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晋人的心理特征及其诗歌

<正> 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有其独特的总体特征以及这种特征形成、变迁的原因。如果我们想要对这一切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显然不能将注意力仅仅局限于社会环境上。因为文学作品的产生,一方面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另一方面还有其精神的、心理的根源、并且不同精神、心态下的人,面对相同或相似社会事件,常常有不同的内心感受和思想,而当这些感受和思想一旦形诸文学作品,其内容格调便也相应地显出了差异。所以要把握某一时期文学作品之总体特征及其发展变化过程,最关键还是在于要了解那一时期人们的一般心理特征。本文即准备本着这一点对西晋诗的感伤和东晋诗的哀愁做些粗浅评述,以就正于专家、读者。     

论大历诗歌意境特征及其构造方式

论大历诗歌意境特征及其构造方式许总在唐代诗歌史上,从诗歌内蕴的基本情调及其时代特征看,与开天时代相比,大历诗风固已气骨顿衰、艰于振举,但由其所承受的乱世氛围与复杂的心理状态的叠印而形成凄清伤感的情怀意绪本身,实际上正是“意在遣情”①,精密化的诗歌体制...     

试论民俗中的社会心理特征

<正> 民俗是人民群众创造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其内容十分丰富和广泛,可以说它包括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包括人民的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就其传承的方式来看,既有行为传承的民俗,又有口头的和书面的传承民俗;就其传承范围来看,有城市的,也有农村、牧区的,总之,凡有人生存的地方,都有民俗存在。民俗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民俗的这种广     

大历诗歌意象的禅意特征

在大历诗歌中,流水意象、花意象、芭蕉意象出现的频率很高,这些意象往往突破传统意象的内涵,带有浓郁的禅理禅趣,体现出佛学对大历诗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大历诗歌的心理学和美学研究

蒋寅著《大历诗风》一书,体现了新一代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学术品位和风格,它在把握诗人心态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以及开拓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等方面,向人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深入的创作心理分析与细微的审美观照相结合,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作者力图从诗歌的表现形态及发展变化中,揭示诗人的创作心理,又从诗人的创作心理揭示诗的深层美学意蕴及其形成的内在动因。作者认为:“诗史从广义上说,就是人类的心态史,是人类心灵颤动、变化、表现的历史,应和着人在不同时期的心理波动划出相应的曲线。根据诗史的曲线,可以推定群体、个人的某种心态在历史上的坐标点。相反,如果能确定某种心态的历史坐标点,那么,也就可能清晰、准确地描     

大历诗坛中的一个特殊存在──论韦应物诗歌的思想特征

韦应物虽与大历时期其他诗人在生活的时代、个人的生涯、创作的题材等外在表现方面有相似处，但其诗歌创作却拔乎大历诗风之外，是大历诗坛中的一个特殊存在。其社会诗与政治诗思想深度往往超过大历时期其他诗人，内容较为深广；个人身世感受诗中自省自愧的内容，在安史乱后痛定思痛的现实中有突出的现实意义；酬赠诗中表达素心安分，志切忧勤的思想感情，境界高尚；山水田园诗中融进仕宦责任感的变奏，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要之，积极有为，又追求高雅闲淡是韦诗的总基调。     

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

中国现代化的特定条件决定了村庄所具有的独立社区社会的特征 ,这一特征的首要表征是村庄秩序获得的内生性 ,村民自治正是对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村庄秩序内生获得不仅与村庄之外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治理制度安排有密切关系 ,而且与村庄内在结构状况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关联”的引申 ,试图在理论建构和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上 ,建立一个对理解当前中国乡土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统括能力的范畴。     

大历诗坛上的一个特殊存在──试论韦应物诗歌古近诸体的艺术风貌

唐代大历时期是五七言古、近诗体演变的重要时期。在诗体变化的过程中，创作主体对诗歌体式有着不同的创作观念、审美体认和运用方式，因而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形式特征也各有卓异之处。将韦应物放置于大历时期诗体变化的特定创作环境中来考察，既可缕出这一时期诗人运用五七言诗歌体式的共同特征，又能发现韦应物运用诗歌体式的个性特质。不论是古体还是近体，韦应物与其他大历诗人相比，都是一个特殊存在。     

论屈原诗歌的言志系统——兼析屈原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翻开中国诗歌理论史,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以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之说,《礼记·乐记》亦称“诗言其志也”。最透辟的是《毛诗序》中的一段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诗定在“言志”这根标尺上,说明我国诗歌自《诗经》伊始,就十分注重强调诗人情     

论社会组织的社会稳定功能——兼论“社会复合主体”

社会转型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健康有序地培育社会组织,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环节。本文从对社会转型中不稳定因素形成的深层原因分析入手,结合杭州市政府培育"社会复合组织"的探索,就社会组织的社会稳定功能进行探讨,对培育和发展健康有效的社会组织及其运行逻辑提出了一些看法。     

试论“大历十才子”的诗作

“大历十才子””指的是唐代宗大历年间活跃于以长安为中心的北方诗坛上的一群诗人,他们是: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翊、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讳、夏侯审。。其中卢纶是河中蒲人,苗发是潞州人,耿伟是河东人,即十人中有三个山西籍人。     

