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主义的“问题剧”与“社会剧”

现实主义话剧在“五四”时期是“问题剧”和“写实的社会剧”。“问题剧”以易卜生写实剧的眼光和形式来思考和表现中国的社会问题,1921年成立的民众戏剧社倡导“写实的社会剧”,使现实主义戏剧的艺术视野更加扩展。     

"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现状的几个基本问题

"社会问题剧"是20世纪中国的主流戏剧,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从"社会问题剧"的角度评价"非社会问题剧",因此"去正统化"是有关研究的首要问题。20世纪"社会问题剧"的根基是"政治",研究曹禺、田汉戏剧和春柳社的"社会问题剧",要从以往的"社会问题剧"的根基上移位到另一个新的根基上,才可能真正地理解他们。中国戏剧研究是依然续写"过去的"历史,还是面向"现在"与"未来",这是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狄德罗市民剧的美学探析

狄德罗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在戏剧理论方面突破了古典主义以来悲喜剧间的严格界限,创立了严肃喜剧———市民剧。市民剧要求表现自然、接近真实生活,＂情境＂说成为市民剧的核心美学概念。狄德罗市民剧理论具有深刻的美学意蕴,对后来戏剧理论和实践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通俗与先锋孪生 批判与冥想交织——《雷雨》戏剧形态的丰富性

《雷雨》是中国现代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它之成为经典,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其戏剧形态的丰富性。既具备通俗剧的诸多要素,又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剧和带有较强的探索性的先锋剧。通俗剧层面,为该剧提供了"看点";问题剧层面,使该剧具备了现实"批判"的功能;先锋剧层面,则使该剧带有某种形而上"冥想"性质。三个层面交织在一起,共同营造了《雷雨》具有宏阔幽邃景深的戏剧世界。     

论“五四”社会问题剧

社会问题剧在“五四”剧坛的流行,是“五四”时代精神与“易卜生主义”契合的产物。其个性解放与社会改造的主题内涵,推进了中国戏剧题材与主题的现代化变革;然而抓住“问题”而忘掉“戏剧”,问题剧在艺术表现和戏剧的自觉方面却少有现代化;问题剧的直面现实使中国戏剧靠拢现实主义,然而其政治化、观念化和理想化,同时又留下阻碍中国戏剧现实主义发展的路障     

冲突的起源——《窦娥冤》的戏剧性

《窦娥冤》的悲剧强度比起欧洲的经典悲剧来说有其天然的缺陷,它应属于中国式的苦情剧,即表现的是非对称的对抗,正义的一面经历过重叠性的灾难后导致毁灭。这种苦情剧对整个东方戏剧都有影响。《窦娥冤》还是元杂剧灾难剧的经典,全剧涉及多重灾难,具有灾难剧戏剧元素。《窦娥冤》也是公案剧的典型,演示了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的逐猎场景,表现了人类群体意志的动态较量过程。所有这些都是以冲突为核心的,冲突场面构成了《窦娥冤》独特而丰富的戏剧空间,对冲突的充分利用,展示了关汉卿代表性剧作对戏剧类型化的有意义尝试。     

戈夫曼拟剧论的内涵、误释与道德性

拟剧论是欧文·戈夫曼社会学的重要构成,它包含表演、剧班、区域、不协调角色、角色外沟通和印象管理等六大要素。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戈夫曼对拟剧论作了结构性微调,淡化剧场的隐喻和行动者作为操控者的形象,并对阐释社会世界的拟剧论持保留态度,将它视为权宜性的认知工具。学术界对拟剧论通常存在三种误解:在本体论层面,将戏剧等同于现实;在认识论层面,认为拟剧论是一种保守的理论,并将面对面互动视为零和博弈;在方法论层面,将拟剧论视为诠释社会生活的唯一视角。这些解读均有失偏颇,对戈夫曼而言,拟剧论既是隐喻,也是对现代性的另类批判,同时亦构成分析日常生活的独特视角,它呈现的微观系统并不乏道德感和互动仪式。     

新时期谢晋通俗剧电影中的空间性与主体性

通过对中国社会文化秩序中重要的象征区分在古典小说、戏剧、批评话语和通俗剧电影叙事中的具体体现以及这些象征区分和表述在社会主体构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探讨,我们可以对谢晋新时期通俗剧电影中观影主体的文本建构所涉及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复杂的社会关系在一系列广受观众欢迎的电影文本中的空间置换、价值和意义转变进行深入的分析。通过社会文化和政治空间分析的方法来厘清谢晋新时期通俗剧叙事与中国传统通俗剧叙事范式和特定时代政治化通俗剧叙事范式之间复杂的互文关系,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谢晋新时期通俗剧电影在促进社会政治文化转型中所起的作用。论文重点分析了谢晋对以阴阳、虚实、二元对立结构为特点的中国叙事范式的运用,他对敏感的政治话题和个人政治身份问题的通俗剧式的表述和他运用镜头语言和场面调度对男女主人公社会关系和政治身份进行重新界定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文化功能。这种政治身份的重新界定是在两种主导性通俗剧叙事范式之间基于伦理政治的复杂而又有限的话语空间中运作的。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空间符码不仅为女性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与主导性权力机构进行政治协商提供语义参照系和叙事表意模式,而且在调解社会矛盾、化解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促进社会政治文化转型和构建新型观影主体方面均起到了重大作用。     

