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仁·乌力格尔研究的新趋势——“首届胡仁·乌力格尔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不断深化。首届胡仁·乌力格尔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胡仁·乌力格尔这一主题,从胡尔奇及其流派、胡仁·乌力格尔文本、胡仁·乌力格尔艺术、蒙汉文学关系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探讨,取得了广泛共识,为胡仁·乌力格尔的传承、保护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的启迪。     

探析蒙古族曲艺艺术“胡仁·乌力格尔”面临的危机

蒙古族具有丰富的口头文化遗产，蒙古说书艺术“胡仁·鸟力格尔”（胡仁·乌力格尔是说书艺人用低音或中音四胡边拉边唱古今中外故事的一种曲艺形式）是其中的一朵奇葩。但是，如今，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胡仁·乌力格尔”艺术。由于多种原因失去往日的辉煌，濒临消亡的境地。1．“胡仁·乌力格尔”艺术正不断失去赖以生存的听众；2．“胡仁·乌力格尔”的载体胡尔奇（说书艺人）日益减少；3．胡尔奇演唱“胡仁·乌力格尔”的地域范围越来越缩小；4．胡尔奇演唱的“胡仁·乌力格尔”之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化。     

胡仁乌力格尔与鼓词比较研究

胡仁乌力格尔与鼓词的兴盛时期同为清代中后期,这两个分属不同民族的说唱文学的关系如何,是本文考察的重点。本文从说唱体制、题材内容、流行时间及地域三个方面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这两种说唱文学确实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国外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概况

胡仁·乌力格尔在东部蒙古地区产生并广泛传唱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是 ,学者们对它的研究只有 80年的历史。最早着手研究胡仁·乌力格尔的是国外学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蒙古国的学者们 ,前苏联、德国、匈牙利、英国、日本国学者也很注重胡仁·乌力格尔研究 ,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胡仁乌力格尔在科尔沁地区发展的原因

胡仁乌力格尔产生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统一说法。以朝克图为代表的有关专家认为,在17—18世纪初产生在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卓索图盟土默特旗,19世纪初胡仁乌力格尔不断壮大,中心向北迁移影响了科尔沁,科尔沁成为胡仁乌力格尔发展的中心。     

胡仁乌力格尔曲调题材分类法研究兼谈音乐形态——以《郭尔罗斯乌力格尔与曲调》为例

长期以来,胡仁乌力格尔曲调分类被音乐角度的唱腔分类法所独居,这种分类法虽为学术界所公认,但曲调的流变性以及胡尔奇的即兴特点使得这种分类暴露出缺陷。而剧本文学的相对稳定性,使得题材分类法研究变得具有可行性。这种分类法清晰易懂、便于普及、逻辑严密、易于归纳。以题材为视角,通过百余首乌力格尔曲调脚本的分析,可以将其归纳为结构类、政治类、落难类、战事类、颂赞类、思念类、亲情类、神话类八种曲调。题材分类法是乌力格尔曲调的新分类法。这种分类法的研究意义在于缕清胡仁乌力格尔艺术本体的脉络,明晰其艺术结构,以便易于了解和掌握这门艺术。     

重构的多民族社会互动交融的民间叙事文本——内蒙古东部地区“胡仁·乌力格尔”的社会学分析

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胡仁·乌力格尔”等民间叙事性艺术形式与文本的形成和传播过程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以中原等汉地历史小说和民间故事为文本的“胡仁·乌力格尔”在独特的时空中获得延伸和扩展,经过东部蒙古地区“胡尔奇”的精彩演绎和重构,在广大蒙古族聚居区民众中产生了巨大文化、艺术与社会影响。“胡仁·乌力格尔”这一民间叙事文本的重构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多民族历史以来互动交融的文化与社会关系,成为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的重要成就和依据。进一步挖掘、整理和重构“胡仁·乌力格尔”等民间叙事文本无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蒙汉等多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文化途径。     