史诗与剧诗——兼论所谓市民诗歌

和希腊罗马不同,和印度以及许多其他民族不同,史诗与剧诗,在中国正式形成和高度发展,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经过唐宋的酝酿,直到元明才成熟,而不是在从野蛮进入文明即古代奴隶社会时期。这就形成:在整个诗歌发展史上,抒情诗占绝对优势,以抒情诗为主流,即使是叙事诗,也多以抒情手法叙事,甚至变成为以叙事手法抒情,使二者结合难分,结果往往形成了“诗     

不应被遗忘的近代香港诗歌——兼论近代香港诗歌的文学史意义

香港文学的研究虽取得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重视新文学、忽略传统文学等问题.这既不利于揭示香港文学丰富多彩的本来面目,也割裂了其与内地的天然文化认同.实际上,香港文学应由近代说起,近代描写香港的传统诗歌,也是香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等方面的特殊性,近代涌现出许多歌咏香港的诗歌.这些诗歌既全面描绘了香港的历史文化、社会风貌、新奇事物和自然景观,又集中反映出近代社会文化变迁中知识分子的心灵悸动和嬗变,不但引领了中国近代诗歌的革新方向,而且孕育了香港现代文学的各类主题和现象,具有重要的文学、文化价值,不应为香港文学史所遗忘.     

“一夜北风紧”——论人物心理特征的社会内容

一、“一夜北风紧”《红楼梦》中“本性要强”、好出风头的凤姐,为人的趣味低级,却没有装出道貌岸然的架式。她没文化,却要比某些自以为满腹文章的角色坦白得多。小姐们在芦雪庭联诗,她既不甘寂寞,又不敢冒充内行;她答应“我也说一句在上头”。为了站稳脚步,避免丢脸,声明“你们别笑话我,我只有一句粗话,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她那一句话出人意料,一出口就打响,众人相视笑道:“这句虽粗,不见底下的,这正是会作诗的起法。不但好,以下留了多少地步与后人。”大家一致决定,“就是这句为首。”李纨接联的第二句是“开门雪当飘”。凤姐那为首的诗句和诗序,是一起出现而不是先见序后见诗的:     

论钱起的山水诗——兼论唐代山水诗的盛中代变

山水诗是唐代诗歌的重要题材。钱起作为大历十才子的代表人物,其山水诗在盛唐诗向中唐诗的过渡中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钱起曾和王维有过交游,他们的山水诗在风格上有着相似之处。但细细比较,表面的相似处实则隐藏着重要的一点差别,这个差别也是把盛唐诗和中唐诗相区别的一个分水岭。本文在分析钱起的山水诗时,在论述过程中与王维诗进行比较,来找出唐代山水诗盛中代变的痕迹。     

试论社会科学技术的三个层次——兼论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发展

本文认为,社会科学技术是一个系统,其中包括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决策技术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缺一不可。近些年来,我国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发展相对滞后,影响了社会科学技术系统的正常发展和作用的发挥,必须引起重视,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构建中国市民社会——兼论民法典制定的社会基础

市民社会是人类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它的发展、成熟以及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互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市民社会又是民法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就民法典的制定而言,市民社会始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民法典的制定必须同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紧密联系起来;反过来对于中国的市民社会,民法典的制定又是其构建的具体路径之一。对民法典的研究应当保持科学的态度,既要关注社会现实,又要尊重历史。     

再论序变——兼与查汝强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哲学界关于结构形式变化引起质变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许多文章。1982年我发表《序变与质量互变规律》(哲学研究、1982年第10期),提出序范畴及序变原理后引起了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把序变引进质量互变规律,即事物是质、量的统一体,或是质、量、序的统一体?事物的变化只存在一种形式,或是多种形式? 笔者认为,世界是复杂的,事物的变化、旧事物向新事物过渡的形式和途径也是复杂多样的,并非只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这唯一形式,而是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序变达到关节区引起质变以及量变与序变协同作用引起质变三种基本形式。     

试论旅游业的不确定性——兼论旅游体制改革基本思路

旅游业的发展在旧旅游体制框架格局下已走到了尽头,随着旅游业正式纳入国家“七五”计划以及整个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旅游体制改革已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旅游体制改革有其内在要求,要求有总体设计和具体阶段安排,切岂一哄而上,盲目进行。这种情况,首先要求反思我国旅游业发展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深化对旅游业的认识,只有如此,旅游体制改革的对象以及这种对象所依存环境、体现关系才能为我们所把握,在这方面多下功夫,比起就改革论改革可以达到事半功倍效果。近几年来,我国整体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反反复复,根本原因就是对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认识不广不深以及对国情不够了解所造成。因此,深化旅游业认识是改革的充要条件。     

论良性社会结构——兼论改革的目标状态模式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之下,对社会的活动、组织、管理及其内部作用关系的重新规范。因此,改革必然是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改造和再建,它必然涉及到社会结构的目标状态模式的选择。一社会结构是多样的,即使同一社会形态也可以有多种各异的具体组织形式。多样的社会结构的比较告诉我们,它们并非是等价的,因而是需要选择的。所谓良性社会结构正是与非良性社会结构相比较而言的、可供选择的较为理想的社会组织模式。社会结构的比较,就理论的抽象形式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