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

农民工养老保险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市民化需求和能力，实现农民工完全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和融入城市。农民工市民化取向的相对独立型、直接扩面型和仿城型三种主要养老保险模式都没有处理好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应将就业稳定的农民工直接纳入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将就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分两种情况区别对待，建立农民工过渡性个人账户养老保险，推进农民工养老保险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     

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

农民工养老保险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市民化需求和能力,实现农民工完全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和融入城市.农民工市民化取向的相对独立型、直接扩面型和仿城型三种主要养老保险模式都没有处理好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应将就业稳定的农民工直接纳入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将就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分两种情况区别对待,建立农民工过渡性个人账户养老保险,推进农民工养老保险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     

统筹城乡视域的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既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或主线,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中心战略。农民工市民化包括了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等三个相互联系的时序环节,而且每一环节的推进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支持。由于特殊的二元制度使然,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缺失与制度不当同时并存,阻碍了市民化的进行。只有以统筹城乡发展为逻辑起点,进行农民工市民化的土地退出制度、户籍进入制度、社会保障融合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才能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障碍——一个制度分析框架

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由户籍制度衍生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的实质就是“国民待遇”非均等化,这使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对此,应坚持以迁徙自由化为户籍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通过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户籍制度的环境,使其进一步法制化,切实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与制度重构——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场域分析

新型城镇化说到底是人的城镇化,即农民工的市民化。就目前国内的发展形势而言,农民工是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还存在着诸多障碍,尤其是制度羁绊,如户籍制度的门槛、就业制度的束缚、社会保障制度缺陷等等,因此,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加速农民工的市民化,从而实现新型城镇化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     

市民化背景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非均衡分析

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要影响,但目前制度运行并不理想,大量农民工仍然游离在制度之外,农民工养老保险缺失严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制度供给不能适应农民工对养老保险的需求变化,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供求非均衡,在现行制度下积聚着大量的潜在利润,而这些潜在利润既是制度非均衡的原因,又是制度创新的动力。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从农业转移人口分化视角,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适应性及其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市民化程度较低的兼业者、农民工对农村土地产权具有现时性偏好,比较重视土地的现时价值,倾向于直接经营土地或以短期方式不完全流转土地;市民化程度较高的准市民、市民则对农村土地产权具有长期性偏好,比较重视土地的未来价值,倾向于以长期方式不完全流转土地或以完全方式流转土地。需要保证产权结构具有一定弹性,适应不同市民化程度农业转移人口的异质性需求;通过创设土地发展权,合理分配农村土地增值收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配置农村土地资源。     

浅析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市民化

在社会管理领域存在许多损害农民工权益的制度性问题,影响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产业工人和城市市民.而农民工市民化是加速我国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其中关键是如何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     

基于农民工市民化特征的城市化战略研究

城市化是市民化的载体,市民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内容.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呈现出了市民化成本的"高价化"、市民化进程的"二元化"、市民化结果的"半市民化"等特征.基于这些特征分析,在坚持多元城市化协同发展战略的前提下,以大中城市为核心组建城市集团,以小城镇优化升级为重点发展县域经济,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内容发展具有集聚效应的非正规经济部门,以制度创新为保障优化制度环境,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居住证制度、多重福利与新时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基于CMDS2017数据,以Sen的福利理论为指导,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和Bootstrap法探讨居住证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总体良好,新生代农民工优于老一代。居住证制度对市民化意愿有直接正效应,相比未持居住证农民工,持居住证者的市民化意愿更强,且通过积极影响农民工多重福利(主要是经济条件和社会机会)来间接提高市民化意愿,但新老农民工表现出一定差异。应不断优化以居住证制度为依托的福利体系,兼顾代际需求,促使农民工转向市民。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模式主要包括投资入户、购房落户、人才引进、土地换社保和积分入户等模式。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可能,但是仍存在很多的问题：农民工市民化仍然面临着较高的＂准入门槛＂,市民化成本较高;镶嵌在户口中的各种社会福利尚未被完全剥离,弱化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很多城市户籍改革的出发点是吸引更多的资本、人才和技术,弱化了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降低城市落户门槛、剥离户口中附着的各种社会福利、改革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是未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农民工“半市民化”与“后市民化”衔接机制研究

我国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是分"半市民化"和"后市民化"两步走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的原因在于"后市民化"远远滞后于"半市民化"。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在于打开农民工通向"后市民化"的壁垒,即从经济系统、制度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政治系统、自我发展以及信息技术等各个方面构建起二者的衔接机制。     

论中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学界关于农民工课题研究的前沿和热点之一,其发展程度直接关涉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从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概念界定入手,指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推进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一系列对策。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述评

目前,我国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范围从宏观层面进入到微观层面,研究方法也从文献研究转向实证研究,但研究的系统性、规范性等有待提高。因此从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困境、影响以及路径等方面出发,对现有研究进行综述,这将有利于总结成绩,发现问题,继而挖掘出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新课题。     

对于农民工市民化障碍的文献综述

来自制度、思想观念、自身素质等多方面的障碍,影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这已经成为我国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之一。本文通过阅读国内文献,归纳总结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以便于更清楚地认识农民工市民化所存在的问题。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思考

抛开社会因素,就农民工个人而言,市民化需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是市民化意愿,二是市民化能力。前者是主观条件,后者是客观条件并且是最核心的条件。市民化能力是指农民工跨越市民化门槛(即市民化成本)的能力,主要反映的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农民工收入和市民化成本是决定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两大因素,因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必须从这两处着力:一是多渠道增加农民工收入——通过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通过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以提高农民工财产性收入。二是多途径降低市民化成本——通过完善户籍、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以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入户、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养老等成本;通过创新维权机制,以降低农民工维权成本。     

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资本与农民工的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要经历三个步骤:从事非农职业、在城市定居、融入城市生活,据此农民工实现向市民的转变至少要承担以下成本:一是城市最低生存成本,二是转移成本,三是对更好生活预期的补偿成本.只有在有能力支付这些成本并取得一定的收益后,农民工才有机会真正留在城市,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因此,可以说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是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基础.而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能力又是由其所具有的城市生活资本所决定的.城市生活资本包括权利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农民工的权利资本来源于现行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分析农民工城市生活能力的宏观制度环境条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是个体获得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致性因素,也是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重要指标.     

新生代农民工优先市民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与第一代农民工期望落叶归根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烈的扎根于城市的愿望,他们在教育水平、专业技能、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实现市民化的能力更强,成本更低.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更强,若不能及时有效地将其转化为市民,使其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则会危及社会稳定.现阶段,优先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兼具必要性与可行性,是符合国情的城镇化模式.     

制度创新与农民工政治参与

党和政府一再强调扩大民主加强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当前农民工群体人口众多,已构成我国社会结构的第三元。但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陷于困境,家乡农村＂不愿意＂参加,城市社区不让参加,政治参与意识增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凸显。因此,制度创新势在必然,要发挥党、团、工会、妇联组织的积极作用,有步骤地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制度...     

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博弈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能加快城镇化进程,而且能有效地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当前,这一政策的实施遇到了一定困难。首先以政府和农民工为对策主体,建立了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静态与动态几种博弈模型;分析了在一定政策环境下,政策和农民工之间的对策,并提出了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若干政策建议。在此基础上,将其收益矩阵进行了一般处理,使其结论更具普遍性。博弈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政府不宜采用大规模转化农民工为市民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