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突破:论中国教育学的范式

中国教育学的范式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教育学者在思考、研究、构建教育学问题时所遵循、秉持的基本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导引了他们研究教育学的路向、构建教育学的方式以及解决教育学问题的思维框架,进而形成中国教育学的类同研究传统 ,并规定着教育学的发展方向.建国以来我们经历了来自苏联和西方国家的范式熏陶,并一直受到"西方范式"和"苏联范式"的禁锢和困扰,长期没有形成属于自我独立的教育学范式.中国教育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范式危机,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教育学的健康发展.中国教育学范式的创建需从创建主体--教育学者和创建客体--"范式系统"入手.教育学范式的创建与构建将有助于中国教育学学派的创生和中国教育学的生成.     

批判与超越:论中国教育学的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中国教育学的理论范式是自然实在论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学的理论范式是人文价值论的.这两种理论范式都倾向于外在旁观者的视角,试图提供的是关于教育世界的永恒看法,而我们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和协调人与教育世界的关系,即我们怎样行动.因此,中国的教育学必须克服旁观者理论视角所形成的理论范式,形成中国教育学的理论范式,提供协调、处理"中国人"与"中国教育"的关系的理论主张.     

论教育学的尊严

当代中国教育学尊严的缺失,源于教育学学科自身患了"自卑症"。这就导致中国今天的教育学离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预言"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与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最主要的学科"[1]494的理想还有很大差距。我国目前应建立健全基于基础理论研究的"体系教育学",从而建立起当代中国教育学的尊严。     

中国教育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一段时期以来,学者对中国教育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考察教育学有没有必要中国化的认识状况;分析以往中国教育学探讨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中国教育学的若干问题———中国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独立性依据、实现的途径或方法、诞生或成熟的标志———进行具体考察,不仅有利于理出中国教育学清晰的发展"线",而且更有益于中国教育学的构建与发展。     

关于教育学理论研究的思考

运用"范式"这一科学规范来研究教育学理论的历史与现状,并从研究范式的嬗变对其进行理性思考,从而阐明教育学理论的创新之根本在于"研究传统"的变革。     

论经济哲学的研究范式

根据现代社会科学的观点,范式转换的存在与完成,是一门学科成立与发展的标志.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是由马克思本人创立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形态或原生态,后来被斯大林创立的"教科书哲学"所湮没,20世纪90年代由中国的中青年哲学学者群所恢复与弘扬.目前在范式转换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学科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范式转换成就是通过对"教科书哲学"、经济学的范式创新以及经济哲学自身已经形成的范式创新共识三个方面来体现的.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比较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多元文化视角

多元文化理论的兴起与发展经历了"同化论"、"文化拼盘"、"跨文化交流"三个阶段;与文化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比较教育学,应以多元文化的研究视角,对教育进行跨文化理解,尊重不同的文化差异。比较教育学研究应增进对多元文化理解,尊重异文化之个性,关注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共存的教育问题,以促进本国教育发展。     

凯洛夫《教育学》传入始末考

新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与凯洛夫《教育学》的导入和学习有着深刻的关联.凯洛夫《教育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占据着主导地位,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对凯洛夫《教育学》与中国教育实际的适应性问题产生了质疑,对学习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展开了反思,同时努力探索着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文革期间,凯洛夫《教育学》被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教育学而大受批判,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偏离了正常运行的轨道.改革开放后,凯洛夫《教育学》重新获得公正评价.     

论经济学研究的"中国范式"

中国经济学研究目前出现在抛弃"苏联范式"的同时,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倾向.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条件与我国经济实际存在重大差异,实践也没有证明其是最好的研究范式、对研究我国的经济现象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不能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应该有经济学研究的"中国范式"并剖析经济学研究的"中国范式"构建的道路.     

刑法研究的折中范式初论

单线的刑法研究范式在刑法思考方法上以及在刑法制度的建构上都存在着难以摆脱的困境,它必然要为折中的研究范式所取代.以折中范式为指导思想的折中刑法,根源于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学界对于"折中"长期存在偏见应当得以纠正.折中的研究范式在刑法思考方法上应当提倡社会论,在制度构建上提倡一种(融合主观主义合理内核的)客观主义--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人格责任论--并和主义的综合论.     

