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补偿的法理解析——以释义、功能、运作为研究视角

行政补偿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是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牺牲了公民、组织的个体利益而给予这些利益受到特定损害的公民、组织的一种经济上的弥补。这种法理释义的确立和发展为我们理性解析行政补偿制度作为一种法律制度预期将会产生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以行政补偿制度对社会的贡献大小和社会对这种制度的需要程度为分析基础,将行政补偿制度的功能归结为权利保障和利益平衡,为合理运作这种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利益人”视阈下公共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选择

公共行政人员的人性假设是分析其职权行为的重要前提.公共行政人员既非自利的"经济人",又非缺乏价值内涵的"公共人",而是有着多重利益取向的"利益人",因而他们的行为面临着公共利益和组织利益的冲突、本位职责和社会职责的冲突、个人正当权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进而陷入行政行为选择的伦理困境.实现负责任行政行为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建设和公共行政人员个体德性的彰显.应通过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公正的规范制度,以及公共行政人格的塑造,促使公共行政人员选择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行政行为.     

试论行政忠诚的价值

行政忠诚是指在行政过程中，对行政组织、行政领导、上级权力主体和更高价值主体的服从、尽责和尊崇。行政忠诚是行政体制有效运行的保障，是廉政建设的道德底线，行政权力合法性的基础。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忠诚道德不可或缺。     

行政伦理失范的利益根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相互交织、甚至相互冲突,利益间的冲突引发了公共行政领域的一系列问题,行政伦理失范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本文从个体利益角度、公共利益角度及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互动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以探寻我国当前行政伦理失范的利益根源。     

行政人的伦理困境和伦理自主

行政人与其他人一样生活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下并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每一种角色都附带着一系列的义务与利益规定。角色冲突、利益冲突甚至是道德冲突产生的伦理困境,使得行政人经常处于两难的境地。因此,应从创设制度化的个人伦理生存空间、行政人对角色责任的清醒认识、弘扬行政人的个体独立人格、界定行政人的忠诚限度等方面帮助行政人找到既可保存公共利益又可保存自己人格完整的有效途径。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理论的"三维度"反思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理论是近年来法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其理论意旨与制度建构仍然停留在权力制约的基础之上,忽视了国家与社会对话、公法权利与私法权利的沟通,以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融合,容易引导行政公益诉讼理论与制度走向歧途.因此,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运用国家和社会、公法权利与私法权利、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三对范畴,从3个维度反思当前行政公益诉讼基本理论,以摒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破除私人邻域和公共邻域的藩篱,实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融合,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奠定理论基础.     

民主行政的建构逻辑

民主行政是民主与行政的耦合,是一直拘囿于政治领域的民主价值在行政领域的拓展与渗透,它是学者们对代议制的立法权衰落、责任脱节、参与不足以及官僚制的行政权扩张、责任缺失、排斥参与的回应。民主行政的建构切入点有组织制度、伦理责任、行为活动三个层面,形成了以行政权的分立与制衡、竞争与合作机制的分权视角,以官僚机构承担宪法、公益、公平、代表性等伦理责任的责任视角,以公民和下级官僚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活动的参与视角。三个视角之间既有差异,也有共识,共同致力于解决代议制和官僚制的双重困境与缺陷。     

“经济人”理念下的中国行政伦理建设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人"的特征.这种"经济人"理念的植入并内化是我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是现代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基于"经济人"追求最大化利益的倾向,其在行政领域的适用,引发了行政人恪守行政伦理的困厄:追求自身利益与代表公共利益的矛盾;对上负责与回应民众的矛盾;为政绩而政绩的"政治作秀".笔者以为,"经济人"理念下的行政伦理建设必须从转变观念、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制度伦理等层面入手.     

我国行政合同制度建设透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合同作为政府管理的一种手段,其核心价值目标是在社会公共领域避免行政权力单方性,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和协调。在推进我国行政合同制度的建设方面,政府缔结行政合同的权限应该明确;行政优益权的行使应具备严格的要件;对于我国行政合同纠纷,应该采取行政复议或行政裁决与行政诉讼的方式;行政优益权的行使给普通市场利益主体造成的侵害应当给予充分合理的赔偿。     

公共行政过程中的责任冲突及消解

在公共行政实践中，由于传统行政模式下的“道德困境”，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二元分离以及行政人员作为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动等原因，使得他们经常面临着各种形式的责任冲突。必须通过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实际，从官僚机构、行政人员、制度建设等方面，消解行政责任冲突的困境。     

