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与中亚穆斯林贡贸关系探析

明朝与中亚穆斯林贡贸关系的确立 ,是明朝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陈诚多次出使西域、中亚。哈密卫的设立及明政府给予贡使丰厚的回赐 ,吸引哈密、吐鲁番及中亚撒马尔罕、哈烈、鲁迷及天方国贡使源源不断向明朝进贡。贡使入关后受到贵宾待遇 ,沿途有通事伴随 ,京城设有会同馆专门接待贡使 ,这种贡贸关系将中外友好关系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明朝对乌江流域的治理方略与民族政策调整

明朝为促成乌江流域等西南边地的全面统治,总的指导策略是遣亲信率重兵守之,主要通过平疆固土、改置机构、驻军屯垦、筑路通驿等改进性运作模式,极力强化当地的严格控制与治理。至于面对各民族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客观现实,明朝政府则主要采用的是土官独治、土流参治、改土归流等调整性的民族政策,努力地维系着当地复杂的民族关系。     

诗赋外交在明朝与朝鲜关系史上的作用

诗赋外交是在明朝与朝鲜的外交往来中特色明显、作用巨大的一种外交方式。这种外交方式弥补了明朝与朝鲜政治交往上的不足,解决了两国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深化了两国的文化交流,密切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从而促进了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     

明朝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析论

明朝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营 ,总的趋势是逐步从西域退缩 ,结果不仅使明朝丧失了统一西域的良机 ,而且也加重了河西防务的压力。但在甘青藏区的治理 ,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有效地巩固了甘青藏区的社会安定 ,从而得以集中力量对付北方蒙古势力的侵扰     

论明朝初期对水西彝族地区的法律控制

明朝初期,朝廷通过设立土司、加强对土官的管理、推进司法管辖等措施,加强对水西地区的法律控制。延续因俗而治,利用水西地区特殊的政权治理彝民,实现了对水西地区的有效统治。     

试论壬辰战争对明朝的消极影响

1592年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发兵入侵朝鲜,明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救援.战争前后历时七年之久.明王朝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战争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战争的旷日持久消耗了明朝的国力,加重了人民负担;战争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实力,为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发展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播州的杨应龙乘机发动叛乱、建州女真迅速崛起,等等.已陷入全面政治经济危机之中的明王朝,在战后不到五十年终告灭亡.     

明朝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

洮州是内地通往藏区的必经之地,明朝从建国初年就认识到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进行重点经营。除了建卫置堡,实施土官、僧纲等军事、政治和宗教政策外,明政府还注意加强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采取＂朝贡＂贸易、茶马互市和军民屯田等形式的经济管理措施,有效地加强了中央王朝同以洮州一带为主的西番诸卫的联系,推动了当地汉、藏、回等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大一统”观下明朝经营永昌府的儒学方略及其影响

明王朝通过建立儒学教育体系、改革人才选拔机制等方式,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推行儒学方略,产生了深远影响。逐步实现国家权力在边地永昌府的下沉、国家形象及权威在边疆民族中的树立。在长期的儒学教化下,永昌府风俗移易,诗书礼义受到推崇,人文蔚兴,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扩大深化,对国家的认同和儒家文化的认同增强,为维护边疆、民族的统一奠定思想基础。明朝在永昌府实施的儒学方略,是数千年来中国政治追求的“大一统”理想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实践。     

中亚的地区特点与中国的中亚能源外交

中亚地区油气资源储量较为丰富,地条件优越、地政治的总体态势比较有利于中国,同时坚持“友邻、安邻、富邻”的基本方针。中亚各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局势动荡、经济上的脆弱性以及该地区本身的内忧外患,要求中国在能源外交中应注意其政局走向。并且在能源外交中应坚持“和而不同,共谋发展”的原则,中亚各国在外交上以平衡为核心,要求中国在能源合作中以多元外交为实践原则,这是各国坚持平衡外交的必然性,中国需要把中亚国家的多元外交作为必须考虑的因素。     

明朝货币政策研究

明朝的货币政策主要体现在纸币“大明宝钞”和铸币铜钱的发行上 ,但政府对通货不能有效管理 ,最终以纸币的贬值与铸币的混乱而告终。这一结果有利于白银在中国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中主币地位的确立 ;但同时也给明朝的政府财政、金融体系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     

关于明代的“京报”问题

明代是否存在＂京报＂以及＂京报＂的性质问题,一直是新闻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此前,作为文献史料,仅限于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中的一则材料。当代新闻史学者对史料的发掘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如方汉奇、姚福申等先生的考察,但也多限于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根据元明时期文献中关于＂京报＂的若干材料,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认为＂...     

