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存状态的中国镜像 ——论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建构

当代电影的女性意识在它发展的初期,以抹杀差异性来寻求平等,“花木兰”式的女人,成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中女性的最为重要的镜象。新时期电影女性形象的复归,却未能跳出传统妇女观念的藩篱。在商业经济大潮下,男性电影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则成为欲望的代码。透过近60年来多姿多彩的中国镜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妇女的生存状况,女性在社会中所遭遇的话语霸权和男权中心、以及谋求自己独立的生活、生存和发展空间的艰巨性。     

女性身体的异化

当代女性身体并未自由地呈现自己的行动与意向,而是表现为其他主体所操纵的潜在客体。女性身体的异化根源既有男权对女性身体的客体化、工具化,又有女性对男权的内化和自觉屈从。消除女性身体异化应将传统女性主义的解放政治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身份颠覆策略相结合,在积极的肉身化实践中从事切实的身体反抗。     

论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是具有成熟女性意识的现代作家,在她的文学创作中,围绕女性存在的终极理想,思考女性存在的意义,认为女性应在真正意义上达到男女平等。她通过作品揭示了男权社会造成了女性本质的异化与失落,同时,女性骨子里深深浸淫的自甘依附男性的奴性心理是阻碍女性发展的内因。她希望女性应尽早挣脱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男权传统牢笼,成为自由自在的女性优美自在的存在。     

驯顺、缄默与死亡:鲁迅小说的女性身体叙事

鲁迅女性身体叙事的文本,撕裂了遮蔽在女性身体之上种种神秘的帷幕,透过对女性驯顺之躯、缄默之躯和死亡之躯的叙述,不仅批判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管制与形塑,而且极力恢复女性的地位和尊严、肯定女性的生存权利和生命价值,更为重要的是透射出男性角色在对待女性问题上所作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女性驯顺之躯的叙事,揭示了现实存在于两性之间复杂、隐蔽的权力关系,以及女性"内化他性"自觉接受男权社会和文化的"驯服",使身体呈现出"非我"的异化形态。女性缄默之躯的叙事,透过话语分析揭破男性话语霸权,以及女性在话语上被歧视与挤压而陷入"不能发音"的困境。女性死亡之躯的叙事,揭露了在"并非人间"的"此世""存在"中男权对女性身体的戕害与精神的虐杀,揭示女性在无法救赎的死亡命运中对男权社会与文化执著、坚韧的隐性抗争。     

90年代以来大众影视剧女性存在状态分析

本文主要以90年代以来大众影视创作中的女性表达及文本中的性别形象与性别叙事为研究对象,以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为视点,解析滋长于男权文化之上的电影/电视剧文本是如何实施对女性主体意识和女性个人话语的消解来建构当下男性霸权话语体系和男权中心的深层意识形态,探索一种符合女性利益和女性意志的话语建构。     

驱散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阴霾——论当代台湾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嬗变

20世纪60至70年代,台湾电影里的女性形象被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阴霾所笼罩,她们被矮化、边缘化和色情化。80年代,大胆反抗男权、走向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登上银幕。90年代以来,女性形象更趋多元化,并受到酷儿理论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当代台湾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经历了一个从被刻意歪曲、到被努力还原、继而被深度探究的嬗递过程。这一过程也是当代台湾电影与菲勒斯中心主义艰难博弈的过程。     

新时期女性作家对女性身体美学的重构策略及意义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身体美学也是由男性的历史之手制造并且是符合其男权中心主义需要的,这种男性的美学表现出对病弱女体的偏爱。新时期女性作家重构了女性身体的美学范式。这一美学重构是通过女性身体的健美与男性身体的丑弱对比．以新的眼光设置女性身体描写的空间来实现的。当代女性作家通过对女性身体形象的重塑,传达出女性建构新的自我的努力。     

论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与性别意识

本文选取了余华小说中最具普遍性的三种女性类型进行分析,分别是天使型、妖妇型、自主型。通过论述,笔者认为余华并没有完全超越创作主体自我性别立场的局限性,塑造的女性形象没有完全表现女性的生命真实。他通过女性形象发出的仍然是男性的心声,显示的是男性对女性的内在欲望,体现了现实生活中男权中心社会对女人的期望,是传统男权的女性价值在文学中的折射。     

今村昌平电影的女性文化读解

日本老牌导演今村昌平以描绘女性知名,他创作的电影文本善于从日本传统中获取资源,以日本民族独特的心理机制,着力对女性强者意识进行诠释和表达,与日本各种神话、传说以及其他文艺作品构成呼应关系。今村昌平对日本女性的银幕形象进行了精心塑造和呈现,她们身上寄托了导演对日本女性边缘地位的深切关怀、对日本男权社会的批判以及希望日本民族走出困境的美好愿望。     

女性异化:论苏青的创作特色及影响

苏青从女性自身批判,即从女性自我价值的失落、男权意识的制约、女性男性化这三个方面批判了女性异化。苏青创作独特之处在于展现了现代女性不仅要承受社会对个体的一般重压、而且更要承受来自以男权意识为核心的文化性别歧视的重大压力。     

