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张生:三个作家的不同心曲

西厢故事里的张生形象在唐代元稹的传奇《莺莺传》中热中功名 ,在金代的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中功名与爱情并重 ,在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中则爱情至上 ,这反映着作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由重社会价值的实现到重个人情感的内敛、内倾的心态嬗变。     

谈《西厢记》崔、张酬唱赠答诗

《西厢记》中崔莺莺、张生二人的酬唱赠答诗,不仅起到了调和、串连剧情的作用,同时增强了戏剧的抒情色彩,更重要的是,它们见证了崔、张的爱情历程,有情人终成眷属。     

张生致杜确书流变论

从《莺莺传》“始乱之，终弃之”到《西厢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变化，极大地迎合了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在西厢故事的演化中，张生致杜确书这一情节也有了明显的改变。这一流变，折射出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和大众审美观念的发展变化。     

王实甫《西厢记》的爱情婚姻观

自《西厢》问世,中国的爱情文学里便不难见到张生式的情种,莺莺式的女主角,红娘式的热心肠者,老夫人式的家长,以至于郑恒式的“拨乱其间”的“小人;不难见到《西厢》式的爱惰波折和得官完娶的团圆结局。这类现象的出现,大都不是有意仿的结果。本文认为,《西厢记》在人物类型及组合关系、故事框架、爱情方式诸方面所以具有典范性,主要是由于它体现了一种范型的爱情婚姻观念体系。     

从薄情郎到至诚种——论张生形象的演变

《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生与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剧中张生的形象在动态的发展中变成了作者和其所处时代的代言人。本文试从《莺莺传》、《董西厢》、《王西厢》三部作品中分析张生形象的演变和转型,进行逐层分析,以期把握形象实质,挖掘作品精髓。     

男权视角下的女性话语——《西厢记》主题思想的深层探析

《西厢记》历来就被看成是中国古典戏剧中反映女性意识觉醒、大胆追求爱情的典型爱情剧,但在父权宗法制度控制下的古代中国,替女性张目的《西厢记》仍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男权视角的烙印。本文从《西厢记》的人物形象、内容结构等方面分析其主题思想的复杂性。     

情·欲·爱——论《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爱情观的演变

从《西厢记》到《牡丹亭》再到《红楼梦》,中国古代爱情取向与婚恋观念发生了由情到欲再到爱的演变。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人们逐渐舍弃了两貌相取的失之肤浅和两性相悦的流于庸俗,而最终肯定了两心相知的臻于完美。这与人们对爱情婚姻的认识从简单到深刻,由浅显至深入,自现象达本质的规律是一致的。     

"君自西洛来,妾住在西厢"——论《西厢记》之"西"

《西厢记》作为元代戏曲作家王实甫改创的戏曲菁华,上承唐宋诗词传奇,下启明清小说经典,其审美情趣和审美意象集中反映了作为封建时代非主流文化的爱情类故事的基本创作理念。其中《西厢记》之“西”看似无意,但从“西”在文学中所蕴含的佛教、红娘、美人与温馨、寂寥情感等不同含义出发,可帮助我们构建从《西厢记》到《红楼梦》的欣赏之路。     

《西厢记》主题新探

明朝以后认为王实甫《西厢记》主题是反抗封建礼教,但这并不能说它在元初也是这个主题。从《西厢记》的源流、产生的社会背景及文本重新解读看,它并不是反抗封建礼教的爱情剧,而是借爱情题材抨击现实的道德讽谏剧。     

婚姻中的门户观对词义的影响

一、婚姻中的门户观对词义的影响 古代诗歌、小说、戏曲中,常见的爱情故事往往是某书生爱上某贵胄小姐,要想终成眷属,就要考取功名或改换门楣,像著名的爱情故事《西厢记》中的张生,《潇湘夜雨》中的翠鸾等,如果门不当户不对,那么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像霍小玉、金玉奴等人。这就是门户观念在婚姻、爱情中起作     

从佛教“有漏皆苦”角度看待王西厢中的崔张爱情

《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的＂压卷＂之作,它演述了崔张爱情故事,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冲破了封建樊篱,摒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私下结合,崔张爱情最后以大团圆而告终。如果我们从佛教＂有漏皆苦＂的角度来解读崔张爱情,不失为对崔张爱情、甚至是对生活的另一种解读,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崔张爱情能够较好地体现佛教＂有漏皆苦＂中＂求不得苦＂、＂苦苦＂、＂爱别离苦＂、＂坏苦＂、＂怨聚会苦＂的思想。     

张爱玲早期创作发生之“气场”

