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与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水平

现金持有水平是公司的一项重要财务决策,时刻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然而超额持有的闲置现金却容易被大股东和管理层随意挥霍甚至侵占,滋生严重的代理问题.本研究从代理理论视角出发,深入考察和检验了媒体报道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以2004年—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10 710个公司/年度观察样本为对象,本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水平高的公司,其超额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更低;同时,发达的制度环境会增强媒体报道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边际影响,而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则会降低媒体报道对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边际影响.进一步还发现,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行为最终损害了公司的市场价值,而媒体报道能够降低公司持有超额现金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本研究不仅丰富和拓展了现金持有和媒体报道等领域的相关文献,而且对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决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媒体报道与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水平北大核心CSCDCSSCI

现金持有水平是公司的一项重要财务决策,时刻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然而超额持有的闲置现金却容易被大股东和管理层随意挥霍甚至侵占,滋生严重的代理问题.本研究从代理理论视角出发,深入考察和检验了媒体报道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以2004年—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10 710个公司/年度观察样本为对象,本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水平高的公司,其超额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更低;同时,发达的制度环境会增强媒体报道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边际影响,而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则会降低媒体报道对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边际影响.进一步还发现,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行为最终损害了公司的市场价值,而媒体报道能够降低公司持有超额现金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本研究不仅丰富和拓展了现金持有和媒体报道等领域的相关文献,而且对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决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国企混改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

国企在不断引入非国有资本发生混改过程中,既可能因硬化预算约束而强化企业融资约束,又可能通过形成多元股权融合而优化公司治理结构。那么,国企混改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本文基于我国A股2003～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平衡面板的经验证据表明:国企股权多样性、融合度与控制权转移对现金持有水平存在差异影响,仅股权融合度与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除股权多样性外,融合度与控制权转移主要通过治理效应路径影响现金持有行为,股权融合度在抑制超额持现的过度投资、促使现金持有水平增加的同时,还促进了研发投入。控制权转移在减少超额持现的过度投资的同时,还增加了研发投入与股利支付。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权多样性因未优化现金持有行为最终也未带来企业价值的提升,股权融合度所优化的现金持有行为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在现金持有水平较低时较为凸显,控制权转移在优化现金持有行为的同时亦明显提升了企业价值。上述发现在为时下进行的国企混改提供政策参考的同时,也为混改国企的现金持有决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借鉴。     

交叉上市、治理环境与上市公司超额现金价值

从超额现金持有价值的角度,将治理环境和治理约束的改变引入到公司治理与公司价值的研究框架中。以1998年至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Dittmar等提出的公司超额现金持有量估计方法,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交叉上市的虚拟变量,对比分析A股与AB股、AH股以及发行ADR企业所处治理环境的不同对超额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普遍存在折价现象;只在A股市场上市的企业超额现金资产的边际价值为负;既在A股市场上市同时又在B股市场或H股市场交叉上市的企业,超额现金资产的折价程度降低,且私有上市公司的折价降低程度更加明显。上述结果表明严格的治理环境和治理约束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和降低现金资产折价;中国的A股上市公司,特别是私有公司,可以通过交叉上市增加外部治理约束降低现金资产的折价程度,提升公司价值。     

管理者过度自信、内部控制与企业现金持有

  上市公司高额持有现金的现象一直都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但已有关于企业现金持有的研究基本都立足于传统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忽略了管理者非理性特征的影响，与现实情况不相符。         在此背景下，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从管理者非理性视角，系统分析并检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机理以及内部控制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考察企业特征的情景效应、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超额现金使用方式、现金持有价值与现金持有动态调整的关系。以2010年至2016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以管理者是否主动增持股票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替代指标，运用Stata软件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验证假设。         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因素的前提下，管理者过度自信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在二者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在融资约束高的企业、成长性高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对超额现金使用方式的检验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持有超额现金主要用于后续的研发投入。此外，股票市场投资者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所持有的现金给予了更高的估值，在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中更明显；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向上调整现金持有水平的速度明显快于向下调整现金持有水平的速度。         结合行为金融与传统公司财务，实现了跨学科之间的交融，丰富和拓展了管理者过度自信经济后果和现金持有影响因素领域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研究结果还有利于管理者进一步理解其非理性特征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对他们在实际中如何制定企业现金持有策略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基于融资风险的现金持有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现金能否作为保障技术创新投入的资金来源颇受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本文以2007-2013年沪深两市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OLS和固定效应模型,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超额现金持有与技术创新投入关系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投入和现金持有以及超额现金持有呈正比,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会提高自身的现金持有以应对技术创新的需要。进一步区分公司所面临的融资风险后,发现我国的民营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上市公司以及债务期限结构较短的公司技术创新投入和现金持有、超额现金持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     

