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开展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激起文化领域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的高涨,避难西南一隅的现代新儒家藉此而揭橥"文化抗战"之帜,复兴儒家道统思想,致力于儒家道统之接续与重构。钱穆、冯友兰、贺麟、张东荪、张君劢、牟宗三上承周孔、外取西学,分立学统、政统,融构现代道统论体系。分立是指改变传统道统论体系之道、学、政三位一体的架构,分立学统、政统,并使之相对于道统而独立、并行。融构是指融汇西学之优长,而重构现代儒家道统体系。融汇中西是重建现代儒家道统论的重要理论环节。抗战时期儒家道统思想之复兴具有内圣弱而外王强之理论特色,有着深层的理论和社会原因。     

儒家宗法、孝悌的道统观念及其生演

儒家道统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宗法和孝悌是儒家道统的两个重要命题。自周朝以来的封建社会,统治者皆 利用由上古原始血缘氏族制演化而来的宗法家族制度统治臣民,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法家族制度在唐宋时又演化为家族家长制。     

双重道德律:儒家道统之殇——兼与梁涛先生商榷

梁涛先生以自律、他律的双重道德律诠释儒家道统,结果使孔子内外贯通的仁与礼,使本来“相安无事,和平共处”的《五行》“德之行”与“行”产生了内在矛盾.这些矛盾源于双重道德律这一理论框架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逻辑矛盾.梁先生以自律仅仅是内在的主体自觉为前提构建双重道德律,并引入客观规范的他律作为必要的补充.然而在道德领域,自律不仅是内在的主体自觉,亦是行动的客观法则.引入他律构建双重道德律多少有些画蛇添足之疑.     

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初探

儒家道统经历了自尧舜禹汤至程朱理学乃至当代新儒学的传承轨迹,以圣圣相传之“允执厥中”理念为精髓.其中蕴含着道统尊于政统、道统构建政统、道统校正政统等以道统驯服政统、进而限制君主权力的“驯政”主张.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主张天道信仰理论、君臣道义关系、经筵日讲制度、君臣共治政制和天子须守礼法等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实践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驯服.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法哲学“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法哲学“返本开新”之基.     

戴震新义理学的发生与建构——兼论其与荀学的关涉

戴震虽以考据名世,然其最为看重,同时对清学影响最为深远者却是他的新义理学.其缘起于惠栋"经之义存乎训"的思想启迪,进而发展出由词明理、以训诂考据通达义理的方法论原则,并运乎此法,对程朱理学入室操戈,重构理学的思想体系,复而化方法为信仰,以德性必赖智性,重振了以荀学为代表的儒家智识传统.可以说吴派催成了戴震的思想转型,而戴震又校正了吴派对宋学取舍的分裂情状,并在吴派否定宋学的形上义理后,又建构了朴学的新义理学.具体表现为阴阳气化的天道观,血气心知的人性论,积学尚礼的工夫论.这一建构在儒家内部以荀学为方法,在思想外部又是有清以来社会文化的产物.戴震新义理学的形成,与清代荀学复兴、礼学崛起彼此关涉,互相同构进而同步共振,它们共同融汇成了清代思想史上的智识传统.     

海外新儒家视野中的荀学——以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为中心

海外新儒家从不同视野对荀学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尤其是在中西比较文化视野中,对荀学进行价值重构和意义转换.然而,由于视心性之学为中国文化本原,推崇孔孟为儒学正宗,使得他们对荀学有着强烈的门户之见,从而致使其荀学研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     

陶渊明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新论--对《桃花源记》主旨的一种剖析

陶渊明身处南北朝之乱世,而以《桃花源记》隐括儒家大同至德境界,使后人得以获得一种重要的理想寄托与心理安慰,其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上承周孔,下启宋明,其地位与作用当介于汉唐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之间,同为儒家重要先贤人物。     

"尊孔"与"释孔"的悖论——兼及韩愈与道统

儒学在释义与发展过程中遇到“尊孔”与“释孔”这样一对矛盾,形成各种学说各自为政的混乱状况。孔子而后,由谁接续道统,聚讼不休。这一状况结束于韩愈。韩愈梳理出一条明晰的道统:道统始于尧、舜,而后依次为: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然而韩愈提出道统,自己却未被续入道统。这是因为统治者只需要假儒学,不需要真儒学。     

