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传谈修辞

在拙著《中国修辞学史稿》第二篇(中国修辞思想的萌芽期——先秦时代)的《楔子》里,我说“《诗·大雅·板》的‘辞之辑矣,民之治矣。’……等还只是不自觉地偶发的修辞意识。”可是在《中国修辞学史稿》的第十篇(结论)的第一节,我却又比较肯定地说:“这《诗·大雅·板》第二章下半章所说的,确是不折不扣的修辞意识,而且是中国最早的修辞意识。”     

“辩无胜负”的哲理缘由——评介老庄的一种言语观

言语活动的重要性是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充分认识的。孔子指出他的学生中“言语宰我、子贡”(《论语·先进篇》)。《诗经·大雅·板》里说:“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一部《论语》就是一部孔子的语录。孔门四科中的“言语”正是指出使于四方,为本国利益进行策辩的外交活动。     

释“信誓旦旦”

《诗经·卫风·氓》，弃妇之辞也。末章曰：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信誓，即上文所言之“及尔偕老”，谓“总角之宴”时新婚夫妇白头相守之约誓也。“二三其德”之夫将此抛却脑后，弃旧迎新，故诗人述旧而为此刺心之论也。“旦旦，”曰”言其恳恻款诚”。准诸上下文义，郑说不误，然旦字向无“恳恻款诚”之义。释文曰：“旦，《说文》作悬。”《说文·心部》曰：“怛，也。从心，旦产。或从心，在旦下。《诗》曰：信誓悬悬。”悬为怛字别体，其义与诗辞之“旦旦”大不相类。今案“旦旦”应读作“沓沓”。上古沓读透母益…     

论“竹枝词”

巴渝辞——竹枝词 “巴”有着悠久的历史。殷墟甲骨文就有五片说到“巴方”。“巴”和中原华夏族很早就有着密切的交往。《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一壮举,《华阳国志·巴志》说“巴、蜀往焉”。这是完全可能的。巴人素以能歌善舞著称。《华阳国志》又说:“周武王代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代纣,前歌后舞’也。”——巴人的艺术才能曾经在战     

《诗经》“夭夭”小考

“夭夭”一词在《诗经》中出现过两次.《周南·桃夭》:“桃之夭夭”,《毛传》:“夭夭,其少壮也.《邶风·凯风》:“棘心夭夭”,《毛传》:“夭夭,盛貌”;《郑笺》;“夭夭,以喻七子少长.”按照传统的解释,“夭夭,是“少壮、茂盛”义.可是,闻一多先生否定了这种一千多年来的传统说法,认为“夭夭”当是“屈曲”义.他考证说:《说文·夭部》:“夭,屈也.”《凯风》篇曰: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谓棘受风吹而屈曲也.乐府古辞《长歌行》:“凯风吹长棘,夭夭枝叶倾,黄鸟飞相追,咬咬弄音声”,语意全本诗风,“夭夭枝叶倾”者,正以枝叶倾申夭夭之义,倾与屈义相成也.《桃夭》     

“合说”辞格释例

《墨子·天志上》:“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据文意而析言之,“轮匠执其规矩”就是“轮(人)执其规”、“匠(人)执其矩”,也就是说,“轮匠执其规矩”是“轮执其规”和“匠执其矩”二语的合说。《韩非子·五蠹》:“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据史实而析言之,当是:桀暴乱而汤征伐,纣暴乱而武征伐。换言之,“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是“桀暴乱而汤征伐”和“纣暴乱而武征伐”二语的合说。这是一种修辞手法,并二为一,我名之曰“合说”。与其他辞格一样,“合说”也有其修辞作用。“合说”的作用是:长话短说,使语句简炼,收辞约     

“用事”论

“用事”,又叫“用典”。刘勰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文心雕龙·事类》)据此可知,用事(用典),是引用古事、古语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的一种修辞方法和论证方法。王勃倾吐“怀才不遇”的牢骚,却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滕王阁序》),就含蓄多了。萧统提出自己的诗学观点,则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文选序》),第一句和后面一联对偶的上半联引自《毛诗序》,下半联引自《礼记·乐记》,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就不证自明了。     

