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伐赭湘山发微

《楚辞·九歌》中的“湘君”实指帝舜 ,帝舜在早期五德终始说中就是位居土德的“黄帝”。秦始皇迷信五德终始说 ,却又十分害怕五德终始说 ,因为按照这一学说 ,取代秦朝之水德的 ,将是土德。因此他特别仇视土德虞舜 ,从而有首次东巡期间伐赭湘山的暴殄之举     

“五德终始说”之理论逻辑与现实困境——以王莽代汉立新为中心的讨论

建基于宇宙系统信仰之上的"五德终始"学说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论证建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理论工具。西汉初年开始,以"五德相胜"为基础展开了一场汉承何德的讨论;到了西汉末年,以刘歆为代表的儒生又以"五德相生"为中心为王莽的代汉立新进行合法性论证。从"五德相胜"到"五德相生"的这一转换,既有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可循,同时又与现实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五德终始说"作为阐释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其自身的困境与局限也不容忽视。新王朝的开创者可以凭借"五德终始说"来论证建立政权的合法性,那么长久执政合法性的论证与维系,就已经远远超出"五德终始说"所能涵盖的范围。这一困境与尴尬在王莽代汉立新的政治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在宋以后逐渐被消解与扬弃的命运。     

试论西夏“以十二月为岁首”

文章依据传统的“五德终始说”和“三正”的理论，勾稽西夏文资料、汉文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首次对西夏的“岁首”作了论证，认为西夏王朝建立后，确曾改易正朔，采用殷正，“以十二月为岁首”，这是受其在五德中的行序金德决定的。文章最后揭示了西夏“以十二月为岁首”的政治内涵，认为西夏此举是标榜以大唐王朝的土德为续统而属金统，意在显示与其他并立政权的对等性。     

天命、德运与民生信仰——秦帝国择取“五德终始”说的内在理路探析

在战国诸侯争霸进程中,秦统治者对法家学说可谓是青睐有加。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皇帝,秦始皇的一统六合,实乃凭力而胜。然在随后建构帝国政治统治思想时,却在先秦以来的众多诸子学说中,最终选择“五德终始”说,以之为王朝立论。探究其因,主要有三：首先,相较于其时其他诸子学派务以为治的具体论说,独有邹衍“五德终始”说关注的是王朝之间的兴替更迭,更具形而上的超越性,这符合以武力所建构起来的政权进行合法性论证之所需。其次,“五德终始”说契合了秦传统的“受命”意识。依“五德终始”说,秦帝国得享“水德”之运,这不仅为君权张目,给予了帝国统治者“君权神授”的合法性,而且也能够为帝国统治者“重法”“偏法”的个性喜好提供源于“德运”“德性”的本体依据。再次,“五德终始”说依凭、内蕴的阴阳五行思想,不仅与秦文化深相契合,更与秦人日常民生信仰密切相关,故择取其为帝国合法性作论,就更易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与遵奉。     

先秦阴阳家邹衍思想初探

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学派的代表之一。纵观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邹衍及其思想常鲜少提及。从五德终始说、天道论和天地广大说三个方面,对邹衍思想进行探究。邹衍在史墨五行相胜说的基础上,结合思孟学派的五行学说,形成了自己的五德终始说;他的天道论即四时教令思想;天地广大说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人们狭隘的地域观念。     

董仲舒三统说历史观及其评价

三统说是董仲舒首创的历史观,但三统说中没有五行相胜及五行相生的内容,其最大特点是与改制说相联系,是在汉王朝不准讲革命的背景下,对先秦儒家革命说的历史观在汉代的历史转变。董仲舒创立的三统说是一种强调历史继承性的发展观,不同于革命说、五德终始说的重视历史的变革性,但又保留了革命说否定家天下的因素。     

论秦始皇对五德终始学说的改造

历来认为 ,秦始皇完全接受了五德终始学说 ,并把它运用于政治实践之中。本文研究指出 :秦始皇对五德终始学说加以了改造 ,去掉这一学说的道德约束因素 ,用以说明秦朝代周的合理性 ;改换五德循环代替的内容 ,制造秦朝江山永固的神话 ;淡化水德养育万物、谦和卑下的特性 ,突出其阴暗冷酷、严刑竣法的要求。从而把”五德终始学说”这一既维护君权又限制君权的理论改造成了只维护君权不限制君权的理论 ,并对秦朝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身体的政治意义 ——论纬书中的圣人异相

纬书中的帝王圣贤异相,与感生、 奇异天象一起构成圣王受命政治神话.何以圣贤帝王皆有异相?其本有二:一是受远古巫术文化影响的身体文化哲学,圣人异相,异相则异能;二是阴阳五行观念主导下的身体政治哲学,即以卦气说、 爻辰说将圣人异相配合卦位,以五行说将圣人异相配合方位.纬书把圣人异相和阴阳五行相关联,其意在以五德终始推论王朝更替及王命兴衰.故而,纬书中的圣人异相具有严密的体系性,是基于历史、 文化、 政治内蕴对身体的想象.     