首届“胡仁乌力格尔高层论坛”在我校召开

由我校蒙古学学院和市校合作平台一科尔沁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创新团队、中共通辽市委宣传部、通辽市文化局协办的首届“胡仁乌力格尔高层论坛”近日在我校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通辽市艺术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8名从事胡仁乌力格尔研究的专家、学者参加本次论坛并发言。     

试论胡仁乌力格尔《三国演义》对蒙古族文艺、民俗的影响

每一种艺术的产生与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胡仁乌力格尔深受东蒙古地区人民的欢迎,在流传过程中,对东蒙古的社会、对蒙古族传统艺术及民风民俗产生了很大影响。     

试论胡仁乌力格尔《封神演义》在蒙古族地区的影响

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通过蒙古族民众喜闻乐见的胡仁乌力格尔形式在蒙古族地区广为流传,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蒙古族民间信仰、蒙古族民间文学以及蒙古族民众的历史观等方面。     

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层面——兼谈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呈现形式并非都是非物质的,物质层面是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文化空间的概念,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托的文化空间也是物质的。应该从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去探讨其与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民族博物馆馆藏文物的非物质文化特点

文物是人类文化的符号和载体,馆藏文物脱离其植根的文化环境,就不是完整的文化遗物,文物所负载的非物质性文化乃是它真正的灵魂所在。文物本身因为具有非物质文化特征而充满生命力,而非物质文化又以文物的形式得以保存。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充分体现其真正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     

利用“非遗”资源提高爱国主义教育 针对性和实效性研究

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永恒主题。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源和载体。当前应通过深入挖掘"非遗"资源,积极推进"非遗"进课堂,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建立"非遗"传承的长效机制等措施提高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民俗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学科价值——以“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例

当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重大.民俗学的学科追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是相通的,民俗学学科理论和实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民俗学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场问题在于"基层社区"保护、"文化空间保护"和"民间社会保护"三方面.     

“一带一路”倡议下文化遗产法中文化多样性价值的确立

"一带一路"倡导多元文化互学互鉴、树立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这对我国文化遗产工作提出更高要求。文化遗产工作离不开法治的引领和保障,而文化遗产法的价值界定繁多,缺少统一的价值名目,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不良影响。"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学研究的产物,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等国际公约确认的法律概念,它能够突出文化遗产法的学科特点,满足人类的实际需要,具有合法性意义。我国应当将"文化多样性"作为文化遗产法的价值。现阶段我国文化遗产立法仅停留在文化遗产保护行为层面,缺少深层价值构建,相关立法模式与内容过于松散,未与国际法接轨,因此,我国应制定文化多样性保护法,在部门法中确立多元文化发展原则和文化遗产权,从而与"一带一路"所倡议的文化包容精神相契合,完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的历史使命。     

《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统一立法模式考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在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工作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开立法、分别管理的现实不符合实践的要求,不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还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文化遗产统一立法的必要性主要是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需求、整体性保护理念的要求以及完善当前管理体制的要求。日本、韩国、荷兰、白俄罗斯等国的立法经验以及贵州地方立法的实践经验都表明文化遗产统一立法优势非常明显。我国文化遗产统一立法的可能路径主要是公权保护与私权保护统一立法以及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统一立法两个方面。     

灵丘罗罗腔文化特征的解读

罗罗腔是灵丘区域特色和区域文化的重要标志,不仅为戏剧的传承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了灵丘本土文化的基础和重要载体。罗罗腔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了独特的文化特征,主要体现在独具特色的台步、原汁原味的乡音以及亦庄亦谐的剧情上,从而对传承和弘扬本土文化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醉舟》的文化阐释

普罗米修斯般的诗人兰波(ArthurRimbaud)十七岁时的诗作《醉舟》作为前期象征派的代表作影响深远。它采用传统的亚历山大律,用年轻的幻想在诗歌中经历着一番风暴,乘着醉舟驶向未知的乐园。把诗中"舟"与"海"的意向从文化角度进行阐释,可以看出诗人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从而更全面地理解诗作和"通灵者"兰波。     

互助土族“日麻”及其文化内蕴

“日麻”是土族传统的院落式民居,它凝聚着土族人的心愿、信仰和审美观念。本文通过田野调查,来探析互助土族“日麻”的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