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问责制:提高执政能力的制度化建设

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行政生态环境的优化是政府问责制有效实施的基础,现代行政公开制度的建立是政府问责制有效实施的前提,政府问责法律制度的构建是政府问责制有效实施的保障。     

论问责新政:多维理论之考察

问责新政正在我国凌厉推进 ,这对于在政府管理中激浊扬清 ,整肃吏治至关重要。从多维度对问责新政的理论支撑之考察表明 ,推进问责新政是回应时代要求推动和保障公众参与公共管理的必然抉择 ,关系到人民与政府的委托 /代理关系的存续 ,政府问责制应当成为改善和优化政府管理的杠杆、驱动器和制衡器。实施问责制是使公共管理在宪政的制度框架下良性运行的保障 ;没有问责制 ,任何游戏规则形同虚设。推进问责新政是提升我国政府社会资本存量 ,从而使政府得以维系和增强其公信力与合法性的根本所在 ,并有利于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真正成为政府与公民社会协调互动 ,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体系     

让问责成为一种必然的制度宿命

现代民主政治理论认为,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责任政治下的政府自然应该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建设最为核心的环节就是努力构建完善的行政问责制.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研究与实践肇始于"非典"时期的高官问责风暴,到2008年8、9月份,问责风暴再次刮起,一时间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笔者拟对行政问责的内涵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对策性建议.     

走向一种有效的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府治理新兴的热点、亮点问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行政问责制要从“新制”走向“良制”,还需要创新制度设计,从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标准、问责方式等多方面努力完善,才能构建起一种有效的行政问责制,使其发挥应有的功效。     

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及制度完善

内部行政问责作为一种从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权力进行自我监督、自我制约的机制,对于我国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实践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现有理论主张外部主体的问责还存在不足之处,无法全面彻底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为此必须从新的视角探求我国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同时应从行政机关内部加强行政监察问责、完善审计问责、加快行政伦理立法三个方面发展和完善内部行政问责制度。     

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兴起、问题与对策

以2003年“非典”事件为开端的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初步建立,表明“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已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推行。本文在回顾我国近年官员问责制兴起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认为要优化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应在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主体和问责程序等方面加以规范。     

行政问责制:责任政府塑造的途径

行政问责制所蕴涵的义务、责任与权力平衡理念是责任政府塑造的前提.行政问责制所建构的理性规范是责任政府塑造的基础.行政问责制所确立的全程监督和全方位监督问责机制是塑造责任政府的保障.     

央企高管问责制研究述评

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向深水区推进过程中,央企高管问责制成为加强中央企业高管人员管理的重要路径选择.目前,我国关于问责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问责领域.而对于国有企业高管人员问责机制的研究相对于行政问责制研究,也处于初步的探索和起步阶段.根据现有的文献,国内尚未有学者对国有企业高管人员问责制的合法性、理论基础、基本原则、操作机制等进行系统的研究,专门针对中央企业高管人员这一特定人群问责机制的系统研究,则尚属空白.基于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中央企业高管人员问责机制内涵、内在规律,加强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律思考简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未制定统一的法律规范,只是散见于一些条例和规定中。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有诸多问题,主要有缺乏专门问责法律规范、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不健全等问题。针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法”,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强化外部问责、扩大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以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积极作用。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律思考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未制定统一的法律规范,只是散见于一些条例和规定中。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有诸多问题,主要有缺乏专门问责法律规范、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不健全等问题。针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法",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强化外部问责、扩大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以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积极作用。     

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在西方,行政问责制作为独立于立法和司法之外的权利体系,其产生和发展是立法、行政、司法三者之间博弈的结果,也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自律、不断完善组织结构和规范权力运用的保障机制和有力举措.当前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度已成为比较成熟的行政制度,其理论和实践对于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度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政府廉政管理责任制三论

在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各级政府首长担负着对所属人员进行廉政管理的责任.对廉政管理失职的政府首长实行问责制,不仅能督促各级政府首长履行廉政管理职责,而且是对只治民不治官旧习的突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在当今的党内问责、政府内问责、司法追究的三种形式中,政府廉政管理失职问责处于等靠纪委问责、缺少单独问责的相对薄弱状态,与中共十七大精神和廉政建设形势要求不相适应.为了研究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政府参与共管,部门各负其责,完善政府独特的廉政管理与失职问责模式,本文探讨了政府廉政管理与失职问责制的理论基础、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据、实践模式的内容结构,旨在使政府进一步履行廉政管理责任,担负起艰巨的反腐倡廉任务.     

