 不可食无鱼

古人造字,将"鲜"字归于"鱼"部,而不入"肉"部,可见将鱼看做"鲜"中极品。孟子更是将鱼与熊掌相提并论:"鱼,吾所欲也;熊掌,亦吾所欲也。"尽管在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老头儿还是很精明地"舍鱼而取熊掌也",但由此不难看出鱼在中国饮食中的地位。不怪孟子大惊小怪,而是当时的鱼可算是食中珍品。《孔子家语》里就记载说,孔子喜得贵子,鲁昭公狠     

妻子与姬妾——《林语堂三部曲》人物论之二

本文从文化视角，深入分析了中国现代华人家庭文化小说《林语堂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妻子与姬妾（情妇），认为这些人物具有儒道融合、中西互补、“二重组合”式的复合性思想个性与文化品格。表现出鲜明的哲理性、象征性、理想性的精神特征与艺术审美特征。集中体现了林语堂儒道融合、中西互补的文化价值观、艺术审美观。同时也表现了作者独特的妇女观、婚恋观与家庭文化观     

“风起于青蘋之末”——孟子性善论探析

作为《孟子》一书的灵魂，性善论的影响至深至远。孟子的人性论建立在人的主体精神日益自觉、人们对人性的探讨日渐深入的基础之上，是对孔子的人性观念的发展。孟子认为，人的善性是一种先天的资质与倾向，通过心的感受与省思得以培养，通过本性来完成天的意志。性善论虽未能有效地行诸当世，却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政治，并为社会锻造出一个士人阶层，最终沉淀于儒家的基本品格之中。性善论还是士人阶层乌托邦精神的根底所在，作为士人价值观的核心，乌托邦精神体现为“道”对“势”的制衡，并在个体人格领域以审美自由的方式获得彰显。     

从语词“心生”说到文论的性情——由字原符号谈起

情性由语根“生”“青”“心”衍生组合而来。由心观生、青,“生”符提携着生命的才情,“青”符突现青春的魅力,由心青组合成的情不同于由心生组合成的性。“生生”的物性是一个较为莽撞的“游子”,心生的人性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慈母”。生生总关性,性情千千结,生命精神的文化永恒地在有关于“生”的物性和有关于“心”的性情所交织成的网状结构上波动,文论精神的情结中有永远也说不完、道不尽的秘密。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浸透了道家艺术精神。这体现在他的想像方式、自然观、命运观以及所展示的自然人性系统中 ,也包含在他的艺术观中三个极重要的范畴“童心”、“生命”和“神性”中。沈从文的道家观点 ,主要不是他潜心研究所得 ,而是他受大自然熏陶所涵养成的一种气质禀赋 ,从自然中悟得而应用于人事方面的一种智慧。     

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再论《小山词》的思想特质和艺术成就

一般对晏几道《小山词》的评价都是认为其在艺术上取得极高的成就而思想内容则较为消极颓废,评价不高。其实《小山词》书写真实的人生失意的悲哀,把词作为书写性灵的独特文体,其中所表现的对生命个体的尊重与平等意识,对生命本身的留恋与珍惜,对生命意义的叩问与追寻,超越了他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完全可以说是他的时代思想的异类,具有现代个体觉醒的思想特质,应予以重新认定。从艺术性上看,《小山词》具有感情净雅、词学观纯雅、用词典雅的"雅"的艺术特征,特别是选用更纯粹、抒情性更强的小令,去芜取精,更为本色当行,使其词沉浸在浓郁的抒情氛围中。因此,无论是思想性上还是艺术性上,《小山词》都以其独特性在词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论孟子道德思想的美德伦理学性质

人性本善是贯穿孟子全部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他的伦理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在孟子看来,道德的根据全在于自身,这就是良心、本心。因此,孟子的道德思想走的是纯粹内向求证之路,从人的内心亲证善端,并以推扩内在的善端的方式来塑造美德,充分体现了以行为主体的道德品质作为思考重心的美德伦理学特征。     

“新新人类”文学的精神走向——“七十年代书写”的文化分析

本文研究“新新人类”即“七十年代书写”的文学精神走向。认为“七十年代书写”中包含着多重含义 :其一 ,它是指一批出生在 70年代的作家以带有新的审美倾向的新文本形式冲击了持续十余年的先锋派叙事话语 ;其二 ,是指非文学写作中出现的文本样式对现有文化秩序构成挑战和不折不扣的轻蔑 ;其三 ,无纸写作的渠道因其前所未有的通畅而容纳了不计其数的青年在业余时间里的思考和随心所欲式的“发表” ,对文化格局的分配与重组起着潜在的影响作用。检视这些文字 ,可以看出“七十年代书写”在“历史叙事”、“自我塑形”方面具有独特的文化症候和精神空白 ,研究并探索其未定性和开放性所具有的“以终为始”的继续书写的问题视域 ,具有重要的意义。     

加强乡土知识教育为构建和谐广西服务

乡土知识教育对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有重要的作用。切实开展乡土知识教学,不仅可以开拓视野、丰富学生知识,还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强化学生"爱我家乡"的情感,提高为地方服务的能力,对建设和谐广西有着重要的人才战略意义。     

“诗穷而后工”的文化成因与晁补之的新解读

“诗穷而后工”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但对这种观念为何大兴于北宋的成因,涉猎者较少。历代文学家及学者对这一命题的阐释多着眼于物质及精神生活层面的困苦磨难对作家创作的重要影响。但晁补之指出,导致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与文学乃非功利活动的本质相关,他更为强调文学的内在独立精神对作家的巨大支持作用。     

现代家族小说中的“老中国的儿女”与国民性批判

伴随着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近现代思想文化界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对新国民精神的呼唤从未停止过。中国现代家族小说作家在对家族生活的思考中将＂家＂与国密切联系在一起,同样贯穿了这样的努力,特别是通过对＂老中国的儿女＂形象的塑造,批判了中国老百姓身上普遍存在的国民劣根性,进而参与到新国家的建设中。     

隋代文宗薛道衡生平事迹考辨

薛道衡历仕北齐、北周而入隋,进入其文学创作的高峰,其代表性的作品几乎都作于此时,为隋代文宗。然而其生平创作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待解决,现存诗文作品与出土文物可补正史记载之不足。围绕其生卒年、生平事迹补遗、重要作品系年三个问题展开分析,可以纠正以往文献的舛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