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搬迁调查分析——基于陕南移民搬迁调查报告

陕南移民搬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实施的最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工程,搬迁移民240万人,比三峡移民多100万人.移民搬迁是集地质灾害移民、洪涝灾害移民、生态建设移民、扶贫移民、工程移民为一体,对推进城镇化建设、改善低收入群体生产生活环境、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大意义.陕南移民搬迁规划十年完成,目前已开展两年有余.认真总结移民搬迁的工作成效,分析政策执行和落实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的举措,对促进小康社会建设、发展民生经济,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贫困山区统筹城乡发展“左权模式”之一——左权县“1城34村”特色城镇化路径探析

城镇化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左权县结合县域实际,探索实践了一条以＂1城34村＂为目标的特色城镇化发展之路。坚持规划先行,通过加快县城和中心村建设、大力度移民搬迁、开发生态庄园经济、加大劳务输出力度、统筹城乡区划和教育资源配置等措施,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为贫困山区破解＂三农＂难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生态移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生态移民是建设高度生态文明的重大举措,是贫困地区人民脱贫致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为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通过对生态移民的概念、目标和类型的定义和分类,分析了生态移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最后提出了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的对策与措施。     

空间视域下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共同体重塑——基于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BYL街道的个案调查

随着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完成,我国已进入“后移民搬迁时代”。如何让移民全方位融入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打造从物质到精神的共有家园,构筑坚实的社区共同体,是移民社区建设的重中之重。基于对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BYL街道的个案调查,分析了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建设特点,发掘移民社区建设的多种张力因素,包括：交往上的结构性制约、生计上的被动式转型、关系上的团结性弱化和意识上的公共性流失。针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结构性特征,可以以空间为切入点重塑社区共同体：通过公共场域强化物理空间共同体;通过生计保障强化生产空间共同体;通过公共性重塑强化制度空间共同体;通过集体记忆强化文化空间共同体;通过互惠机制强化心灵空间共同体。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 ——以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要"搬得出",更要"稳得住",而生计可持续性发展是移民"稳得住"的保障。本文利用熵值法,通过构建可持续生计评价体系调查巴马瑶族自治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将研究对象分为已搬迁移民、欲回迁移民、未搬迁移民三种类型,并分析其搬迁前后生计资本的变化情况,然后分析家庭结构、安置方式与迁入地区对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表明,搬迁后已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整体水平提高,而欲回迁移民与未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则略有下降;不同的安置方式移民对生计资本增长率的影响程度为:有土分散安置>有土集中安置>无土集中安置,搬迁到乡镇的移民比搬迁到县城的移民生计资本增长快;未搬迁移民未搬迁的主要原因是其家庭的经济能力不足、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低谋生能力较弱以及生活成本高等。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重视提升移民的人力资本;按照移民致贫原因和特殊需求实施移民计划;要实现移民的空间转型和社会转型同步,以扶贫而非搬迁为重点;需要从无土集中安置为主的非自愿移民模式,转向以就地就近扶贫安置为主的自愿移民模式。     

洛阳市汝阳县扶贫移民安置满意度评价——基于AHP-模糊综合评判法

结合洛阳市汝阳县扶贫移民搬迁后的生活质量、扶持政策、居住环境、社会环境的调查数据,构建AHP-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汝阳县扶贫移民搬迁后生活的满意度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有61.2%的移民对扶贫搬迁工作感到满意,但仍有38.8%的移民满意度较低,应增加搬迁补助、健全产业扶持、保障移民权益进而提高扶贫移民搬迁后的整体满意度。     

库区移民可持续发展研究——以百色水利枢纽工程富宁库区移民为例

库区移民工作是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进行库区移民搬迁和安置过程中,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一移民工作主线,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移民搬迁和安置工作,将移民工作与移民群众发展结合起来,将库区历史文化、民族风情、区位优势、特色产业与库区恢复和发展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库区移民可持续发展之路。     

陕南移民“无土化”安置的风险与规避路径选择

政府推动的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一定的社会价值。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陕南移民安置的制度建构与实际效果,发现国家、地方政府与普通农户在利益诉求、行动逻辑与制度选择上存在差异,特别是对中老年移民在生产条件、能力结构等方面的限制,使移民搬迁陷入了一定困境,影响移民搬迁工作的可持续性。对此,从产业经济理论和农民行动理论的双重视角出发,提出利用陕南良好的自然文化资源,结合国家振兴乡村的发展战略,通过培育乡村生态旅游业,培养和扶持移民自我发展能力,改善生计、脱贫致富,确保移民政策落实,促进秦巴山区生态重建成果长久稳固。     

非自愿搬迁、社会资本与移民身心健康

移民身心健康水平是移民搬迁后能否继续实现“稳得住、能致富”发展目标的关键。既有研究对移民搬迁事件的丰富内涵剖析不足,且较少从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双重视角评估移民搬迁事件的健康效应。本研究使用2019年三峡库区移民调研数据,考察了非自愿搬迁对移民健康的影响,并探讨了在不同安置情境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及主要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自愿搬迁整体上显著降低了移民身心健康水平;相比后靠安置,市内跨县安置对移民身心健康负向影响更大;非自愿搬迁发生在26～35岁阶段和36～55岁阶段分别显著降低了移民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进一步对社会环境中介机制分析发现,非自愿搬迁主要通过减少社会网络关系、降低社会融入和减少社会信任影响移民身心健康。本研究对推进移民身心健康的后续扶持政策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遭遇搬迁：精准扶贫视角下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陕南王村为例

文章通过对陕南王村扶贫移民搬迁四个阶段行动逻辑的分析发现,行政主导下压力型体制的威逼与普适性政策的诱导共同滋生了“背皮”搬迁的发生,从而导致精准识别的错位。另外,在搬迁过程中制度衔接的缺失与行政联合的缺场使扶贫治理陷入了碎片化的困境,背离了精准帮扶与精准管理的目标要求。最后,国家、地方政府、贫困户各自行动逻辑、制度选择与利益诉求的差异使扶贫搬迁陷于了一定的制度性逻辑困境之中,搬迁后的村民生计出现了一定的式微,威胁到了扶贫移民的可持续生计。针对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的问题必须从国家政策制定,扶贫治理体系构建以及扶贫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等几个方面来完善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