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溯源”品质及其成因分析

中国古代文论在它的整个发展中，往往表现出溯源到原点的特性。这是其理论个性的表现，历史回转的学术视野、独具个性的理论溯源、当下性的批评实践。但其理论释义的反复性、术语互释的含混性及其复古倾向，使其存在创新乏力的缺陷。文章希望通过对这种现象的具体剖析，有助于形成当代文论面向未来的创新意识。     

自卑和焦虑--中国文论"失语"的历史溯源

20世纪的中国文论处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欧美近现代文化因素构成的“文化场”内。中国文化在20世纪中的“低势态”与西方文化的“高势态”的悬殊差异,形成了特别的自卑心理和焦虑心理,这种心理分别在“五四”时期和新时期的40年左右的时间中得到充分的表现,20世纪中国批评的历史几乎就是西方各种批评流派在中国轮番上演的历史。这也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历史和现实的关键原因。     

论中国古代两大语体短篇小说叙事模式的差异及其成因

本文运用当今西方叙事学理论,从叙述者与作者、受述者、故事、人物之间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两大语体短篇小说在叙事模式上的差异及其成因。文言短篇小说的叙述者通常以“史官”的姿态代表作者潜入到故事之中进行体验叙事,他为了使故事耐“读”,往往以简明扼要之笔将故事显示出来。而白话短篇小说的叙述者则通常以“说话人”的姿态代理作者对故事作热情地讲述,他往往以“慢慢道来”的策略使故事耐“听”。前者需要玩味咀嚼式解读,后者呼唤走马观花式赏读。两种叙事模式的形成分别缘于精英文化背景和大众文化环境。     

自卑和焦虑——中国文论“失语”的历史溯源

20世纪的中国文论处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欧美近现代文化因素构成的“文化场”内.中国文化在20世纪中的“低势态”与西方文化的“高势态”的悬殊差异,形成了特别的自卑心理和焦虑心理,这种心理分别在“五四”时期和新时期的40年左右的时间中得到充分的表现,20世纪中国批评的历史几乎就是西方各种批评流派在中国轮番上演的历史.这也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历史和现实的关键原因.     

趣: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

“趣”在我国古代文论范畴系统中处于核心位置,在范畴系统构架中起着支柱作用。它作为古文论审美范畴的演变发展历史可概括为:唐前为衍化期,宋代为成型期,金元为承传期,明代为盛兴期,清代为深化期。“趣”作为古文论审美范畴,涵纳了100多种以“趣”的基本语义为立足点的审美语汇,构建出了一个内在庞大的网络系统,充分显示出了筋络相连、血脉潜贯的古文论范畴特征。     

数字人文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刍议

数字人文是基于数据并采用编程语言等数字技术来进行人文科学研究的一种新型研究范式,对于推进文史哲等学科学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将数字人文引入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成为近年来的学术前沿。以之研究古代文论具有可行性,亦是一种时代趋势和学术创新。采用定量分析辅助定性分析、运用互联网技术进行文本挖掘、采用超文本“远读”等模式或方法研究古代文论,将引发此学科研究范式的重大变革。使该学科不再停留于传统“资料分析+理论阐释”的范式,从而实现研究观念和方法的巨大改变,促使文论史观念及方法的更新。引入数字人文研究古代文论,要增强跨界合作的意识、提升数字运用与分析的技能、增强自身复合素养、弘扬学科人文精神,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变革。     

中国古代科学知识传统的特点及其成因分析

中国古代科学知识传统的特点及其成因分析,对准确理解中国民族文化和中国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意义不言而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中国古代科学“重实用轻理论”“重历史经验轻逻辑推理”“重整体功能而轻内部结构”的特点,是根源于中国长达数千年的种植农业的渊源。     

