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之发现与确定——兼论谭嗣同、梁启超民元之前王船山研究之意义

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发现的前提条件是其著作的大量出版和其思想的大力提倡,在这一方面曾国藩居功甚伟,但真正揭示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的是谭嗣同和梁启超,谭、梁船山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揭櫫了王夫之思想中有所谓科学、民主思想,而在于他们将王夫之思想与中国人的救国、强国理想紧紧相连的示范,因而使王夫之思想研究总是与中国近现代的变革紧密相联,从而使船山研究与时俱进,具有了新的时代品格。     

谭嗣同对王船山哲学思想的态度

<正> 谭嗣同对王船山推崇备至,他把船山的思想看作是复兴民族、“昭苏天地”的一声春雷。他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在老师欧阳中鹄、刘人熙的教导下,“为学专主船山遗书,辅以广览博取。”(《潭嗣同全集》261页,以下简称《全集》)因此,学习能深造有得,“多发前人之未发”(唐才质《戊戌见闻录》)。     

谭嗣同对王船山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谭嗣同对王船山推崇备至,他把部山的思想看作是复兴民族,“昭苏天地”的一声春雷．他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在其老师欧阳中鹊、刘人熙的指导下,“为学专主船山遗书,辅以广览博取．”（《谭嗣同全集》第261页,以下简称《全集》）因此,学习能深造有得．“多发前人之未发．”（唐才质《戊戌见闻录川谭嗣同把船山学说和其它古代思想家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再结合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某些社会政治学说,加以融合贯通与择取,为其维新变法制造理论依据．本文拟就此作些粗…     

试论王夫之思想、行性对谭嗣同的深刻影响

<正>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杰出人物。他一生追求真理,并为他所确认的真理而英勇献身,故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他品行高尚,“卓厉敢死”,志行可观,故被公认为是用鲜血换取中国改革的第一人。造就这样一位维新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固然有其历史的、社会的、家庭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多方面因素,但纵观谭氏一生的思想、行性,不难发现,明末清初卓越的思想家王夫之对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尽管谭嗣同“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自从杨文会闻佛法,其学又一变”,但他如同王夫之那样,建立学说不顾“得罪于先儒”的推陈致新精神以及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献身精神,却是那样始终如一,且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下面拟从四个方面分析谭嗣同思想、行性的发展状况,以见其所受工夫之的深刻影响。     

论王船山思想对湖南近代三大人才群体的影响

自湘军兴起后,近代湖湘人才荟萃,以群体优势而言,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致形成了三大群体。即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人才群,以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人才群,以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人才群。他们都较多受中国古代优秀思想家的影响,受湖湘文化的薰陶,都在中国近代风云变幻的大舞台上历经磨难。纵观这三大群体接受前人思想精华,开创事业的历程,古代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王夫之的影响不可小觑。一1840年,湖南新化人邓显鹤主持校刻《船山遗书》于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收录经部著作18种,计150卷。由于印数不多,邓刻《船山遗书》流传不广,但…     

“船山”别号考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人们习惯称他为“船山”。比如,他的著述篇目,称作《船山著述目录》;他的著作集,刊作《船山遗书》、《船山全书》;他的生平事迹年表,题为《船山公年谱》、《王船山先生年谱》。为了纪念他,许多地方修建了“船山祠”,为了研究他的思想,海内外成立了各种以“船山”命名的学术性团体,等等。总之,三百多年来,“船山”别号与王夫之本名一同流传,为学者乃至世人所熟悉。那末,“船山”这个别号究竟是怎样来的呢？“船山”别号的由来,历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出自后…     

清末的王船山(续)

<正>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七)是通过谭嗣同而知道王船山的。两人相识于光绪二十一年.其时谭三十一岁.梁二十三岁.均已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梁启超是这样写到此事的:“其评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钜。”(《清代学术概论》)即启超与谭嗣同交往     