行政问责制的主体及其保障机制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一种现代行政制度安排,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变革。行政问责制的有效运作,有赖于扭转"官员问责"的强力纠偏,从"官员问责"走向"问责官员",实现从"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的转变,使民众成为行政问责的本源主体。同时,还必须强化人大的权力监督,发挥人民政协与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健全司法机关监督,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和民众的知情权,等等,以此来保障行政问责制的程序化、制度化和法治化。     

中国式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构建

科学的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内蕴"什么是问责"、"因何问责"、"如何问责"和"问责后续"四个相互衔接和有机配套的要素环节与机制体系.运用此理论分析框架,论文对"贵州瓮安事件"进行个案考察,分析了行政问责制在实际中的推进现状以及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从问责理念转型和运作机制整合两个层面,探求构建"中国式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有效途径,以期全面推进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深入发展.     

论责任政府建设中的政府问责制建设

论文为了能够有效地运行政府问责制,通过对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中存在的异体问责发展缓慢、问责对象模糊和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的缺陷以及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方面的分析,提出了健全政府问责制要强化异体问责、明确问责对象、拓宽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和强化政府责任立法等措施。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多维困境及其路径选择

我国行政问责肇始于“非典”肆虐的公共卫生危机,在两年来的制度化进程中,面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是:问责主体缺乏法定明确性;问责客体限于政府系统;问责内容缺乏法律规范,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程序可操作性不强;问责的法律体系尚存缺陷;转型中的行政生态环境还不能有力地促进问责制的推行。完善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是:确立以权力机关为主导、多方有序参与的问责主体架构;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科学、合理、公正地界定责任人;界定问责内容,实现问责标准法定化;完善问责程序,增强可操作性;健全法律体系,克服制度缺陷;革新行政环境,再造责任型行政伦理。     

从效用到民主:转型中的行政责任

效用和民主的张力与调试贯穿于百年公共行政理论的持续争论之中,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行政问责制。本文研究了公共行政思想史中行政责任的不同面向以及行政问责制度发展的趋势。研究发现,行政问责既需要来自政府内部的规范控制也需要行政外部民众的监督,并在二者之间保持一个适度的平衡,行政机关对上级政府和人民负不同类型的责任,行政责任正在从对上级政府负责转变到对人民负责,从强调效用最大化的职业责任朝着强调响应民众要求的政治责任的方向转变。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向

行政问责制的有效运行对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作为重要的权力监督机制，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在运行当中面临着法律缺失、责任界定不明确、问责后果异化以及问责文化滞后等困境与阻力。文章认为就完善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而言，必须加快行政问责的立法进程，强化异体问责机制，建立相关配套制度，并培育相应的文化氛围。     

我国行政问责与党内问责一体化的思考

通过对执政党与国家公共权力关系及现有制度体系的思考,认为完善问责制的一个重要途径即行政问责与党内问责必须一体化,从而实现问责效果的公正性。     

建构问责制政府:我国政府创新必由之路

建构政府问责制是基于民主授权关系和社会基准价值所形成的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之必然要求。一个有公信力和有效率的现代政府应当而且必须是有责任性并可问责的政府。我国自去岁抗击非典以来 ,对在政府工作中失职或渎职的部门和官员严加查处的动向显示 ,我国推进政府问责制之新政已然发轫。政府行为须问责的理念和实践在抗击非典中激发 ,推进政府问责制之重要性和紧迫性正日益清晰地为人们所认识。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政府责任性不足和问责乏力的状况表明 ,依据善治和法治的理念加快建构政府问责制是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