教育学:学科还是领域

在教育学史上,人们为了使教育学变成一门标准科学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无论是采用实证化路线还是定量化方法,或是采取价值中立态度都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我国教育学者曾制定了"三独立"标准,但这些标准也被实践所否证了.在多学科方法渗透到教育领域的过程中,教育学产生了一种变为多学科的"殖民地"的危机感.经过反思后教育学认识到,多学科加入正是其发展的优势所在.于是教育学开始从"殖民地"向"帝国"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教育学需要努力突破传统的学科局限,变成一个多学科交流的领域,从而成为一门汇纳百川的智慧学问.     

中国现代美育之建立

从范式的角度看,在中国,美育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至少涉及到几种学科范式的转换,一是美学范式的建立,二是教育范式的转换,最终才是美育的建立。      

“神话”与“人话”——教育学知识论危机的反思

教育学之所以能够存在,首先要回答的是它的生长点是什么.这关系的这门学科生长的根基.但是教育学既有它的学科逻辑又有自身的内在逻辑,教育学应该是执著于知识的探索还是钟情于意义的发现,从认识上澄清这个问题无疑对"学科迷惘"的释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的观点是,淡化本质,突出生成.本质与生成并不是两个相冲突的命题,生成的过程恰恰也是本质无限澄明和敞开的过程.     

语境与诠释:论中国教育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在中国教育学界的理论旅行,生成了三种不同的语境.本文基于文本阐释学的"过度诠释"概念,指出了解读教育研究范式的合法性理路,分析了库恩意义上的范式和胡森意义上的范式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而揭示出教育研究范式的理论内涵.笔者指出,在我国当前的教育研究语境下,库恩意义上的范式转换是不存在的,而胡森意义上的范式转换则是可能的 ,这有助于"教育研究范式"的意义理解和研究深化.     

“时尚化”了的高等教育学——对高等教育学研究现状的反思

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发展离不开社会现实,离不开知识的积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在正一步步走向"繁荣";但在这种繁荣里面正发生着一种异型,即高等教育学越来越虚幻,越来越"热闹",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越来越多,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点越来越多,这需要我们深思,需要我们反省:高等教育学在中国到底应该如何发展?发展成什么样子?     

庐山面目:论研究视野和模式的重要性

从阐释学观点看来,理解总是以理解者的视野为前提,但"阐释循环"的要义并非证明理解难免循环或主观。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及其历史、文学和文化?中国研究应该采取怎样合适的视野和模式?二十多年前,柯文曾提出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应该有"中国中心"的观念,但直到目前,美国的汉学研究并没有以"中国为中心",却更多受西方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的影响,而且也没有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讨论几个具体例证指出,随着中国近来的变化发展,学术交往和互动的机会迅速增加,我们早该打破"内"与"外"的隔阂,抛弃"社会科学模式"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和(西方)"理论复杂性"的自傲,融合中西学术最优秀的成果,努力奠定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坚实可靠的基础。     

逻辑的历史与现实的历史——波普尔与库恩科学观之比较

关于科学知识的增长，波普尔从静态的论证逻辑扩展到动态的发现逻辑之内，但把它限制在逻辑的范围之内，他的科学发展图式是一个纯粹逻辑的抽象形态，是科学发展的理性模型，这是抽象了一切人类感情的理性的自我展开，是一个波普尔自称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过程。库恩的历史学派在对科学史的深入介入后，从范式和不可通约性等核心概念出发，在把科学分为常规科学和革命科学的阶段性基础上，刻画并描述了科学发展的真实历史性过程，还科学真实面目，以现实的历史代替抽象的逻辑的历史。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环境法与民法进行对话的实质,是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两种理论范式之间的对话。环境法与民法在问题意识、历史视阈、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规范上存有重大冲突,实际上是民法采取的个人主义理论范式与环境法采取整体主义理论范式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必要性源自环境问题构成现代法学普遍面临的现实挑战,更深层次原因源自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自身的范式危机。环境法与民法进行对话涉及现有法律体系下,二者如何界分领域、分工;涉及面对同一现实问题时,如何对两种法律解决方案做出选择。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旨在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重构和范式整合;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有利于环境法学和民法学拓宽视阈、转换思路、价值重构、方法更新。在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双向互动的对话中,环境法学旨在借助民法的理论范式审视环境问题,为解决环境问题探寻新的出路;民法学的目的是研究环境问题如何影响了民法、民法学,而这恰是民法典立法急欲从环境法中获得的启示。界定环境法与民法,应尝试在新的法律部门划分理论下进行,应淡化“领域定性”观念而代之以“问题定性”观念;为解决环境问题,环境法与民法需要合作,以“公序良俗原则”为联结点,确立了二者在调整范围上的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