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特别响，非常近》的图像叙事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小说《特别响,非常近》因其大量插入图像而引发广泛的争议。然而,作为语言或文字外的另一叙事媒介,图像之于小说有其积极的建构意义。小说中的图像呈现单幅图像叙事模式,亦表现出系列图像叙事模式,他们共同构成图像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图像与文本之间形成互文关系,图像与社会历史形成更大的互文关系。故图像叙事具有文字叙事无法比拟的审美效果及深度寓意,成为后“9·11”时代一种特定的基本语言与表述方式。     

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

本文在认同“底层叙事”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女性创作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认为,女性文学的历史并不缺少“底层叙事”,特别是新文学史上的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笔下的底层故事、底层妇女形象成为左翼文学的重要实绩,构成了一种文学传统,因此,在女性文学领域“底层叙事”久已有之,并非当下的新创构。其次,女性群体与“底层”同为弱势群体,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具有立场和身份的同一性,“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平等心态形成了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的互文性特征。再次,女性天然的母性犹如圣母博爱众生,她们以母性的光芒烛照底层的时候,叙述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互为依存的“母子关系”,同构性自此生成。     

论中国古典“叙事”概念的当代兼容性

中西“叙事”的原初内涵根植于各自文化的源头之中,文化基因的异质性使中西叙事形成了不同的传统.比较而言,西方叙事重“故事”,中国叙事重“历史”;西方叙事侧重于“叙”,中国叙事更加强调“事”(即“史”);西方叙事侧重于时间性,而中国叙事侧重于空间性.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西“叙事”概念走向了互渗融合,并为“叙事”增添了新的内涵:形式与文化互渗、叙事媒介泛化、叙事对象泛化等.这些新内涵其实已经先在地包含在中国“叙事”概念的原初内涵之中,显示了中国“叙事”概念的当代兼容性,也表明在当代背景下研究中国叙事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新时代民生观叙事的方法特征与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政党，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时时刻刻必须以民生为着眼点，通过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人民实际福祉去为中国共产党的民生观进行有力的阐述和叙事活动。从基本原理上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规定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先锋队地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民生为关怀的基本立场，以及形成一种理论化、历史性和制度化的民生观叙事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通过提升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成果的研究拓展能力，而且要以新史学、新史料丰富民生建设方面的历史素材，用法律制度和党内法规体系去为民生观叙事与民生建设建立制度背书，去在理论、历史和法律制度方面开展对中国共产党的民生观的系统展示。     

《左传》叙事视角研究

《左传》作为中国叙事文学的真正起点和开篇,对于中国叙事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引申出如何看待“文史不分”与中国叙事传统的关系问题,以全知叙事、纯客观叙事和限知叙事三个方面对《左传》叙事结构的生成过程进行了辨析;认为《左传》的叙事并非以“文学性”的实现为目的,而是担负“史”的功能,其“文学性”的实现是一种历史的发生,也是一种解释的迁延;同时,在叙事上摒弃了单一的记事或记言的旧制,以“言事相兼”为手段,真正实现了中国历史记叙从账簿似的大事记向以写人物活动的历史叙述的转移,将中国史学记叙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文史互见的基础上,发见了中国叙事的“由史入文”、“允文允史”的基本特质。     

“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线索与话语

以立德树人、铸魂育人和资政育人为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同革命叙事间的互嵌、转译,背后深植有充分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这种叙事转译的基本线索可以概括为“以史为纲”、“以德树人”与“以纪律人”,它们通力呈现革命叙事中的历史事实、精神智慧、法纪要求。在方法论层面上,做好“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应当处理好“灌输”与“交流”、“理论”与“实践”、“社会性”与“学术性”的话语模式关系,在叙事转译及其宣教扩散中做到以情动人、以理助人与以学服人。     

