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经翻译中的两种倾向：直译和意译

分析了中国翻译史上不同时期不同译者在翻译佛经时对直译和意译两种译法的取舍和偏好，阐述了佛经翻译的变化和发展，并指出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灵活应用这两种方法将有助于更好地表达原作的精髓。     

翻译中的直译与意译

关于翻译的方法历来为各种学派争论的焦点,可谓百家争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透过众多译法主张,不难找出他们所恪守的一条准则,即翻译的标准。翻译的标准是检验一切翻译理论合理与否的唯一准绳。本文从直译和意译的基本定义出发,依据翻译的标准,针对其各自的优点与不足分别加以阐述,究其内在的相互关系并进一步讨论翻译活动中各自所遵守的基本规则。     

论文学翻译中的直译和意译

本文主要讨论如何正确看待文学翻译中的直译和意译;如何将这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笔者认为直译和意译各有其优点和局限性。直译能忠实原文,保持原著的风格。然而由于东西方文化及语言的差异,有些作品用直译无法为译入国读者所接受。而意译比较容易为译入国读者所理解,但却无法完美地保持原著的风格,再现异国文化的风采。所以在译入国读者能接受的情况下尽量用直译,直译行不通时用意译,不必执着于一种译法     

直译与意译

直译与意译之争在英汉翻译中由来已久.一些人坚持直译的方法,而另一些人坚持意译的方法.实际上作为翻译的两种方法,直译和意译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两者的目的一致,都是要准确地表达原作的本意,因此没有好坏之分.在翻译中,译者应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根据原文和译文的需要灵活处理,准确把握.     

中国佛经翻译和西方《圣经》翻译的启示

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是古代翻译活动的主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比发现,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经历了直译、意译、直译意译有机结合的有关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争执和演变。这些相似的演变历程反映了翻译的种种困难与矛盾,揭示了与语言和文化紧密联系而又超越不同语言和文化系统差别的翻译的本质问题和基本规律。     

中国近现代直译与意译研究

直译与意译一直是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一个焦点课题。二十世纪初，艾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鲁迅、瞿秋白、许渊冲对之也有过精避的论述。在翻译理论研究的重点已转向研究翻译学的今天，回首直译与意译研究，不但富有意义，而且给我们后续者以许多新的启示。     

从纽马克翻译理论的发展谈直译与意译

本文以纽马克翻译理论为依据,通过对其理论的发展的分析和阐述,认为翻译实践中直译与意译方法的运用是对立统一,缺一不可的。交际翻译以传译原文的信息为重点,意义优先于形式,此时用意译。而语义翻译既要试图涵盖所有的原文意义,又要尽力保留原文的形式,此时则要采用直译方法。直译是基础,意译是直译必不可少的辅助和补充。     

也谈直译与意译

翻译理论界存在着两种“直译、意译”观，即传统观念上的“直译”与“意译”及反传统观念上的“直译”与“符合习惯的翻译”，其背后隐含着不同的忠实观，将直译与意译或者直译与符合习惯的翻译二元对立的错误做法。     

从目的论看直译与意译

简略地介绍了翻译的目的论及其科学性,在通过目的论的分析中,翻译界一直以来对直译、意译有着孰是孰非的争论。本文认为直译、意译是翻译的两种手段,两者间不存在矛盾。同时也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选择直译还是意译的翻译手段应根据翻译的目的决定。     

古代建筑书籍翻译的特点及直译与意译互用

中国几千年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享有盛名。怎样让外国读者看懂并欣赏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是外语工作者肩负的重任。文章从介绍反映安徽古代建筑书籍翻译中的特点入手,阐述译者应采用直译与意译互用的手法,把安徽古建筑的风貌展示在中外读者面前。     

佛经的英译及与佛经汉译的关系

文章重点探讨佛经英译过程中的翻译标准,名词和术语翻译,不同语言文化差异在佛经英译中的反映及英汉佛经翻译的关系等问题.     

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发生在汉魏至唐宋时期的佛经典籍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也是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首次大规模的碰撞与融合.佛教文化随之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对中国的语言、文学、思想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佛经翻译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佛典中富有想象力的譬喻给中国文人插上了幻想的翅膀;佛教中超现实的空间观大大启发了中国人的思维,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更是离不开佛教思想的发展史.佛经翻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繁荣昌盛.佛教文化已经成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

我国佛经翻译始于东汉,于唐朝达到鼎盛。东汉至三国时期为早期的佛经翻译实践;两晋时期逐渐开始对以往译作的翻译批评;隋唐时期初步形成佛经翻译的理论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又指导译场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不朽的经典译作。因此,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呈现出＂由翻译实践到翻译批评,再由翻译批评到翻译理论,最终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的环形模式。     

论概念整合模式下的直译与意译

概念整合模式下没有直译和意译之分。不论是直译还是意译都是概念整合过程中主观取舍的结果,他们之间的界线是不确定的,因此,没有必要人为地将它们割裂开来,以致使其成为永恒的矛盾。     

佛经翻译与汉语四字格的发展

佛经翻译利用并激活了汉语固有的四字格模式,使其构词能力大大加强,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汉语四字格的蓬勃发展。首先,佛经翻译的影响是汉语双音化在魏晋时期步伐加快的重要动因,由此导致了多种构词法的增长和完善;其次,佛经翻译对新文体及与之相适应的四字句的选用,促成了汉语四字格独特的2+2节奏倾向的形成;再次,佛经翻译的口语化倾向影响到各种通俗文学体裁,尤其与后代白话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四字格俗语有关;最后,源于佛教的四字格成语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的最高比例,它们与汉语成语融会在一起,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主体间性视野下的佛经翻译解读

在主体间性框架下分析佛经翻译三个主要阶段的译者翻译实践和翻译思想的发展变化,指出译者主体、读者接受、权力与赞助人、社会文化需要等因素的交互对话的间性作用才成就了我国翻译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佛经翻译.     

鸠摩罗什佛经翻译的社会接受视角

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体现了译者个体接受的主体性和客体性,而其客体性突出体现在深受当时对译入文化的社会接受的影响。这种社会接受影响了鸠摩罗什佛经翻译的翻译目的、文本选择和翻译风格。鸠摩罗什对译作的社会接受的考虑也使他的译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接受。译者作为特殊读者的个体接受和具有强烈历史性的社会接受之间是一个互动的整体。     

历史上的汉藏翻译述略

文章引用大量的文献资料 ,对历史上汉藏文翻译做了介绍和分析 ,这对人们了解汉藏翻译史具有一定的作用。     

试析清代蒙古族佛经翻译

清代,满清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了驯服强悍的蒙、藏民族,除采取怀柔、联姻政策外,还借助宗教的作用从精神上控制少数民族,表现为特别崇信黄教、弘扬黄教,给黄教以种种特权,使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一举措对蒙古族社会起到了双重影响.抛却消极影响,对蒙古地区佛教文化而言,有着促进其发展的积极一面.尤其使蒙古族佛教经典翻译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翻译家和翻译作品,更为主要的是形成了较系统的翻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