霸府与南朝王朝更替

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王朝更替的模式基本上相同。权臣先由军功成为开府的高品将军,然后控制朝政,确立霸府统治,最后登上皇位。南朝王朝更替之际的霸府具有时代的特色。南朝时期霸府统治的时间都不久,集一代人之力就完成了霸府向新王朝的转变。南朝王朝更替之际的霸府,都与某一地域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士族在南朝王朝更替之际的霸府中仍然具有一定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霸府与王朝更替

霸府模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更替的普遍方式。霸府完成新旧王朝更替的步骤有三步:一,霸府控制国家的军政大权;二,霸府建国;三,霸府完成新旧王朝更替。霸府在新旧王朝更替中具有五个方面的功能:缓冲功能、制度准备功能、舆论营造功能、政治保障功能、人才储备功能。通过霸府来完成新旧王朝更替,引起社会阶层变动较小,对社会造成的破坏较小,易为民众接受。     

《应同》篇与邹衍、后期墨家新论——兼论战国后期学术之演进问题

《吕氏春秋.应同》篇通常被今人视为引自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断片,这种流行已久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应同》篇本意。从《应同》篇与邹衍、墨家之思想比较看《,应同》篇的五德终始学说可能是后期墨家根据吕不韦需要所改造的结果,讲五德终始的在战国后期也不止邹衍一家。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五德终始说在战国后期发展的多向性问题以及后期墨家的思想发展性问题做出新的认识。     

开国功臣归宿论

自秦汉以来,中国大小封建王朝迭相更替,不下数十。中华民族的历史沿着各个封建王朝的兴亡起伏曲折地前行。其间,国祚久长的大一统的王朝,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特别重大。尤其是这些大王朝在开国后出现的繁荣或比较繁荣的长短不一的兴盛时期,历史的步伐更为阔大而欣悦。     

邹衍四时教令思想考索

邹衍不仅提出了以五行相胜为理论基础的五德终始说,亦有以五行相生立论的四时教令思想,这一点向来没有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已佚《邹子》一书的《主运》篇就是关于四时教令的政治理论,邹衍以此而集阴阳五行思想之大成,并＂显于诸侯＂。《主运》的内容有两方面,一是＂五行相次转用事＂的布政教令,一是＂随方面为服＂的方物服色。此即邹衍的四时教令思想。     

试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探讨

中国封建社会是世界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封建社会之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封建经济曾经有过高度的繁荣:科学技术、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城市的规模曾达到举世无双的地步.但是,这种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的却不是社会形态的变化,而是“百代兴亡朝复暮”的一部王朝更替史;与王朝兴衰相交织的大小数千次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和无数次封建官僚军阀争权夺利的动乱;在人们面     

从"尚德"的价值取向看阴阳家 --一种对阴阳五行说的阐释

包括阴阳家在内的先秦诸子应运而生于春秋末期和战国时代,这时代的精神脉息在于人们的终极眷注的重心从"命运"到"境界"或由"命"而"道"的转移.就这一点而言,已经有了相当的"境界"意识或"道"的观念的阴阳家,与还不曾达到"道"的觉悟而处在"命"或"命运"感笼罩下的数术家显然不同,但没有疑问的是,阴阳家在先秦诸予中比任何其他一家都更大程度地承受了数术家的遗产."五行"摄于"阴阳",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生,也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胜.由重于五行相生而有"序四时之大顺"以倡说"月令"的阴阳家,由重于五行相胜而又有主张"阴阳运"以发明"终始五德"的阴阳家.前者与数术中的"天文"、"历谱"、"五行"的因缘更深些,后者中最具典型性的则是自成一家之言的邹衍的学说."尚德"的价值取向使脱胎于数术的阴阳家不再置身于数术家,而其对于"有国者"的"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的寄望,则使其近于儒家之学却又有别于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之道;阴阳家在老子、孔子学说出现后重新回味了数术,但对"命"的再度眷注已是在对"道"的深切瞩望中.     