试论英国中世纪圣徒剧的演出和影响

圣徒剧起源于10到11世纪的基督教仪式1,5世纪达到高潮,是中世纪宗教剧中数量最多、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戏剧形式。露天的演出形式和舞台演出特技赋予了圣徒剧灵魂,并奠定了其繁荣的基础。宗教改革虽然结束了大多数圣徒剧的演出,但是圣徒剧皈依、殉道和奇迹的主题以及多重情节的结构形式对英国戏剧的发展仍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内萧伯纳戏剧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自新文化运动以降,国内学界对萧伯纳戏剧的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许多较为显著的成果。综观近一个世纪以来发表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内学界对萧伯纳戏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萧伯纳的创作思想研究及戏剧文本研究,其“社会问题剧”则是相关研究的重中之重。尽管国内学界对萧伯纳戏剧的研究视角多样、结论纷呈,但总体来看,相关研究在强调切入社会现实还是重视艺术手法这一问题上莫衷一是。此外,萧伯纳所处的时代正是爱尔兰民族走向独立的关键时期,萧伯纳对“爱尔兰文艺戏剧运动”的态度及其在爱尔兰民族身份建构中所起的作用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明初南戏考论

明初是南戏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明初南戏剧目现有42种全本流存,34种尚有散出或零曲流存,29种全本已佚。明初南戏有文人南戏与民间南戏之分,文人南戏在思想内容上具有重理化的倾向,语言典雅文采;民间南戏体现了下层百姓的爱憎观与审美观,语言本色,形式朴素。     

曹禺剧作与中国话剧意识的觉醒

“话剧”究竟“怎是”,如何建构现代西方意义上的“话剧意识”,中国学界、演艺界在1930年之前一直昧而未明。曹禺在改译《争强》一剧时,从布局、行动、性格、对话和情趣等方面,表现出他对现代西方话剧意识的极其敏锐的悟解。曹禺的话剧意识形成的机缘是多种的。《雷雨》产生前后曹禺的话剧意识已经很成熟,走在当时、乃至今日中国话剧界的最前沿。话剧剧作家写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以什么样的话剧意识引领写作,才是最为关键的。话剧进入中国已经百年,但如何补上话剧意识这一课,在今天仍显得急迫。     

论抗战初期的广播剧理论建设

中国广播剧理论在抗战初期获得了发展,形成了基本的框架体系。这是以1938年创刊的《抗战日报.戏剧与电影》为前锋的。理论工作者从抗战宣传的需要和时代要求出发提倡广播剧,以较为开阔的视野和深刻的眼光,对广播剧文学自身的特征、创作规律和演播技巧、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等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批评,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推进了中国广播剧理论的建构,促进了中国广播剧事业的发展。但从整体上说还不完备。     

从家乡四平戏引发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戏曲,特别是地方戏曲,有相当一部分面临着令人堪忧的前景,戏曲作为一个整体在人们文化娱乐生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急剧下降。屏南四平戏当前正面临这样的困境,如何发扬其特色,更好地保护和发展屏南四平戏,是一个亟待思考的问题。     

话剧百年:从中国话剧到世界华语话剧

话剧百年,经过创造性的本土化过程,从西方剧种成为现代中国话剧;与此同时,中国话剧又从本土出发,完成世界华人范围内的“全球化”过程,成为一种跨国界的世界华语话剧,形成由中国大陆、台港澳、东南亚乃至北美、西欧、澳洲三大板块构成的世界华语话剧版图。我们借助“全球本土化”的概念,讨论这一双向发展、彼此互动的历史过程,讨论在该过程中形成的整体性或一体化趋势,以及多中心、多层次的本土化特征。这不仅拓展并改变了中国现代话剧史研究的视野、格局、问题与方法,而且还能从中国现代话剧史的角度,反思现代中国的文化国力的问题。     

关键词新解戏剧

戏剧关键词的增减与内涵的变化,既反映了戏剧艺术的发展,也表现出人们戏剧观念的深化。结合戏剧的创作和观赏实践,对戏剧关键词作新的解析,有助于清晰认识戏剧审美的本质与特征。     

对中国朝鲜族戏剧发展的几点思考

中国朝鲜族戏剧的创立和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当前,许多民族艺术面临萎缩乃至危机。朝鲜族戏剧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应在普及朝鲜族戏剧教育、开拓朝鲜族戏剧新市场、改革朝鲜族戏剧体制方面进行大胆的创新,可以从戏剧学、教育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朝鲜族戏剧,探讨朝鲜族戏剧发展新途径。     

《哈姆莱特》在中国

《哈姆莱特》自１９２１年由田汉首次翻译成中文后,凡十年来中国学者对哈姆莱特的典型性格、悲剧主题、主人公性格的消极面,对Ｔｏｂｅ,ｏｒｎｏｔｔｏｂｅ的理解都看法不一。中国演艺界对此剧的演出和通俗化都作了有益的尝试,此剧对中国剧作家也有明显的影响。特别是９０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对此剧舞台演出的新的探索,提出了诸如“人人都可能是哈姆莱特”的新观点、新认识,这与国外那些追求时代特色的莎剧变奏曲是一致的,说明蕴有丰富内涵和强大生命力的莎剧,永远需要并鼓励人们的创造性理解与演出。     

《录鬼簿》的成书与曲学成就

钟嗣成作《录鬼簿》的目的是要为那些地位卑贱的曲家立身扬名和为后世的曲家提供借鉴。《录鬼簿》用以指称元曲的名词虽然很多,但内涵清晰,对元曲的曲体有着明确的界定。《录鬼簿》在对曲家加以记载和排列时,又具有清晰的历史发展意识,通过七类曲家的排列,展示了元代杂剧发展的三个时期。《录鬼簿》不仅记载了元代曲家的生平与剧目,而且在简短的评语与吊词中,也对戏曲和散曲的文体特征、功能、题材、构思、语言、音律等问题都表明了自己的见解。《录鬼簿》开创了通过对作家和剧目的记载,来表达自己戏曲主张的理论形态,明确提出了剧学研究的范畴,其对元杂剧的分期也为后世的元杂剧研究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