现代女性文论中的正义观

女性的社会属性是被男权社会所规定的,这就造成了男女两性之间在正义方面的天然不公平性.现代女性文学书写具有两重属性,一方面她们利用男权社会的理论工具,另一方面她们又强调自身的特质.只有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女性文学中的叙事,才能对男权社会下女性的正义地位有清晰的认知.正义既关乎社会秩序,更牵涉女性权利.进入当代,女性的社会权利、经济地位有了很大改善,但女性文学在公共领域内的不在场导致其公共话语权的缺失.女性文学又过分强调自我而割裂同男性的联系,更加剧了社会伦理的二元对立.在社会思潮不断变幻的今天,女性只有书写自我、挖掘特质,同时善用人类价值体系进行宏大叙事,在公共领域内彰显自我并与男性一样“在场”,与男性构成“我们”的共同体一起对抗男权社会的侵袭,才能实现对女性正义观和正义地位的现实构建.     

女性,一个被扭曲遮蔽的群体--余华小说男权意识批判

余华虽以具有反叛和颠覆精神的“先锋作家”称名于文坛,但其思想深处存留着浓厚的传统男权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余华文本世界中女性形象的类型及特征,均是男性按照自身利益的需求和心理渴望对女性的构思与想象,是传统的男权中心主义价值尺度在文学中的折射。     

女性主体性下滑和性别话语的差异——女性文学从小说到电影的思考

女性文学在从小说到电影中,性别视角的转换导致女性主体性下滑和性别话语的差异。女作家从女性视角叙事,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女性性别话语;男导演从男性视角出发,剔除原著的女性主义倾向,彰显男性中心意识、美化男性形象。这种现象是普遍的。两性应该在平等对视的空间里交流对话。     

性别视角与被看的风景——1915-1949年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解析

电影百年,女性成为银幕上一道绚丽的风景,但电影在多大程度上还原女性真实的生存状况?本文从女性主义理论和电影叙事实际出发,探讨了1915-1949年问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内涵,对男性导演视角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女性主义的解读,发现1949年前的中国电影中,女性只不过是作为"被看"的对象,作为客体满足着男性看的欲望.作为银幕上被表达与被隐瞒的对象,她们仍然是无言无奈的.     

孙犁女性书写中的男性中心意识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作为男性唤醒女性的运动,担任启蒙者的男性没有意识到自身潜意识中封建男权传统的残留,并在他们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植入新的男权意识。解放区作家孙犁的抗战小说,以诗性之笔勾画了一群生活在冀中平原战争年代的美好女性形象,而在“美好”想象的背后隐含了叙事者男性中心的叙事立场。     

女性形象的文化阐释

女性形象决非女性本身,它是男性的一种文化构想物,一种人为的话语实践,是男权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言符号".然而,由于"语言和思想的物化",人们往往以为女性形象就是女性本身,相信对女性的语言描述就是女性现实.所以,女性形象一旦诞生,便会逐渐成为一种刻板形象或定型观念,表达了全社会对女性的性别角色期待.本文拟从形象学的角度,分析父权文化中女性形象产生的深层心理基础和社会文化根源,揭示其中的权力话语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面向未来的生态女性建设和两性伦理乌托邦构想.     

《左传》中女性话语的缺失及其边缘化地位

整部《左传》中,女性的声音寥寥无几,叙事和人物的语言一直是以男性的视角展开的。女性话语的方式多以劝谏、议论、申诉等形式来展开,通过对国君产生影响,从而起到干预政治的作用。女性有限的主动性是封建等级制和宗法制的必然产物,《左传》所处的社会为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意识统治的时代,对女性的占有是男性权力和财产的象征,而女性只能是处于从属的边缘化地位。     

花儿中的社会性别——从花儿的唱词中看女性的形象特征

本文以男性和女性的花儿唱词为例,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花儿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女性形象的阴性和依附性含义是男权制文化的产物。     

男权镜像的破裂——新时期女性诗歌话语考察

进入父权制社会以后，女性一直被笼罩在男权话语的阴影之中。已经觉醒的新时期的中国女性开始对男性为女性设立的花草隐喻和神女峰意象予以改写，对象征男权的“天空”意象予以反叛，对性别专制的“家庭”意象予以拆解，以期完成对男权话语的突围。     

花落的声音：女性的身体与年龄——从《因为女人》看当代女性的生存困境

女性作为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有其特有的生命体验即对于生命体验的完整的过程,但在一些男性作家的笔下,却完全是另一个情况,男性教授作家阎真的《因为女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小说以女性的身体与年龄为轴心来揭示男权社会中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告诉我们：女性的身体,是男性的欲望叙事;年龄,使女性对危机予以认同;男权文化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形成女性自我救赎的重阻;男性作家对女性生存状态描述是偏颇的。这就警示着我们更多地思考女性解放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