儒学儒教一体论

儒学既是一种学说,又是一种宗教。儒学与儒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关儒学儒教的争论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从其学的方面,儒学丰富和锻炼了中华民族的抽象思维,形成了中国的主流哲学。从其教的方面,儒教对普通中国百姓的衣食住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道德上也起到一定程度的指导作用。今天对儒学的继承,应该注意一些基本的做人准则,形成儒学的道德金律。     

道统与政统——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探本

曾国藩留存的诸多文字言论,蕴涵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探本溯源,曾国藩仕宦生涯中矢志不渝所诚挚信奉、躬身践行、聚力维护的,就是儒家的道统与清廷的政统。围绕着道统与政统这个核心,曾国藩在为官治军实践中极力倡行礼治德政、经世致用和人才兴政的政治伦理主张,试图通过自己的体悟开化,为道统与政统的延续寻求某种定力或门径。     

韩愈、李翱的道统说和性情论

韩愈和李翱的道统说和性情论是对唐代佛教"世系"、"传灯"思潮的一种反动,是先秦以来儒家伦理学说的恢复和传承.唐代中期佛教日盛,对中唐民众伦理思想冲击甚大.为了扭转佛教伦理思想对儒家伦理秩序的冲击和破坏,韩愈和李翱吸收了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某些思想,提出"道统"和"复性"的主张,客观上遏制了中唐佛教伦理思想的影响,为宋明新儒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孔子学说体系构成新解

关于孔子学说体系的构成,历来有多种说法.本文旨在摆脱诸种"中心说",认为孔子思想是这样构成的一是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二是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而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中和论"把这两部分结合成了一个完整体系.对孔子思想结构体系的深入探讨,全面把握,可以促进孔学研究的深化及其思想的现代化转换.     

《菜根谭》与儒家中庸之道

本文从心性操守、立身处世、待人应事、仕进隐退以及忧劳逸预、享乐节俭等几个主要方面 ,详细剖析了儒家中庸思想对《菜根谭》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从而说明《菜根谭》作为处世名著 ,其所以持久沁人心脾 ,原因之一 ,就是其有着传统的儒家哲学基础 ,且不少观点至今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郭店儒家简与孟子心性论

郭店儒家简有较丰富的人性天命说的内容。人的性情,禀赋自天。神秘的天道天德是人道人性的终极根据。肯定人的情气和内在生命有为善的趋势,以情言性,即心言性,是楚简与《孟子》的相同之点。在存心养性、“仁内义外”的问题上,二者有所区别。孟子对他以前的心性论作了理论的提升和推进。理解“情”与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内在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四端七情”恰恰是天人之际的纽带。性善论既是道德理性普遍主义的提扬,又不排斥情、才、气性。在心志的引导下,道德情感可以成为道德行为的力量。     

古代文化名人的编辑思想与中华道统

古代文化名人的编辑思想体现了中华道统。孔子的编辑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各个朝代的编辑家都以弘道的精神,勇于变化和创新,使中华编辑学源流浩浩荡荡。刘知己和冯梦龙的编辑思想更具中华道统意义。     

唐鉴的道统思想及“守道救时”说

晚清著名理学家唐鉴在局势颓危之际,编纂了《国朝学案小识》一书,编制出一个严格的学术道统,并提出了"守道救时"说。简要介绍唐鉴道统思想及"守道救时"说提出的背景、内容,并在梳理前人评价的基础上作简要评价。     

朱子学与日本近世儒学的一元论倾向

儒学自传入日本后一直从属于神道或佛教思想,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至江户时代,朱子学才因其思想本身固有的政治功用性而得到德川幕府的扶持,在江户日本迅速兴起并形成了诸多派别。同一时期日本还出现了阳明学、古学等与朱子学对抗的思潮。日本的朱子学各派在本体论上大都继承了朱熹\     

儒家忠恕之道的语义分析与现代阐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中,儒家的忠恕之道究竞有无普世的价值可以供今人利用?本文认为,忠恕之道的内在灵魂和思想基础是"仁者爱人"的仁爱精神和性善的理性原则.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忠恕之道的内涵进行多维诠释,而不宜作单义的界定.忠恕之道的内容和形式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但其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彰显它的魅力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