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万里栽铁花——回忆鲁迅先生片断

一九三一年冬,鲁迅先生在《<铁流>编校后记》中,一开头便说,这本书到能和读者相见为止,是“经历了一段小小的艰难的历史的”。他说的那些“小小的艰难的历史”。我不再重复了。现在略叙一点有关这书的当年的另一些小事。虽然,这不过是一些象鲁迅先生说的“让它随风而逝的小事情而已”。鲁迅先生约译《铁流》,是在一九二九年。那年十一月十八日《鲁迅日记》载:“寄霁野信并附与靖华笺。”同年同月十六日,致霁野信说:“有寄靖兄一笺,托他一些事情,不知地址,今     

“辩则尽故”——论荀子的“争鸣”观

说到“争鸣”,人们就油然想起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郭沫若在《十批判书》说:“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的。”所以如此,是同荀子对“辩说”即“争鸣”有一套独特精当的看法分不开的。     

漫谈茅盾小说的语言风格

我们说某一作家的作品“典雅、俊逸”或是“朴质、清淡”等等,很大程度是指他们的语言风格而言。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语言应当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郭沫若豪情奔放,他的语言“热情似火刀;鲁迅要“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的语言“冷峻似铁”,但这是他们风格的主要方面。语言大师具有几副笔墨,方能胜任对大千世界的描绘。所以郭沫若还有冷峻深沉的一面,鲁迅也有热情喷发的一面。茅盾,作为一位“语言大     

《两地书》简论

《两地书》是鲁迅、许广平的通信集.一九三二年八月,“夏夜多蚊,不能静静的写字”,鲁迅把这些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和“一·二八”上海战争炮火而幸存的信件“略照年月”,“编了起来”,“因地而分为三集,统名之曰《两地书》”.由于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是以师生关系始的,当时他俩的年龄已分别为四十五岁和二十八岁,更由于时代、环境和遭遇已把他俩的性格磨炼得沉静了,所以,《两地书》就有别于一般的“情书”.他们议论国家大事,畅谈革命理想,抨击黑暗现实,求索改革之路,探讨     

鲁迅教学方法初探

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郭沫若曾说:“以自我牺牲地从事创作,从事研究,从事教育,从事哺育新生代,是鲁迅平生的最宝贵的生活实践。他的一生也正是做人的一个模范.他是一位以身作则的伟大的教育家。”“谁也不能忘记鲁迅同时还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从他早年结束学生生活以后,他就一直从     

简论初期象征诗派

我国新诗从开始便受外国文艺思潮和流派的影响。“五四”时期,鲁迅、郭沫若、宗白华等人先后写过带有象征意味的诗歌,同时沈雁冰、田汉还介绍了法国象征主义的理论和作品,但全力从事象征主义诗歌创作的是李金发。他所写的象征诗在一九二五年出版,从此诗坛便涌现出一股新浪     

鲁迅与进化论及赫胥黎、严复与进化论——也论鲁迅前期的宇宙观

鲁迅前期(“五四”前后——“二七”大革命前后)宇宙观(世界观)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的因素恐怕要算进化论了。他自己就曾不止一次地说他前期是“只信进化论”(《三闲集·序言》)的。鲁迅开始接触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媒介者是严复,严复是把进化论引进中国的第一个人。其实他一生并未翻译过一本达尔文关于生物学的著作,使他最负盛名的《天演论》则是英国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意译本。赫胥黎在此书序言中说:“最近许多年来,……我的注意力大部分已经转移到近代科学思想对于道德和政治问题的关系上去,”《进化论与伦理学》就是他把进化论运用到哲学,社会学领域的论文集。由此可见,鲁迅打接触进化论的第一天起,即不单单是从生物学的角度给予欣喜的拥抱,主     

敞开鲁迅性格中的一个重要侧面——《两地书》试论

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他的严峻、坚毅、沉静的一面已为人们所熟知了;然而,作为一个并非超凡脱俗的有着复杂思想情感的普普通通的人,鲁迅的面貌又是怎样的呢?具体地说,表现在家庭、婚姻、爱情、日常生活中体现人的性格特征较为敏感的某些方面,鲁迅是持怎样态度的呢?我以为,沿着鲁迅和景宋的通信集《两地书》所提供的线索,去追踪鲁迅在爱情和家庭生活中的足迹,探索研究他作为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可以敞开其性格中另一个重要的侧面。自然,《两地书》涉及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其中有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对改造旧中     

略论郭沫若诗歌的艺术个性及其它

由于诗集《女神》,郭沫若获得了“浪漫主义诗人”的称号,而和鲁迅分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文学潮流的前锋。虽然如此,但看来他似乎无意固守在浪漫主义这个领域之内。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走适合于自己个性的艺术之路,而不顾别人的忠告与惋惜。不少研究郭沫若诗歌艺术个性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只有浪漫主义最适合他的艺术个性,他应该永远浪漫下去才对。黄侯兴同志所写的《郭沫若的新诗和他的艺术个性》(《现代文学讲演集》)一文,就反映了这一     

试论郭沫若的《牧羊哀话》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郭沫若几乎是同时升起的两颗文学巨星。他们都是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但是,人们在评价这两位巨星时,往往只论及鲁迅对现代小说创作的奠基作用和郭老对新诗发展的开拓功绩。这样说当然不能说不对,但却不够全面。其实,鲁迅对新诗发展,郭老对小说创作,也都有着重要的贡献。鲁迅自己就说过,他在新诗发轫时期,“也做了几首新诗”,“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做了。”(《集外集·序言》)与这种情况相类似,郭老在现代小说创作方面也起了     