晚清以来百年王船山哲学与思想研究述评

晚清以来百年是船山思想沉寂一百七十年之后的重新现世的历史。以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重刻《船山遗书》为标志,对于船山思想的研究与定位就一直是之后百年学界的重要论题之一。而学界对船山之学的看法也经历了曾氏兄弟的正统理学、谭嗣同的维新变法、章太炎的排满革命、以及梁启超、胡适、侯外庐等人以“西学格船山”的曲折历程。最后以熊十力在20世纪40年代对船山复归于传统的“骨子里仍是宋学精神”的思想史判定画上句号。这一时期的船山研究,对于一九四九年之后大陆与港台的船山研究不同思想进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船山与变法——论王船山对谭嗣同的精神气质与哲学思想之影响

谭嗣同是晚清戊戌变法的主导者之一,也是十九世纪末期研究与宣传船山思想核心人物之一。戊戌变法作为晚清青年知识分子与士大夫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所进行的政治改革运动,历来被认为是中国近现代史与哲学革命史上的重要一环。而除了西学之外,谭嗣同在推动戊戌变法的时候,实际上是以船山思想作为其变法维新思想的主要传统哲学基础与精神动力。在谭嗣同的维新变法思想、哲学与精神气质中,船山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儒家哲学的代表与西学、佛学一道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的真正原因

王夫之乃曾举兵抗清、名震三江两湖之大儒。曾国藩是自练湘军拯救清廷的"中兴"名臣,却积极主持刊刻王夫之的遗著《船山遗书》,并为之作序,高度赞扬王夫之与孔孟、朱子等先贤同样伟大。此举不但大大传播了《船山遗书》,同样留给世人种种关于曾国藩刊刻此书动因的推测。事实上曾国藩刊刻王夫之遗作的重要原因是,清朝自乾隆末期因时局形势的稳定,对民族性的文字已放松管控,文字狱的总体环境发生了转化。从乾隆末至咸丰又经150余年,曾等汉族大员已成为清朝倚重的封疆大吏,由其刊刻《船山遗书》不再有政治悬念。另一原因是受恩师、亲友的积极影响,曾氏对作为理学大师的王夫之充满敬仰。这些才是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的真正动因。     

刘人熙与“船山学社”

刘人熙有强烈的民族精神,主张以传统道德拯救中国。从青年时候他就开始就崇拜王船山,研习王船山的著作。他认为王船山继承孔孟程朱思想又有所发展。刘人熙对王船山的推崇仰慕影响了谭嗣同,使谭嗣同崇拜王船山,但刘人熙又不赞成谭嗣同的"变法",未参加辛亥革命的有关活动,民国建立后虽对民主自由等现代观念有微辞,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民主自由独立的思想,尤其赞成民主共和的建国思想。正因为这样,刘人熙认为以船山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能"新湘"、"新天下",所以他创立了船山学社。     

试论王夫之的人文精神

清初启蒙思想家王夫之的著作中有着丰富的人文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是人本思想、民本思想和人权思想。批判继承这份思想遗产,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建设,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权,仍有其启承和借鉴意义。依入建极的人本思想人与天的关系,历来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古代多少哲学家都对此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在这方面,船山提出了独到见解。他在《周易外传》卷一《泰》卦中说：“道行于乾坤之全,而其用必以人为依。不依乎人者,人不得而用之,则耳目所穷,功效亦度,其道可知而不必知。圣人之所以依人而建极也。”船山认为,“道”涵…     

船山学社举办“王夫之与道教思想研究”学术讲座

<正> 船山学社于一九八三年十月十日至廿日,在长沙举行“王夫之与道教思想研究”的学术讲座,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船山学社社长吴立民主讲。湖南省大专院校、科研机关教学、研究人员及有关文物、博物工作者三十多人听了讲座。内容分五讲:道教简介、丹法要旨、《远游》浅析、《愚鼓词》讲略、《十二时歌》大义。吴立民同志指出: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身世与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相似。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以探讨黄老养生之学而益彰;待机报国的抱负,因研王乔炼气之法而更显。船山先生以丹法注屈子《楚辞·远游》,献身报国之志,即寓其中.     