论古代文论中的“生命”观

本文认为,生命化文学观是古代文论的重要民族特色之一。“生命”观的内涵体现于创作、作品、欣赏等方面,它认为,文学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需要,文学作品中作家生命的结晶,具有人的生命体特征和使人观照生命的功能。“生命”观的生成以古代文学为直接条件,又受古代艺术、哲学、相术、人物品鉴、养生学、中医学等思想文化的影响。“生命”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中国古代儒家"用夏变夷"思想与理论的变迁

“用夏变夷”是儒家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孟子首次提出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其精神实质和具体内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说来,它经历了从孔子时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到孟子时提出“用夏变夷”的思想;从先秦时的“外夷狄”、“正朔所不加”到汉唐时的“华夷一统”、“夷狄进至于爵”;从先秦汉唐时的“不予夷狄之主中国”到金元时的“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几个阶段。     

郭沫若手书之书写溯源及其书法定位

郭沫若书写启蒙主要来自父母、发蒙老师沈焕章和大哥的影响,启蒙教材是钟绍京《灵飞经》和王文治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同时受大哥写的苏字影响比较大。郭沫若少年时对书法有浓厚的兴趣,临习过颜体、欧体、《兰亭序》等。中年之后研究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等,对书法的理解达到了很高的境界。郭沫若广泛地临习各种书体,广泛地向前人学习,书写在书体上多变,书信写作和书法创作尝试用各种书体,并且每一种书体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在书法创作上可谓“通才”。50年代之后在融合各体的基础上,在行书和草书上慢慢形成比较稳定的风格,被称为“郭体”。郭沫若是大书法家,在书法创作方面成就巨大。     

孟喜卦气说溯源

考查阴阳灾异与卦气说的历史联系和所谓周易古义,卦气说当不属于田何系统.根据道家、阴阳家的历史形成及其特征,卦气说应来源于道家或阴阳家.卦气说的形成时代当在战国末期至西汉武帝时期.     

中国传统“射艺”与“国学”

采用文献资料法等分析中国传统"射艺"与"国学"的关系,为更好地开展中国传统"射艺"的研究理清相关概念和内在联系。研究认为目前对中国传统"射艺"的挖掘、整理和推广必然涉及到近代出现的"国学"概念,把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作为"国学"的概念是适当的,它能包含"射""御"等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射艺本身蕴涵了丰富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习射能更好地理解国学,同时国学理论又能丰富射艺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社会"思想源流

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求出发,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谐社会的基本思想。首先从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社会观。其次从个人自身和谐、社会内部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三大方面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思想。最后探讨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两个关键内容,官民和谐观和价值和谐观。     

追寻-偏离-回归——20世纪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之轨迹

五四运动孕育和催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对“人”的发现和追寻中开始的。其间，由于中国在20世纪特殊的历史境遇，人的文学的几经偏离，许多时候文学对于“人”的背离甚至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在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的背景下，对人的文学的全面回归，一方面，人的文学的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并直接带来了文学的多元与繁荣；同时，文学过分的对于人性的“提纯”和人生“照相式”的表现，也使人的文学出现了又一种偏离。因此，在全球化、商品化的21世纪，人的文学将继续努力自觉地关注人、表现人、完善人。     

“反智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表现

"反智论"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文学创作与批评中所呈现出来的"反智主义"倾向则是此种文化现象在文学中的具体渗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叙述中,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反智论"的书写.具体来说在纯文学、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等各个形态上有不同的表现.     

中国传统"表率论"及其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启示

表率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它强调执政者必须加强自身修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自身良好的道德形象、道德行为来教化、影响广大民众.这为我们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从自身做起,充分发挥自身人格力量对受教育者游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如此方能取得切实有效的教育效果.     

中国近世文学与"近代文学"

近世文学在崇尚以个人为本位的尊重个性的精神及对文学自身特征的重视和探讨等方面与现代文学存在着相通之处,因而成为中国文学从中世进到现代的中介.在近世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毋需也不应楔入所谓"近代文学"(1840年至1919年间的文学)作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桥梁.而且,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末时段,并未出现明显的并足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历史阶段重要标志的文学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