从武王伐纣到《大义觉迷录》——中国古代的“合法性”理论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的"合法性"理论从殷周之际开始,源远流长。它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主要探讨的是统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非统治形式的"合法性"问题。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又可一分为三,即:一是王朝更替之际,新王朝取代旧王朝的"合法性"问题;二是外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的"合法性"问题;三是王朝建立后,继体之君的"合法性"问题。     

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史记》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缘

司马迁继《春秋》之志而作《史记》，申明周秦之变与秦汉之变，叙事贯穿立朝与立教两大问题。立教是确立官奉学说、改正朔，要害在立德。立朝而不立教，则无法导民以德，延绵政权。汉朝立朝以来，高祖沿用秦制秦德（水德），惠吕无违高祖确立的汉朝祖制，虽行黄老之术却不依黄帝（土德）为国朝敲定土德；中经文景意欲改弦更张，遭遇立朝权臣捍卫祖制，未能成行；终于武帝确立代秦而起的汉朝新德（土德）。与此同时，在儒生的建议下，汉朝不再沿用秦制颛顼历，改用太初历，重启历史纪元。改德与太初历创制（天人），加之由黄老之术而独尊儒术（君臣）的官学调整，共同构成立教时刻。司马迁于立教事宜心有戚戚，笔法曲折，分散于《史记》各处，汇总而观，足见其在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武帝有立教之名却未能真正导民以德，史迁对此颇有微词。《史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黄帝作为首帝，无疑是历史的起点和原则，武帝改汉德为土德，则首尾呼应；在此框架下涵盖黄帝（太古）、秦始皇（中古）、汉初先帝（近古）与武帝（当朝）的多重古今之变。     

太昊伏羲氏与王朝合法性

君权神授时代,"受命于天"是王朝宣示合法性的重要方式。历代王朝借助一系列充满神秘色彩的理论和实践,来证明君主们的"受命于天"。出于政权更迭的需要,原无关涉的太昊与伏羲在五德终始说中合体成太昊伏羲氏,以帝王之首的身份助力新生政权的稳定。每当皇嗣艰难,王朝统治者举行高禖祀祭拜太昊伏羲氏,祈求皇子以继承大统。尤其是政权合法性遭遇挑战时,更需祈神赐予受天命之皇子以维系万方。为从治统上证明王朝合法性,统治者建构了以太昊伏羲氏为首的帝王世系,并通过陵祀和庙祀以明治统之绪,寄望王朝在政治祖先的荫庇下千秋万代。     

论高拱的唯实无神论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高拱的唯实无神论思想。首先，通过批判天人感应论，阐发了“在天有实理，在人有实事”的唯实无神论。其次，通过批判灾异谴告说，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天人交胜论。再次，通过批判五德终始观，否定了“五行生胜”的历史循环论和“帝王受命而兴”的历史宿命论。最后，阐发了高拱将天下的“有道”与“无道”、社会的“治”与“乱”视为无神论和有神论产生的社会根源     

《世经》帝德谱的形成过程及相关问题——再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世经》帝德谱关系到传统主流社会对于古代帝王世系的权威设定,同时又与两汉之际的政治、文化和学术颇多关联,历来受人重视。对于其形成过程,东汉以来都认为是"刘向父子"的共同创制,但晚清开始的疑古思潮对之发表了颠覆性意见,其中以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最具影响,其核心观点认为:刘歆在五德相生的理论基础上,通过设置闰统和加入少昊,创作了《世经》帝德谱,使该谱同时符合"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两个命题,以为王莽篡权服务,为了弥缝这一学说与其他文献的矛盾,刘歆不惜遍伪群经。顾颉刚的这一说法代表了疑古派的高峰,但是也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钱穆就力辩刘歆遍伪群经之说为虚妄,指出《世经》帝德谱的材料皆有来源,但他没有对该谱的成因和过程给予明确的论断;最近出版的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重拾旧题,在承认刘歆没有遍伪群经的基础上,却依然得出了该谱是刘歆创制并用来为王莽服务的结论,甚至还构拟了一个不同于该谱的所谓"刘向版"帝德谱。其实,《世经》帝德谱本质上即是为汉代寻找合法性依据,刘向很可能为汉室皇族编制了一套从春秋战国以来的家族迁徙路线图,以与《左传》记录相衔接。在这个过程中,刘向父子之间并没有原则分歧,只是由于所谓"新五德理论"先天具有的轮转特性,这些苦心经营后来被野心家王莽利用来作为篡汉的舆论工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