官僚制与中国行政发展战略——一个分析框架

行政发展对于我国社会转型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官僚制是行政改革和行政发展的中心议题。行政发展就是以官僚制为核心的行政体系的制度变迁过程,包括行政组织变革和管理方式创新等内容。行政发展作为一个朝向更高目标的正向制度变迁过程,具有明显的战略性质。在当前复杂的行政环境和资源条件下,要从战略的高度理解行政发展及其意义,推动行政发展也要引入战略管理的思想。我国行政发展战略是由总体战略、职能战略和组织战略所构成的战略框架。     

行政管理理性化的追求与困境──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分析

韦伯曾命题,作为现代社会的命运,官僚制体现了行政管理中的理性化追求。一个要有作为的政治共同体或法人共同体,除了选择官僚制的行政管理体制外别无出路,但其代价是引发社会价值紧张。从否定的意义来说,这一价值紧张显示了理性化追求的矛盾困境。     

论公共利益偏离原因及对策

公共利益被现代政府号称为行政的核心价值和最终目标,但公共行政实际执行过程中常常发生公共利益偏离现象,给公共领域带来一系列的困境。政府自利性、官僚制度的非人格化以及官僚制度的效率优先性是公共利益偏离的缘由。以公共行政服务机制民营化、街头官僚权力控制化、知识权力民主化为公共利益偏离问题的减轻提供可能的路径。     

论公共利益偏离原因及对策

公共利益被现代政府号称为行政的核心价值和最终目标,但公共行政实际执行过程中常常发生公共利益偏离现象,给公共领域带来一系列的困境。政府自利性、官僚制度的非人格化以及官僚制度的效率优先性是公共利益偏离的缘由。以公共行政服务机制民营化、街头官僚权力控制化、知识权力民主化为公共利益偏离问题的减轻提供可能的路径。     

行政机关行政诉权探析

囿于传统的"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制度,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诉权问题缺乏理论上的探讨和实践中的应用。随着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赋予行政机关行政诉权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赋予行政机关行政诉权符合司法最终解决的原则,也可以弥补行政诉讼立法的缺陷与不足。构建行政机关行政诉权制度要循序渐进,充分考虑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也要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以化解行政纠纷,维护公共利益。同时要从制度上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行政诉权。     

试析行政调解的基本原则

行政调解制度近年来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但制度实践未见广泛开展,主要因为目前对行政调解的研究明显不够,未能对实践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通过讨论行政调解的基本原则来探究其指导思想、价值理念和制度初衷,可以使我们更游刃有余地拿捏制度设计,取舍制度安排.基于目前的研究,笔者认为行政调解应当遵循八大原则:自愿;合法;公平公正;程序正义;当事人参与;法情理相结合,注重实效;适度调节;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     

论行政组织法的完善路径——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切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先后进行了几次规模较大的行政改革实践与数次规模较小的调整,然而,作为行政机构改革制度保障的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探讨与制度设计,却进展缓慢。近年来,行政法学者从研究主线、行政主体与合法化进路等方面,对行政组织法的完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行政组织法的进一步完善,实际上就是行政组织相关制度对目前行政组织的生态环境所作出的一个回应。影响行政组织制度形成的生态环境是多样的,其中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四个方面。     

完善和超越官僚制:我国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理性选择

官僚制,是现代管理的组织理论和模式架构,对工业社会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官僚制自身的缺陷及其与现代社会环境的不适应也日渐暴露,官僚制的组织模式正面临着危机。从中国来看,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即工业化与信息化并存,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并存,城市与乡村并存。因此,为了构建现代化的行政组织体制,推动中国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理性化,中国应在工业化社会更加完善官僚制,使行政组织的理性和效率发挥到最大化,同时又在信息化社会趋近中超越官僚制,以渐进的方式顺利实现行政组织体制的转型或替代。     

行政立法中表达利益整合的考虑因素

利益要求总是因人而异的,行政立法在各种利益表达的基础上必须存有一种利益的整合机制。应重点考虑公共利益、弱势群体利益、生存性利益。立法者的中立性是立法民主和立法公正的保障,因此,在行政立法中还需构建行政立法的回避制度,防止行政机关的部门利益出现在行政立法的利益博弈过程中。     

对行政征用中的公共利益的认定

公共利益是行政征用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基础。然而,在我国,公共利益概念并没有得到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明确而具体的解释。从学理上说,公共利益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综合共同利益论、公众利益论和公共理性论等多种解释,通过确立某种法定的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来认定公共利益,从而为行政征用设置有效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