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昆仑神话源自《离骚》考

楚辞与<淮南子>都是楚文化的产物,二者昆仑神话可以互相发明.汉初,楚辞是显学,<淮南子>的昆仑神话亦多本之楚辞.其一,昆仑"三层九重"的结构,出自<离骚>中屈原神游昆仑的游踪.其二,<淮南子>的许多神灵职能、名号,以<离骚>为蓝本.其三,<淮南子>中山川、名物及其地理位置亦多据<离骚>安排.     

《离骚》首章四句新解

通过对<离骚>首章四句的考释,可以看出屈原率先使用最先进的历法成果,太岁纪年、月建、干支纪日……他博学强识的大学问家的地位无可动摇.屈原以帝系王统的血脉向人炫耀,以虎年虎月虎日所生而自豪,这是<离骚>首章四句的主题.     

洪兴祖《楚辞补注》所载《离骚序》作者再探寻

关于今传班固评价屈原之语前后抵牾原因的探求,学界多有论述,或以为乃评价标准不同之故.然宋人晁补之已疑"露才扬己"说或为贾逵语.从洪兴祖<楚辞补注>中洪氏的一条校语出发,对比分析今传班固所作的两篇<离骚序>和<离骚赞序>,又以刘勰<辨骚>所引<离骚序>文字与现今所传<离骚序>文字上的差异,结合班固评屈的其他文献材料和贾逵的学术偏好与创作经历,进行综合分析、研判,世传所谓班田<离骚序>中"露才扬己"一说当为贾逵语.     

《离骚》创作时地新探

现当代楚辞学界对《离骚》的创作时地仍然有许多不同看法。根据对汉代学者的有关记载和对《离骚》及其它可靠屈原作品的仔细、全面的解读与分析,《离骚》最有可能是在约楚怀王（公元前313年）至怀王十八年（公元前311年）间被绌或待放于汉北时所作,是屈原流传下来的最重要和最早的作品。     

《诗》经典化与古史辨《诗经》阐释的去经典化

<诗经>文本作为阐释学语境下的"历史流传物",经历了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释读变迁,蕴含着丰富的阐释学命题.<诗经>经典的形成与耗散是一个典型的"效果历史"事件,传统<诗经>学致力于<诗经>的经典化阐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派则对<诗经>进行了去经典化的颠覆解读.所以古史辨奠定了现代<诗经>阐释的范式.<诗经>不再是僵化政治说教和道德说教的表征,而成为活的文学典范.     

论《离骚》的结构模式

<离骚>的结构模式并非单一,而是按照特定的文学惯例与代码,组合成各自不同而又相互依存的书写模式.<离骚>有"序乱"、"对话"、"行动"、"回抱"四种结构模式.<离骚>除"序"、"乱"外,其主体部分即围绕"不吾知"的主题进行了两次"对话",两次"行动".每次"对话"后各采取一次"行动",两次"行动"目的皆为"求女".如果说"对话"是屈原身陷精神困境的真实写照,那么"行动"则是他摆脱现实困境的真实记录.如果说"对话"是屈原宣泄情感的途径,那么"行动"则是他实现理想的尝试."求女"也就是"求知音",具体而言,就包括"上求贤君"和"下求贤臣"两方面的内容.<离骚>这四种不同的结构模式一方面是屈原自觉借鉴和吸收巫歌形式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为了表达情感的需要而精心构思的结果.     

"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

围绕着如何评价"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已形成了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这两种不同观点.前者完全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并进而把"文革文学"中的样板戏与<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经典化,表现出将历史泛革命化和极端化的革命拜物教;后者不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认为文学经典应该是历代作家的最优秀的作品,是民族和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前人智慧与创造的积累,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经典的判断标准只能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独立和自由,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真善美."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表现出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和革命的原教旨化,艺术上唯革命标准是从,充满了宣扬仇恨的语言暴力,叙事模式化,故不能成为文学经典.本文认同后一种观点,并把此文的写作,看做是一种自我精神与自我意识的疗救过程.     

从《离骚》看屈原的美政理想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一篇体制宏伟、意蕴丰厚而深刻的政治抒情长诗。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屈原的美政理想∶推崇往古的尧、舜、禹、汤、文、武之治,主张"有德在位",建立"以民为本"的"德政";改革贵族特权制度,主张"举贤授能";主张变法革新,实行"法治"。屈原主张的德政与法治,二者并非矛盾,恰恰表现出他作为地主阶级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从命名礼透析屈原人格的双基建构

在古文化中,名字与人格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联.据此,从命名礼切入,是研究屈原人格构成的新视角.<离骚>篇首,屈原在自述名字的由来时,涉及命名礼这一古文化内容.通过对屈原命名礼的分析,清晰见出屈原名字的综合内涵存有"巫"与"圣"两种文化因子.这两种文化因子预置了屈原的心路历程,预置了他的价值体系与审美取向.也正是这两种文化因子的并存互渗、相摩相荡,使屈原的人格蕴含着宗教精神和理性精神,呈现为多彩的双基建构.     

《离骚》所表现的作者爱国深情与崇高人格

:屈原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 ,《离骚》是他的代表作。《离骚》表现出了屈原的爱国深情和崇高的人格精神。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