西方记者延安叙事研究

西方记者延安叙事方式主要是叙事聚焦和叙事结构。叙事聚焦从不同视角描述延安人物和事件,包括内聚焦、零聚焦、外聚焦三种形式：内聚焦表现为追溯往事与自我体验的“二我差”,零聚焦跨越时空和切换视角地解读大型历史事件,外聚焦含蓄冷峻描绘深意场面和蹊跷事件。叙事结构强化延安书写的因果联系和比较意蕴,采用框架叙事和嵌入叙事两种方式,前者展示延安风貌和精神气质,后者拓展外延和深化主题。叙事聚焦和叙事结构交互作用,对历史赋形释义,彰显红色理想的政治隐喻和情感功能,凸显延安叙事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重叙事建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做到“深”“细”“实”“活”,将宏大的国家话语进行“降维法”实践与应用,突出人民群众在推动民族历史发展与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以普通大众为主体的小叙事作为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突破口,弥合政府叙事的风格单一性、概念抽象性、宣传垂直性的缺漏。要贯通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小叙事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宏大叙事,促使大众通过日常叙事主动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热情,使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相得益彰。在大叙事与小叙事的循环互构中,确证与阐释中国特色发展的成效和道路优势。在故事的书写、传阅和共议中加深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解和责任承担,最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自觉自强的行动实践。     

从“记事”到“采事”——论六朝志怪小说的叙事视角

中国古代历史叙事与“记事”活动的历史渊源,使其以客观旁观的全知视角来体现所叙事件的真实性。但是承袭历史叙事而来的六朝志怪小说,基于所叙事件的“采录传闻”性质,从“采事”的立场运用限知视角,使无法征实的事件在表面上具有了真实性的特征。由此,六朝志怪小说作者在不悖离历史叙事真实性要求的前提下,能够通过限知视角进行文学性的虚构叙事。     

以《晋绥日报》副刊为例谈群众英雄的叙事策略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使得文艺大众化、通俗化成为时代主潮,群众成为最重要的角色进入到文学视野与此形成独特的对话关系。正是在这一时代语境中构成的“政治建设”的整体性探究,产生了由对个人力量的表述到集体概念的重视。“群众英雄”的政治认同成为了阐释历史中心事件的话语力量。通过英雄平民化的政治路径呈现了抗战文学叙事的双向交流动程,继而寻找开拓新英雄主义叙事空间的策略。     

生活化的历史叙事——从凌力创作看近年来历史小说的生活化叙事倾向

凌力的“百年辉煌”系列及《梦断关河》等历史小说，重视书写日常生活情景、家庭伦理亲情及个体情感欲望等，体现了近年来历史小说创作的生活化叙事倾向。它有利于营造真实的历史情境与历史氛围，丰富作品的审美特性，使作品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与人文内涵。同时，要求作家既要熟悉和掌握大量相关的历史资料；又要对生活化叙事进行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提升。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的系统阐释

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第三个“历史决议”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系统表述为“十个坚持”,具有突出特点和显著优势。“十个坚持”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有机经验系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过去成功的秘诀,昭示了未来前进的方向。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要团结带领人民主动走向未来,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相统一,坚持理论创新和开拓创新相统一,坚持独立自主、中国道路和胸怀天下相统一,坚持敢于斗争和统一战线相统一,坚持党的领导和自我革命相统一。     

台湾百年话剧中的民族寓言

民族寓言是民族叙事的一种独特形式,台湾百年话剧的民族寓言包括原型叙事、历史叙事和乌托邦叙事等。原型叙事作为文化记忆与集体潜意识的民族寓言,体现在《琴韵千秋》《楚汉风云》《和氏璧》等剧目中,知音、君子、英雄等“原型”意象隐藏着文化特质和人格,以新型话剧形式,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文化精魂。历史叙事作为历史记忆与现代转型的民族寓言,体现在《国姓爷》《阉鸡》《胜利进行曲》《光复进行曲》《牛犁分家》等剧目中,以个人和家庭的故事展现台湾人民在荷占和日据时期集体的反抗斗争和后殖民论述,也展现台湾人民和祖国血脉相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乌托邦叙事作为社会理想与现实指涉的民族寓言,体现在《猪八戒做和尚》《武陵人》《暗恋桃花源》等剧目中,“桃花源”作为中国人理想世界的象征,在台湾剧场重生,创造乌托邦叙事的民族寓言。民族寓言使台湾话剧激活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蕴含集体无意识能量,焕发出更加璀璨的理想色彩和艺术光芒。     

论《蛙》与《百年孤独》叙事意识之互文性——两部作品女性人物比较研究

莫言的《蛙》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无论在叙事情节还是在叙事形式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除了都是极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两部作品均体现了以创造生命为女性宿命的原型意识,对女性以回归自然生命为途径的救赎之道的表述,对侧身于现代性历史之流的个体生命的孤独感的探索,通过两部作品中的核心女主人公比较研究将有助于对两部作品的叙事意识互文性进行探究。     

