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诗坛泰斗”生前身后事——评叶锦《艾青年谱长编》

艾青研究从1935年5月孙作云先生的《论＂现代派＂诗》论及艾青,到1936年12月胡风的《吹芦笛的诗人（艾青：〈大堰河〉）》,再到同年刘雪苇的《关于艾青的诗》和茅盾的《论初期白话诗》,至今已经走过七十多年的历程。七十多年来,艾青研究资料可谓卷帙浩繁,当然,也有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艾青研究已几近穷尽,     

《蝶之天空》与化蝶的诗人──评刘振学散文诗集《蝶之天空》

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的散文诗集《弊之天空》，是刘振学近年来的一部力作。该书曾被中国石油作家协会评为1995年度文化创作成果1等奖。读罢《蝶之天空》，我以为这本散文诗集具有以下特色：一、表现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具有想象之美庄周化蝶是在梦中完成的，《较之天空》的诗人化设是在想象中完成的。想象在诗创作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艾青说过：“没有想象就没有诗。诗人的最重要的才能就是运用想象。”在《蝶之天空》里，我们可以欣赏到各种各样的想象，请读《天实我三岁》：炊烟是橡冲天上长的树，我戴着史肚一个劲地…     

新诗的“散文美”——论艾青关于新诗的一个美学主张

新诗的“散文美”这一奇特,尖新的美学主张,是艾青于一九三九年在他的《诗的散文美》一文中提出来的,并贯串于他的整个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本文想结合他的诗论与创作,联系新诗发展的背景,对“散文美”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一) “散文美”决不是“散文化”。艾青作为一位著名诗人,对这起码的常识是不会不清楚的。他说过:“我并不喜欢散文化的诗”。又说:诗决不是分行排列的散文,如果认为“诗只不过是一种分行排列的文字形式”,那么“即使你写了许多采用诗的体裁的东西,结果依然不是诗”。既然艾青并不喜欢散文化的诗,那么为什么又要提出“散文美”的主张呢?让我们先温习艾青在《诗论·美学》里的一段话吧:“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这也就是说,“敢文美”主张的提出,首先是为了适应诗歌表现一定的思想内容的需要。     

新诗与新诗人的时代焦虑——从艾青的《时代》谈起

艾青诗歌鲜明的时代感并不能掩盖其个性和自由意识,诗论家艾青试图贴近时代的兴奋和壮烈与诗人艾青对于时代的敏感和疑虑都杂揉在了《时代》中:顺应时代的光明的一面成了主流,而对时代的怀疑和焦虑则被潜藏在意识深层。艾青诗歌的价值,或许正在此意义上凸显出来:艾青诗论及诗歌的新的阐释空间,可能在于诗人追求时代和自由的心理及身份焦虑之间的缝隙。     

中国新诗建行艺术初探

(一)问题的提出近年来,诗歌界围绕诗的“散文化”问题展开了一场不小的争论,至今尚未结束。其中有一个现象是发人深思的,即:有位批评新诗散文化倾向严重的同志,在文章里截引了两首诗的片断。其中之一是艾青同志的诗作《大上海》。截引时,把     

中国当代诗歌与东方神秘主义

一、东方神秘主义与东方美学的继承关系中国新诗已走过70余年的漫长历程。众所周知,它的诞生和最初的发展,都受过西方以浪漫主义为主的诗歌影响,因此,我们有了郭沫若的《女神》、闻一多的《红烛》和《死水》、徐志摩的《志摩的诗》和《翡冷翠的一夜》及《猛虎集》、艾青的《大堰河》等不朽之诗。它们的出现,使中国古老的诗学受到了冲击,彻底摧毁了僵化的旧诗词对人们精神上和艺术观     

试论艾青“诗的散文美”的美学主张及其创作实践

在新诗历史上,艾青是位既有诗美学论著,又有巨大创作成就的诗人。近半个世纪来,他对诗歌的艺术特征、形象创造和艺术形式,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探索。其诗论有着完整的美学体系,而“诗的散文美”则是他最具独创性的美学主张;他的诗赢得了世界声誉,成功的“秘诀”之一,便是流溢于其中的“散文美”。“诗的散文美”这一美学主张,首见于艾青一九三九年写的《诗的散文美》一文,至一     

意象派诗歌和诗歌的意象

艾青在其《诗论》中,对诗的本质特征,作了富有象征意味的描述: 我们的诗神,是驾着纯金的三轮马车,在生活的旷野上驰骋的。那三个轮子,闪射着同等的光芒,以同样庄严的隆隆声震响着,就是真、善、美。诗美,是自然美、生活美的结晶,是诗的灵魂和神采,比起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来,诗的审美作用总是占第一位的。诗人们     

《台湾诗史》辨误举隅

从台湾学者的学位论文《清代台湾诗所反映的汉人社会》和《清代台湾竹枝词之研究，得知。台北武陵出版社出有廖雪兰的博士学位论文《台湾诗史》。访求之下，先后获读《台湾诗史》之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3年油印本和台北武陵出版社1989年铅印本两个版本。读罢掩卷，颇感惊讶。《台湾诗史》里若干明显的错误，从该书油印本到铅印本、自1983年选于1989年，作者本人乃至其指导教授、答辩导师竟然未加纠正。本文愿在指摘《台湾诗史》某些错误之时，纠正自己也曾不免的过失。t台湾诗史》（武陵出版社1989年版，下同）第1页记：唐维卿所辑之是诗晴，…     

略说司马迁与《诗经》研究

略说司马迁与《诗经》研究蒋立甫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司马迁虽然没有研究《诗经》的专书传世，但在《史记》中涉及《诗》者却有七十余处。其中有直接取《诗》为史料，有引《诗》证史，有对《诗》时代、编辑的说明，有诗篇本事记载、内容评析，有关于《诗》与音乐、教化关系...     