古汉语中“为之N”结构试析

本文的"为之N"是指动词"为"与其宾语N之间嵌入代词"之"的一种特殊结构.如:(1)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左传·僖公二十四年》)(2)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庄子·逍遥游》)(3)故圣人议多少、论厚薄为之政.(《韩非子·五蠹》)(4)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朕与单于为之父母.(《史记·匈奴列传》)     

“美恶同辞”辨析

关于“相反为训”的问题,最早应该说是郭璞提出来的。在这之前汉人的传注中虽已有“臭训为香”之说,但还未出现“反训”之名,“美恶不嫌同辞”虽是《公羊传·隐公七年》里的例子,也不是指“反训”而言的。 东晋郭璞在《尔雅·释诂》“徂,在,存也”条注以及《方言》卷二等的注解中提出“美恶不嫌同名”以后,历代不少注疏家、训诂家都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发表过他们的看法。象王念孙就说: “凡一字两训而反复旁通者,若乱之为治,故之为今,扰之为安,臭之为香,不可悉数。” (《广雅疏证》)郝懿行在《尔雅义疏》中也说:“允任壬,本训为信为大,而又为佞,美恶不嫌同辞,”此外象段玉裁、孔广森、黄侃等人都举出许多例子以支持郭说。当然持怀疑态度者亦有之,象宋代贾昌朝,清人桂馥,朱骏声等也都对郭说表示怀疑。但总的来说,前人的评说象“美恶同辞、施受问辞、正反同辞”等等,都只停留于现象的归纳上,较少涉及有关反训的其它问题。     

侔式推论新解

侔,是《墨经》中关于说和辩的一种方式。《墨经·小取》:“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孙诒让认为侔是“谓词义齐等,比而同之。”伍非百说:“何谓比辞俱行,谓取形式同一之辞,或增之,或减之,以观其结论之是否同一也。”又说;“侔当今直接推理之附性法,用两辞相比而行,以求其另一辞之是非。”     

马克·吐温与“美国神话”

蜚声国际文坛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对马克·吐温推崇备至．他说："所有现代美国文学来自一本马克·吐温写的叫《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以下简称《哈克》）的书。"①在《哈克》一书中,他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美国生活中悲惨的现实．马克·吐温自己的论著,如《费尼莫尔·库珀的文学罪责》、《威廉狄恩·豪威尔斯》,表明他是非常了解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并通晓美国文学史的．"在《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中,马克·吐温学会运用大结构、悟力．这种悟力,早期的幽默大师们在他们的奇闻轶事中曾反复使用过．"②马克·吐温充分意识到文学潮流和…     

略谈孔子论“政”

孔子论“政”之辞,主要见于《论语》。关于《论语》一书,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何晏《论语集解序》引汉人刘向的话说:“《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尽管历来治《论语》者对《论语》     

“辞尚体要”说与宋代文风的嬗变

“辞尚体要”一语最早出自伪古文《尚书·毕命》篇,是指文辞表达的旨趣切实完备且抓住要领。“辞尚体要”说的文章理论价值经刘勰《文心雕龙》揭橥之后,对宋代的文风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宋一代帝王和文人臣子经常利用“辞尚体要”说批评、纠正当时浮华的文风,使“辞尚体要”说一直回荡在宋代的文坛上,可谓不绝如缕。宋代的古文革新能取得成功,“辞尚体要”说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宋代,“辞尚体要”说作为遏制浮华文风的一剂良药,能否被付诸实践,有诸多因素制约,其中帝王与朝廷的好尚,实乃有力之提倡。宋代重视“辞尚体要”说,与宋人好议论、崇尚夏商周三代的文风、普遍重视文章的实用性和《尚书》学的兴盛等方面有关。     