公司治理机制与超额现金持有水平

本文研究公司治理机制对上市公司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问题。以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公司治理评价课题组发表在《管理世界》2004年第2期的论文中所公布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100佳”所形成的433个公司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与四组配对样本进行组间比较分析、相关系数分析和回归分析,我们发现,上市公司的微观治理机制越好,其超额现金持有水平(即偏离正常现金持有水平的程度)越小,也就是说,在这些治理机制好的上市公司中,其现金持有水平更加合理,更能符合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出现现金冗余和现金短缺的可能性都比较小。     

治理环境、超额持有现金与过度投资——基于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2002-2006年非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公司超额持有现金是否导致过度投资,进而检验公司治理环境的改善能否抑制超额持有现金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以及公司治理环境的这种作用是否与公司终极控制人性质有关.结果发现,公司超额持有现金会导致过度投资行为,而公司治理环境的改进有利于抑制公司超额持有现金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但上市公司的国有性质弱化了公司治理环境的这种治理效应.     

市场化进程、管理层权力与公司现金持有

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是影响公司现金持有的关键因素,管理层权力的大小又体现了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程度。本文运用2006-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市场化进程的制度背景,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与现金持有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但由管理层权力导致的高额持有现金产生了负面的价值效应,管理层权力对现金持有的影响与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相关,市场化进程能够降低管理层权力与现金持有水平的正相关性,并进一步弱化管理层权力导致的高额持有现金的负面价值效应;进一步检验表明,权力强大的管理层所持有的高额现金恶化了公司过度投资,而市场化进程能够抑制管理层利用权力持有大量现金进行过度投资的行为。     

企业现金持有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20世纪90年代末,国外企业出现持有大量现金与现金等价物的现象,为什么企业持有大量的现金与现金等价物,以及企业持有现金的后果等问题,逐步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而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国外学者主要从权衡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司治理机制,以及投资者的法律保护程度等方面展开现金持有量的研究.由于我国的经济与制度环境同国外有很大差别,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内部人控制严重,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国外的实证结论直接移植到国内缺乏说服力.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也逐步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我国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在理论分析与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以我国部分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特质性因素和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现金持有量与财务杠杆、银行性债务、净营运资本负相关,与公司的投资机会正相关,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得到了经验支持;国有股、董事会规模、股东保护程度与现金持有量负相关;经营者持股与现金持有量正相关;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以及领导权结构并没对公司现金持有量产生显著影响.本文从现金持有量的角度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不完善性提供了证据,需要我们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规范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     

市场化进程、多元化经营与公司现金持有

公司多元化经营伴生的内部资本市场和代理成本是影响公司现金持有决策的重要因素,转型经济的制度特征是公司实施多元化战略的主要背景。基于中国市场化进程,将多元化经营与公司现金持有问题相结合进行创新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以2004年至2009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市场化进程,采用分组分析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检验多元化经营对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和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经营及其程度与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和价值显著负相关,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进一步强化了公司多元化经营程度与现金持有水平和价值的负相关性。研究结论不仅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多元化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而且有助于从现金持有水平及其价值的结果判断公司多元化经营的收益和成本以及市场化进程与内部资本市场的相互作用。     