关于鲁迅致叶圣陶的一封信

鲁迅与叶圣陶有较多的交往,据《鲁迅日记》载,他写给叶的信就有六封。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午后复叶圣陶信。”同年同月二十四日“午寄叶圣陶信并稿,即得复。”又二十七日“寄叶圣陶信并还书。”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复叶圣陶信。”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上午寄叶圣陶信。”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寄叶圣陶信。”     

以崇敬之心论鲁郭恩怨——评王锦厚先生的《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一方面，不管是周恩来还是邓小平都将鲁迅、郭沫若相提并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著的著名学者；     

评胡适的《尝试集》

胡适的《尝试集》自一九二○年三月问世以来,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可是至今评价不一,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恣意否定“五四”文学革命传统的情况下,这部新诗集更被当作历史垃圾丢在一旁。显然这是因人而废文。其实“五四”时期的胡适,其基本倾向并不坏,甚至可以说是积极的、进取的,他的一些诗文亦不乏新鲜见解和时代气息,鲁迅对之就有过“警辟之至,大快人心”的赞语。而且,当《尝试集》与郭沫若等人的其他几部新诗集被某些评论家妄评为“不佳”、“不是诗”的时候,鲁迅还曾作《“说不出”》一文予以     

一位光明与黑暗激战时代的抒情诗人——鲁迅旧体诗综论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说:“在我看来,鲁迅的气质毋宁说是位诗人。”从“气质”上对鲁迅作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实在是最有眼光,也实在是最有见地的。正是这个“气质”使得鲁迅的诗人的精神渗透了他的全部作品:鲁迅的诗作和散文诗集《野草》自不必说,他的叙事散文和小说也无不蓬勃着诗情。也许正是这种诗人的气质使然吧,郭沫若才敏锐地指出: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而“偶有所作,每臻绝唱”。     

鲁迅致增田涉一信中的两处笔误

鲁迅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致增田涉》信,(译文)开头写道:“七月四日信收到。上海的寒暑表,室内七十度,室外七十七、八度。”(《鲁迅书信集》第1140页)我怀疑排印有错。查看根据增田涉赠送的手迹照片影印的《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选》第34页,没有错。据我推想,第二句应是鲁迅回答增田一涉对他生活、身体的关心,特意写出的。     

《民族魂》小引

今年十月间,我和陈漱渝同志到杭州参加浙江省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空闲时间,我们在西湖边上散步。漱渝同志对我说:“王先生,你为我的书写一篇序好吗?”我说:“什么书?要我写序?我是不会写的,从来也不曾写过什么‘序’。如果你的书出版了,我来写一篇读后感,这事我倒是能够做到的。”他说:     

鲁迅自喻“小白象”

鲁迅先生以象自喻，鲜为人知。 在他和许广平的通信中，经常署名“小白象”，或是“你的小白象”。比如1925年5月鲁迅在北平写给在上海的许广平的第二封信（5月15日夜），署名的地方赫然画着一只高高举起鼻子的小象（《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三册》第105页）。而《两地书》在公开出版时，署名“EL”，就是Elephant（象）的缩写。     

强加于鲁迅的一个论题——《水浒》“写心说”为鲁迅观点驳议

鲁迅对中国古典现实主义名著《水浒》作过深刻评论,有着独特见解。他关于《水浒》的一些科学论断,至今对《水浒》研究有着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正确地阐扬和继承鲁迅的科学论断,对促进《水浒》研究的深入发展,无疑具有深远意义。欧阳健、萧相恺同志的《水浒新议》一书(以下简称《新议》,凡引自该书的原文,只注页码。),挖掘出鲁迅关于《水浒》的一个“基本观点”:《水浒》的精神在于“为市井细民写心”(以下简称“写心说”)。书中有三篇文章集中论证了鲁迅有这个观点,并以它作为全书的立论根据,当作一个重要发现加以阐扬和发挥。“写心说”到底是不是鲁迅关于《水浒》的观点呢?这关系到正确地继承鲁迅的思想和文化遗产的问题,也关系到《水浒》研究的深入发展,不可以不讨论清楚。     

陶渊明散文艺术浅论

古代许多文学大家,都是诗文兼长的,陶渊明也不例外。他的诗歌,历代评论几无异词,公认为我国中古诗坛的杰作。而对其散文的艺术成就,相对而言,就略嫌论述不足。其实,他的散文,如同他的诗歌卓立于晋宋之际的诗坛一样,是我国古代文苑中一朵馨香独具的奇葩。一鲁迅先生曾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并从文学创作与政治生活、社会风气的关系方面,指出汉末魏初的文章的特点,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而“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文章的特色”。“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同上)     

佛道为表儒家为里——从“二十七界说”解析谭嗣同《仁学》的哲学思想

谭嗣同是近代中国建构哲学体系的第一人,他的哲学思想体系集中表现在《仁学》一书中.《仁学》的哲学思想又集中表现在“二十七界说”中.“二十七界说”思想明确,有其佛学的外表,但其内核仍是融摄儒佛道三家而归宗于儒,实为他追求的“通”或“一”的观念作一个哲学的说明,而“通”或“一”乃是谭嗣同致力于伦理、政治上“平等”观念的哲学依据.所以,通过“二十七界”说,即可剖析出谭嗣同《仁学》的哲学思想实质,即佛道为表,而儒家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