是逻辑的辩证法,不是相对主义的诡辩——评邓析的“两可之说”

刘向《校上邓析子叙》和《列子·力命》都说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两可之说”为邓析学说的重要内容。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此说的分析和评价多有不公,指责“两可之说”是一种“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吕览·离谓篇》)的相对主义诡辩。笔者认为,这种指责不仅失实,而且恰恰抹煞了邓析思想的闪光之处。邓析的“两可之说”载于《吕览·离     

谈谈汉语修辞学研究的对象

汉语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什么?至今众说纷纭,分歧很大。我们应该对这个同题展开讨论,能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这对于修辞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为什么会长期存在着分岐呢?这是因为人们对“修辞”的理解不同造成的。修辞是一门古老而又年青的学科。修辞二字连用,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周易·乾·文言》中说:“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里的“修”,是修饰的意思;“辞”     

释“士”

《邶风·匏有苦叶》:“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卫风·氓》:“于嗟女兮,无与士耽。”《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郑风·溱洧》:“士与女。” 诗中“士”都指男人,非公卿大夫士之士。 《说文》:“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这是古人无事生事做的文章,与“士”造字之源不相干。     

“度日”还有一个特殊义项!

“度日”一辞,在解放前后出版的所有辞书中,只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不收;二是收了,不过只列出了它“过日子”的那个义项,却不列它另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义项——终日、尽日。兹为后一义项引若干条例证如下: (1) 唐·崔浩《王家少妇》诗:“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这是说女主人公耽于游戏,误了梳妆,一整天也没能打扮成功。 (2) 唐·郎士元《赴无锡别灵一丈人》诗:“度日白云深。”“度日”,别本一作“终日”,可见二辞是一个意思。 (3) 唐·戴叔伦《对酒示申屠学士》诗:“山里春风度日闲。”“度日闲”即是说成天到晚悠闲散漫,这里     

“五色四夷”考

“五色四夷”(蒙古语原文是tabun ongge dorben qari)一词,最早出现在《十善福自史》(以下简称《白史》)。而《白史》的写作年代尚有争议,现存《白史》出自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之手。他在序言中说:“审慎并行政教两道之纲领《十善福白史》,初由忽必烈……皇帝著,后由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自松州城觅得,并与畏兀儿人比兰纳识里·武将国师之古本精心校勘修订。于至顺元年著之。”从这段文字看,说《白史》的作者是忽必烈汗,似乎不是没有根据。当然,他不一定亲自撰写过,可能颁布过有关规定,由其某文官所作。比兰纳识里可能于至顺元年,即公元1330年,奉元文宗图帖木尔汗旨意重新整理成书。二百多年后,又由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校勘整理。     

论王充的疾妄求实思想及对《史通》的影响

<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学术界的疑古求实的风气已经萌芽.孔子的名徒子贡就曾对古史中关于商纣王暴行的夸大描写表示怀疑,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矣,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其后,孟子竟得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结论。(《孟子·尽心下》)到了西汉,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对古史记载作了大量的辨伪工作。在东汉老一辈学者中,著名的思想家桓谭在所作的《新论》中:“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论衡·超奇》,案:以下所     

“一倡众和”的产生与发展及在“戏曲伴唱”中的运用

一、“一人倡,众人和”的产生《礼记·乐记》记载“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荀子·礼运篇》说:“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也。”《朱子类语》说:“清庙一倡三叹者,人多理会不得。注下分明说,一人倡之,三人和之。譬如今人挽歌之类。”这是最早关于“一人倡,众人和”演唱形式的文字记载。清庙是周代祀奉文王的家庙,《清庙》是《诗经周颌》的第一篇,是祭祀文王的“登歌之辞”。其歌唱特点是一人领唱,三人应和之钟鼓备而不用,弦瑟迟而浊,“肃和鸣,先祖是听。”《诗经、鲁颌、有瞽》)一倡众和的演唱方式不仅用于宇庙登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