关于明代的“京报”问题

明代是否存在＂京报＂以及＂京报＂的性质问题,一直是新闻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此前,作为文献史料,仅限于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中的一则材料。当代新闻史学者对史料的发掘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如方汉奇、姚福申等先生的考察,但也多限于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根据元明时期文献中关于＂京报＂的若干材料,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京报＂一词最早产生于元代;作为报纸的形态,明代的＂京报＂已经存在,而且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一类是封建政府的官报——邸报,一类是民间报房的私报——小报。明代＂京报＂具有的双重称谓,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阅读者的＂误读＂造成的。     

试论明初对藏族地区的政治与经济政策

本文论述了明代初期对藏族地区的政治与经济政策。笔者认为,该政策是以战略利益为前提,以“分而治之”为目的,同时加之军事之威慑,政治之笼络,经济之牵制。传统与现实紧密结合,多种手段交错使用,故尔成就卓然     

论明代的“以茶治边”政策

“以茶治边”的经济前提是茶叶生产的发展和税茶榷茶制度的实施。其理论基础则是依据“番人倚茶为命”而建立的所谓的“以茶驭番论”。并以此为前提制定了茶叶经济政策尤其是茶马互市政策 ,一方面垄断茶马市场 ;另一方面 ,又对西北游牧民族上层实行“以茶赏番”政策 ,从而加强对西北地区的联系与统治。这一政策对国家的统一、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复古主义诗学的"意象"理论

明代复古主义诗学的意象论归纳起来有三方面的含义:意象是意与象二者的结合;意象是一;意象俱无。进而从主体与世界诗的审美关系的凝结——情意物象之诗化融合的角度,由意象而把握中国诗歌——抒情诗的文体性质(纯体)。与英美意象主义诗学比较,Image着重在客观画面(意识中不同感性事物和经验的联想与呈现),而排斥主观情意的抒发;而明代复古主义诗学的意象是意与象的凝结、冥合,最终达到意象俱无的境界,其中始终依赖情兴的融会力量。     

明人选明词二种考论

明人选编的明代词选,一为万历年间钱允治选编的《国朝诗馀》,二为天启末年至崇祯初年沈际飞在《国朝诗馀》基础上改编而成的《草堂诗馀新集》。文章对《国朝诗馀》存在的问题,《草堂诗馀新集》的成书时间与主要成就作了具体深入的考证与论述。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论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不只是表现手法 ,而是总体构思和具体描写中有反思明史、总结明亡历史教训的用心 ,委婉曲折地表达了怀念明朝的民族主义思想感情。这在清初至清中叶汉族士人创作的小说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论明朝财政监督体制

明朝封建统治者为推行财经政策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大力实施财政财务监督。为此 ,建立了以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为中心的监察性质的财政监督体制 ,并制定和完善了有关的法律、法规。颇具成效的财政监督则促成了明初百年的繁荣和兴盛。明朝财政监督体制具有为君主集权服务的特征。同时监督机构的职责既有分工 ,又互相交叉 ,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网络。而财政监督机构又按行政区划来设置。这些都显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     

论明清小说理论对艺术真实的探索

明清小说理论对艺术真实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实录观念把历史的准确记录作为真实性;“贵幻”说否定了实录观念,对小说的文学特性加深了理解,肯定了虚构的作用,提出了“幻中见真”的观点：其后出现的写实思想向“实录”回归,但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对艺术真实有了较完善的认识。这个探索历程与当时的小说创作发展是紧密相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