作家的创作与特定的“气场”结构相关。将张爱玲早期创作“气场”分为家庭、战争、动荡社会、情感、文学生态环境，进而说明张爱玲创作发生的诸般复杂因素。文章运用“发生学”原理解密张爱玲早期创作的认识相关结构，指明“气场”对作家创作个性、风格特征的形成起了怎样的作用。     

“德性所知”与“德性之知”之区别及其意义——张载《大心篇》解读兼论其知识论

学界一般将张载的＂德性所知＂等同于＂德性之知＂,但是两者实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凭借德性所认识到的大全、整体的知识,其实质是对世界的整体的把握和了解;后者则单纯是指关于道德的知识。无论是＂德性之知＂还是＂见闻之知＂,都属于＂德性所知＂,都是＂德性所知＂的一个部分和局部。在张载看来,任何局部、片面的知识都不能促进人性的美好和理想人格的养成,只有整全的知识才能够促进人性的美好和理想人格的养成。张载是在＂知识——人性＂的框架内思考知识问题的,人性美好问题成为张载知识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陶渊明"桃源理想"探析及反思

陶渊明在《桃花源诗并序》中构建的＂桃源理想＂,是他社会理想的集中体现。这一理想的形成反映了陶渊明独特的人生观、独立的人格、鲜明的爱憎、高尚的情志、执着的精神,其精神理想不乏给后人以启迪。     

元曲三句鼎足对的审美意蕴

元代散曲＂诗乐一体＂,其中的＂三句对＂又名＂鼎足对＂,或称＂三句鼎足对＂,体现出绘画美、音韵美、意象美的审美意蕴。马致远、乔吉、张可久、徐再思等以赋、比、兴的手法写景寓情,以鲜美而易逝的意象叠加成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图景,再配置优美而又充满活力的声韵,从而体现出审美化的人生态度及隐逸情调,实现了对自由旷达人格的肯定。     

论台湾作家林耀德都市散文的历史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中郭沫若的惊叹、茅盾的批判、“新感觉派”的焦虑、张爱玲的热爱、沈从文的厌恶,几乎奠定了中国文学中的都市情感指向。但台湾著名新生代作家林耀德在其散文书写中,提供了对普遍性“都市”介于“亲”与“不亲”之间的情感态度。借用已有都市书写中的“废墟”意象,将都市处理为“迷宫”意象系统,是林耀德都市散文的又一历史贡献。大量书写、思考都市这一“钢铁蝴蝶”的生命性、有机人格力量,令林耀德成为当代华文都市散文真正的领军人物。     

《黑骏马》中被架空的“爱情”

张承志的代表作之一《黑骏马》描写了主人公白音宝力格在离去九年后重返草原,寻找往昔恋人的爱情故事。在对爱情的描写中,凸显了索米娅的两种角色以及白音宝力格对这两种角色的寻找,但这种爱情并没有落脚于具有个性的个体之上,因而是被架空的,不是真正的爱情。     

高拱是“俺答封贡”的主持者

明隆庆后期发生的“俺答封贡”，是中国古代边疆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解决该事件的主持者和决策人问题上，许多学者均认定是张居正，然而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从解决该事件的决策者所处的政治地位、在封贡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明清历史文献的记载等方面来考察，其主持者和决策人是高拱，而不是张居正。高拱主导了“俺答封贡”事件的全过程，他是解决该事件的真正决策者。     

竞争能否生智慧？——章太炎、辛亥革命与现代性

辛亥革命的理论家章太炎提出了＂竞争生智慧＂的观点,但是,竞争究竟能不能生智慧？如果能,是在什么意义上能？如果不能,又是为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似乎还欠思量。章氏哲学对人性之恶的肯定赋予了竞争以合法性,但是,其所具有的相对主义倾向又使得竞争最终成为了多余之物。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将竞争解释成实践,＂竞争生智慧＂的意思是说主体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改变自己,从而获得智慧。但是,由于章氏在认识论、方法论上走向了怀疑论,在政治哲学上走向了唯我论,所以他不能够提供成功改变世界所需要的理论和工具,最终导致＂竞争生智慧＂走向了唯意志论而自我消解。这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又暗示了中国现代性诞生的步履维艰。     

程颢、张载论性及其分歧——以《定性书》为切入点

依学理而论,张载论性基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分的理论前提。然而,程颢在人性问题上乃是典型的＂性一元论＂者。由是观之,张程二人在人性理论上存在重大的分歧,因此而导发的＂定性＂问题——性之本体与定性功夫便凸显而出。两人关于＂定性＂的讨论主要集中敞显于《定性书》之中。《定性书》中表明了程颢坚守性本一源,无有内外,无需定性,并且依此回应了张载性出二源,累于外物,须有定性功夫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