股权分置改革对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

股改后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变化趋势发生了逆转。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国有股股东持股量、法人股股东持股量、股权集中度以及公司财务杠杆、托宾Q值、公司规模对于这一变化趋势的解释力。分析结果表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由上升转为下降的原因可部分归因为股改导致的国有股比例下降、股权集中度下降和公司债务比例下降,也有一部分要归因为外部投资机会的增加,即托宾Q值的上升。公司规模的变动并不是影响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变动的关键因素。     

公司治理、税收规避和现金持有价值——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剔除了盈余管理的会税差异作为衡量税收规避的指标,以及在综合考虑了股票回报率和企业净利润变动率的基础上确定现金持有价值,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中,考察了税收规避对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机制在税收规避影响现金持有价值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税收规避不会增加现金持有价值;公司治理机制在税收规避影响现金持有价值中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这些研究结论对于深入研究税收规避与现金持有价值的关系,对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抑制管理者和控股股东的代理问题,使税收规避能够增加企业价值,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产品市场竞争、融资约束与公司现金持有: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1年-2007年共2401个公司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行业间竞争、行业内竞争两个维度的产品市场竞争变量,实证分析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对现金持有水平的综合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对于所有制造业上市公司来说,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现金持有存在显著的掠夺风险效应。在考虑公司融资约束的情况下,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现金持有的掠夺风险和代理成本两种竞争效应被有效区分开来。融资约束公司表现为显著的掠夺风险效应,非融资约束公司则表现为显著的代理成本效应。这些研究结论不仅丰富和补充了产品市场竞争与公司现金持有之间的相关研究,也为公司实施积极的现金流风险管理和持有现金的高效利用提供了实践支持。     

大股东控制、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与公司现金持有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高额现金持有和企业集团迅猛发展为背景,从融资约束与代理冲突两个维度,考察了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对成员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以及在不同内部治理环境下两者对现金持有量所呈现出的迥异的作用机理。以A股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本研究发现：（1）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通过融资约束与代理冲突这两条路径影响成员企业的现金持有量。综合来看,集团成员企业的现金持有量高于独立企业。（2）在不同的内部治理环境下,预防性动机与代理动机对现金持有量影响程度的大小也不同。当代理问题较严重时,代理动机导致的现金增持程度大于预防动机减弱导致的现金减持程度,从而表现为与独立企业相比具有较高的现金持有量。（3）代理问题较严重的集团成员企业所拥有的实际现金持有量向目标现金持有量的调整速度较慢,调整半周期较长。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委托代理理论与公司财务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且从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的视角提供了治理机制如何影响公司财务决策的新证据。     

现金股利政策、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

从现金股利代理理论的视角考察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经济影响,为资本市场股利政策改革提供重要依据.基于2004年至2012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管理费用率、资产周转率和其他应收款占比度量上市公司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和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现金股利通过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影响上市公司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显著降低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继而提高上市公司绩效,两类股权代理成本在现金股利影响公司绩效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现金股利政策从总体上表现出治理效应占优.适度的现金股利不仅有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而且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     

公司治理中股权结构与代理成本之相关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对股权结构与代理成本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实证研究表明，从股权结构角度考虑，国有股比例与股权集中度是影响代理成本的主要因素。     

多个大股东与企业现金持有

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多个大股东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并存增加了企业现金持有,这种增加效应主要出于大股东的“预防性动机”和“战略性动机”;而且其影响在民营企业和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加明显。这种“高持现”并非大股东之间“共谋”的结果;相反,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通过增加企业现金持有提升了企业价值。因而,上市公司应结合自身企业特点,引入多个大股东并存的治理机制,发挥大股东积极的公司治理作用;同时,保持充足的现金储备,把握市场机遇,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     

现金持有和高管股权激励

CEO股权激励虽然可以帮助克服代理冲突,使得高管的决策符合股东利益,但同时也可能扩大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以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增加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本文将以公司现金持有作为切入点,研究高管薪酬激励对债权人的影响。     

上市银行股权结构与现金股利政策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07-2012年沪深两市16家上市商业银行数据为样本,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上市银行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银行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与现金股利政策间存在紧密的关联。股权集中度越高,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国有控股股东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且国有股比例越高,现金股利支付率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