语意精湛 文情并茂──《桃花源记》赏析

北宋文人苏东坡在评论盛唐诗人王维的诗、画时曾这样说：“味摩谓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话之画，画中有诗。”这个十分精当的评论也适用于富有诗情画意的优美散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便是这样的情景俱佳的作品。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和刘宋初期，这是个大动乱的时代。东晋与十六国的共峙，南北朝的对立，使人民在战乱和压迫剥削的双重磨难下挣扎。《桃花源记》正是作者和人民痛恨这个时代的产物。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仕族家庭，他的青年时代也曾有过“济苍生”的壮志。在《拟古》诗里，他说：“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在《杂诗》里，他…     

读《全宋诗》札记(五)

误收郭祥王诗《全宋诗》卷一二七五《郭正集》据清怀荫布乾隆《泉州府志》卷七收《姜相峰》诗一首。诗云：青山为主身为客，主人借客青山宅。白云自在千里飞，长松不换三冬碧。藤枯谁与写作龙，龟老何年化为石。落花流水发源深，鸣雁过江悲晚色。家无妻子心无累，顶冒寒霜踵藏息。月明舞影聊尽欢，一点尘寰不留迹。傥来轩冕真可嗟，朝为公卿暮通谪。屈原贾谊尔为谁，问君何以青山客。此诗与《全宋诗》卷七五二《郭祥正集·赠桐城青山隐者裴材》重出，第七旬“落落流水发源深”《郭样正集》作“落花随水眷深源”，余悉同。那么，这首诗是谁作…     

孔子删诗与季扎访鲁

孔子删诗与季扎访鲁方正己文学史上有些结论下得轻率。比如因季扎访鲁听过演奏《诗》乐，就断定孔子不曾删诗。孔子删诗是件大事，关乎孔子后半生评价。授徒讲学、修订传播《诗》、《书》、《易》、《礼》、《乐》、《春秋》，是孔子返鲁后全力以赴的大事业。“古者诗三千...     

朱光潜对中西诗美学的继承和综合

朱光潜和艾青是中国现代诗美学的两位奠基者。意大利汉学院院长沙巴提尼教授认为朱光潜的美学“是移西方文化之花接中国文化传统之木”,这个见解是符合实际的。 朱光潜在他的《诗论》和其它论著中,宣称他的诗美学是融贯中西的意象——意境说,他采撷了西方的意大利克罗齐《美学原理》的“艺术即直觉”(“直觉”的“意象”)说和中国的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意境”(“境界”)说,把二者沟通起来,作为他的诗美学的基     

《韩诗外传》与先秦《诗》学渊源关系探略

相对于齐《诗》、鲁《诗》,《韩诗外传》保存完整。《韩诗外传》的引《诗》与《左传》引《诗》取义、孔门诗教、孟子以意逆志说、《荀子》用《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韩诗外传》的解《诗》与先秦传《诗》方式一脉相承,直接承继先秦《诗》学精神而来。     

论艾青的诗学观念及其与大众化的关系

与象征主义诗学观念不同,艾青坚持的是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他关注现实,强调诗的“功利性”,“感觉”只是认识的一种中介。对现实主义诗学观念的坚持以及当时文艺大众化背景的影响,使艾青诗学观念向大众化方向倾斜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但又与诗歌大众化保持有一定的距离。正是在这逐渐偏向大众化的过程中显示出了艾青个人难以避免的诗学矛盾。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汉代“兴喻”说

汉代“兴喻”说萧华荣＂兴者喻＂、＂比兴等为譬喻＂①，是汉人的共识与通说，而不同于孔子＂诗可以兴＂之＂兴＂为起发、感悟。孔子诗＂兴＂论的背景是春秋用《诗》（《诗三百》），汉人诗＂兴＂沦的背景是解《诗》（《诗经》）。汉人解《诗》虽也归趣于用，但那是另一种...     

说“互足”──训诂学中一个被忽略的释义方法

我们所见训诂典籍和训治学专著，大都不涉猎“互足”这一术语和释义方法。我第一次接触“互足”这一概念，初步领会它的含义，是59年秋在大学里听黄体先生《诗经研究》的讲义。别年秋，我又读到黄老的专著《诗说》，从其“总论（下）”之“诗义重章互足说”这篇短论里进一步领会了”互足”这一概念的内涵，更明确地理解了这一训释《诗》之章句意义的方法。由周大噗先生主编的《训治学初稿》，87年7月问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才在第四章《训信条例·释义的方法、观境为训——据沈家义的方法》的一段文字里。从修辞的角度正式肯定了“互…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