千秋慧命春常在--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之启迪

《王夫之评传》全面揭示了船山思想中主导性和创造性的方面。作者注重概念分析，善于从旧概念中发掘新内涵，在思想上相互抵牾的方面强调其晚年之定论，突出王夫之思想中的内在联系，并立足于对“近代意义”的合理认识。理解其道德伦理和政治经济思想。在此基础上，作者继承和推进了喉外卢先生倡导的“早期启蒙说”，追寻传统与现代之“接合”，力求为现代化运动寻求思想和文化土壤。     

从礼以分殊辨别人禽管窥船山“礼”性

船山礼学思想是礼学史上一颗璀璨的“奇葩”。船山礼学思想的本质特性多为学术界所忽视,船山礼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之一即礼以分殊辨别人与禽：船山从礼乃“人之独”而禽兽所本无：礼以维系人道;人禽之别、壁立万仞等角度说明礼的本质特征。由礼以分殊辨别人禽可以管窥船山“礼”性：即言道必以天为宗、言礼“必以人为归”的基本思想：     

从船山易学看船山的人格美学

王船山(王夫之)四十多年矢志于《易》,易学修养极高,他的易学思想与其人格美学思想紧密相关。具体来说,船山易学中的身心观建基于“气”的思想,具有浓厚的生命美学意味;其心性观则表现出古代君子进德修业、追求德之大美的强烈意图;船山的人格美学强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主张英雄人格和政治家人格的统一,特别突出刚健的人格力量。     

论“西学”与谭嗣同从改良到革命的过渡思想

在中国近代史上,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社会变革的一个转折点.社会的转变不可能是昼夜之间一蹴即就的,其间必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这期间也必然会产生有社会影响的过渡人物.谭嗣同便是一个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从改良到革命的过渡人物,这与他接受“西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所以,谭嗣同的过渡思想,又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本文就是探讨这样一个问题.     

萧莲父船山学研究的“内在理路”浅探

萧莛父船山学研究主动继承了侯外庐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拓展。萧莛父对侯外庐的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既有继承,也有拓展。“继承”体现在主动选择以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船山的共同路径,以及对船山思想具有启蒙性质的共同判定。“拓展”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的叙述术语、体系构建、内容扩展等方面的深化,以及对现当代新儒家的船山学研究和以西方思想研究船山的不同模式有所注意和肯定。萧莛父船山学研究存在着“思想的内在理路”,一方面发掘船山思想的逻辑范畴,以构建船山哲学体系之网;另一方面厘清船山思想与宋明理学的关系,将船山思想纳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旨在从中国自身的思想上找到启蒙精神的内在性根芽和根据。     

谭嗣同哲学的内在理路

谭嗣同的“冲决网罗之学”,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对封建名教（三纲五常）之反人道、反人性、反人权之黑暗性、残酷性、欺骗性的揭露和批判;二是直接用以批判封建名教的资产阶级民主学说;三是为反封建名教、提倡人之自主、平等确立理论根据,即建立一种哲学。谭嗣同所建立的哲学,就思辨逻辑讲,主要体现在对于“以太”、“仁”、“心力”这三个范畴的证明,故下面我们对谭嗣同哲学的阐述,也就重在揭示他如何证明这三个范畴。一 谭嗣同所建立的哲学,就体系的逻辑环节而论,是将“以太”作为最高范畴。“以太”是西方十九世纪流行的…     

析谭嗣同倡伦理变革的思想基础

<正> 谭嗣同是中国十九世纪末冲决封建“网罗”、尤其是冲决“伦常之网罗”的最勇猛的斗士。他的伦理变革思想虽然还充满着深刻的矛盾,其改良主义立场也在其中作梗,但他要变封建道德为资产阶级道德的立场却是异常鲜明的。他几无顾忌地批判封建纲常,热情倡导平等、博爱(相亲相爱)、自由的资产阶级道德,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可与后来的民主革命党人的立场媲美。他主张“冲决君主之网罗”,但他认为那是将来的事,而关于“冲决伦常之网罗”,他却认为这是当务之急,并希望以此作为变法的基础。他的这一鲜明的勇于冲决封建伦常网罗的特色,使他成为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变革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那么,谭嗣同如此明确坚决的伦理变革思想究竟建立在什么思想基地之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