历史叙事中虚构、想象语境的营造

在中国叙事传统中 ,历史文本是孕育叙事文学的具体母体。形成这种叙事传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便是历史叙事中虚构、想象语境的营造 ,使历史文本具有了的文学素质 ,沟通了历史与文学 ,为今后小说创作的艺术虚构打下了初基。这种语境的营造与中国历史叙事的政治教化功能、史官的功能、先秦时期的神话历史化现象都密切相关 ,同时与史家惯用的以再造性想象描绘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表现方法分不开     

荒岛叙事 :现代性展开的初始场景

现代性的展开既是一个历史事件、一种现实进程 ,也是一个文本事件、一种话语建构。从逻辑和历史兼顾的原则出发 ,可将荒岛叙事视为现代性展开的一个初始场景。荒岛叙事打开了一系列与现代性有关的褶子 ,它既是现代性主体塑造的起点 ,也是现代性自我建构的归宿。荒岛叙事中的海难事件 ,是第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初始场景-褶子。一个孤立无助的个体被抛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岛屿上 ,正是现代性主体本身的象征。与此同时 ,荒岛叙事也建构了西方的“他者”---同时被剥夺了土地和表述权的美洲原住民和非洲奴隶。荒岛叙事中建构的乌托邦-反乌托邦空间体现了现代性对理性和秩序的追求 ,但后者最终又成为其自身的反面 ,包含了肯定和否定、批判和赞美、追求和怀疑等诸多矛盾和反讽的因素。     

从有机叙事到非有机叙事——吉尔·德勒兹美学视域下艺术叙事新探

传统叙事遵循有机整体论的原则,强调叙事元素之间的有机联系,但容易形成逻辑化、类型化的叙事模式,从而有让叙事艺术成为理性说教的危险.非有机叙事是结合叙事学与西方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的美学思想提出的一种叙事美学观,其强调叙事要突破有机整体论的束缚,并在艺术表达上呈现出新的可能.就时空观而言,非有机叙事摆脱线性时间.就事件观而言,非有机叙事的世界不再遵循逻辑化的事件序列,而是表现事件本然的生成状态,从而超越了传统事件序列组合的因果逻辑.就人物观而言,非有机叙事摆脱了概念化的人物.非有机叙事的审美特征表现为一种“感觉的逻辑”,通过叙事的艺术表达显现出了世界本然的深刻面貌.     

夏目漱石小说叙事美学一窥--细读夏目漱石小说《我是猫》

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巧妙地选取动物叙事视角,使文本取得陌生化的叙事效果;并通过游移于可靠与不可靠之间的叙述者“猫”来对其见闻和感受进行详尽的叙述和评判,引起读者对小说所述情节及社会现象的深思;小说还采用人猫互文的叙事策略,使人与猫的命运形成隐喻性同构,体现出独具一格的叙事艺术范式,具有深刻的艺术内涵和丰富的审美价值,凸显出夏目漱石在小说创作上的求异与创新精神。     

对“叙事经济学”的经济哲学反思

“叙事经济学”把传统主流经济学不予关注的“经济叙事”纳入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把“经济叙事”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心理情感作为影响经济行为的重要变量,以至于国内某些学者把“叙事经济学”看作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大贡献。然而,如此高度的评价只有在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之内才是可以成立的,即本质地看来,叙事经济学只能被看作对既有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修正与完善,而不是它的颠覆与重构。同时,如果立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高度和分析视角,我们就会看到希勒的观点,即把作为一个心理事件的“经济叙事”比如心理恐慌作为引发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是不能成立的。当然,如果我们立足作为当下经济事实的市场经济,并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叙事经济学”又的确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当下小说的艺术张力

叙事性是小说“身分”的重要证明。不仅故事相关叙事，叙事还包含作家的语言表述、思维方式与写作方式。具有情节推动力的小说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事件的相对完整，二是因果条件比较充分，三是人物关系相互依赖。人物关系的弹性原则体现在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担负较重意义阐扬的人物，不仅具有性格的圆型特征，更在于他与诸人物及其情境的关系演进中，能够不乏深刻、生动又令人信服地表征生活的无限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