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大历诗歌的社会心理特征——兼论盛中之变

如何重新认识向来被看作为“诗道初丧”的大历诗歌,这不仅关系到大历诗歌的评价,而且涉及到如何进一步探讨和弄清盛中唐诗歌变化的问题。本文企图通过剖析大历诗歌所表现的社会心理来把握大历时代精神的特征,说明其精神在盛中唐诗风变化中所起的重要中介作用。 一、战乱心理 大历诗人的战乱心理是极为特殊的。汉末和魏晋六朝时期的诗人对长期战争纷乱、朝代更替的现实有着已被磨钝的习惯的、因而不甚敏感的心理和感觉,以及随遇而安的性情。与此不同,大历诗人大多生长在开天盛世,在盛唐自由风尚的熏陶下,养成一套固定的理想模式和行动方式,并满以为按此能够取得功名。     

大历诗坛上的一个特殊存在──试论韦应物诗歌古近诸体的艺术风貌

唐代大历时期是五七言古、近诗体演变的重要时期。在诗体变化的过程中，创作主体对诗歌体式有着不同的创作观念、审美体认和运用方式，因而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形式特征也各有卓异之处。将韦应物放置于大历时期诗体变化的特定创作环境中来考察，既可缕出这一时期诗人运用五七言诗歌体式的共同特征，又能发现韦应物运用诗歌体式的个性特质。不论是古体还是近体，韦应物与其他大历诗人相比，都是一个特殊存在。     

大历诗歌风格形成原因探析

大历时期的诗人群体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形成相近的艺术创作风貌和独特的审美特征。大历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形成乱世的特殊时代背景,大历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促使诗歌风格的转型,大历时期诗人的创作心态决定了这一时期特殊的诗歌风貌。     

清空晓畅 圆熟蕴藉--从刘长卿的诗歌艺术特色看大历诗风

唐大历时期,诗人多官居下僚,有志难伸,常集会唱和,因此诗歌风格、体式趋同,有类型化倾向.在"大历十才子"之外,还有江南地方官诗人群体.其中刘长卿地位特殊,诗为翘楚,是大历诗风的代表.     

大历十才子与盛唐边塞诗派边塞诗歌内容之比较

边塞诗派是唐代著名的诗歌流派。盛唐过后,唐代宗大历时期的著名诗歌流派“大历十才子”诗派也创作了不少边塞诗,他们的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派的边塞诗有同有异:其同在于两者均有边塞景色的描写及胸臆愁懑之情的抒发。其异之一在于盛唐时期蓬勃的时代精神造就了盛唐边塞诗中瑰丽雄奇的西域风景画,“大历十才子”边塞诗中的边地风物则少了盛唐逸气多了感伤色彩;之二在于盛唐边塞诗中的离愁别绪表现得愁而不惨、悲而不凄,而“大历十才子”笔下的乡思之情则凄惨愁郁、幽怨绝望。     

大历诗歌意象的禅意特征

在大历诗歌中,流水意象、花意象、芭蕉意象出现的频率很高,这些意象往往突破传统意象的内涵,带有浓郁的禅理禅趣,体现出佛学对大历诗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试论大历十才子 (《大历十才子诗选》)序言

在我国文学史上,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人辈出,创作繁荣,有如百川争流,群峰竞秀。既产生了举世瞩目的伟大诗人李白、杜甫及其光辉灿烂的诗篇,也出现了各种诗歌流派及其独具风格的作品。盛唐以降,继王孟、岑高、李杜之后有“大历十才子”。他们的诗虽然有一些是酬唱应制之作,但是有不少名篇传世,在唐诗中,有一定的     

从文人心态看大历诗风的基本内涵

从文人心态看大历诗风的基本内涵许总大历时期，是唐代历史上盛衰转折的重要阶段，大历诗坛，也表现为整个唐代诗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宋人严羽《沧浪诗话》即以＂大历体＂加以概括，足见其已形成一种独具体格与诗风。然而，大历时期诗坛构成其实相当复杂，活跃着不同的诗...     

韦柳诗歌与中唐诗变

在唐诗发展史上,开元、天宝与元和、长庆是两个创作高峰。从开、天以后至大历初,盛唐诗坛上的巨星如孟浩然、王维、李白、高适、杜甫、岑参等相继殒落,而中唐元白、韩孟等尚未成熟,因而在大历、贞元的40年间(766—805),诗坛相对黯淡、沉寂,形成一个明显的低潮。一般认为,活动于此期的大历十才子是这诗歌盛衰之际的过渡人物,诗风在他们手中完成了从盛唐到中唐的转变。这种观点早已为人们所接受,然而,这里却忽略了一个     

论唐大历初至贞元中的文学思想

唐肃宗上元二年(761),王维卒于长安。代宗宝应元年(762),李白卒于当涂。永泰元年(765),高适卒于长安。大历四年(769),岑参卒于成都官舍。大历五年(770),杜甫卒于耒阳。至此,盛唐诗坛上的伟大诗人们相继从文坛上消失了。大历七年(772),连曾为杜甫所赞赏、代表着《箧中集》这样一个诗派的诗歌理论家元结也去世了。而可与盛唐诗坛的巨匠们相匹敌的另一批巨匠,还没有登上文坛。元结死的这一年,自居易和刘禹锡才诞生,     

论贾岛诗歌的艺术渊源

贾岛诗歌的渊源深远而广泛。在现实生活中,贾岛具有浓厚的屈原、贾谊式的悲剧人生的忧愤色彩。在师法对象上,贾岛远法陶谢,近师老杜、王孟以及大历诗人,同时直接受韩孟、张王、姚合等同时代诗人不同程度的影响。贾岛“转益多师”的师法原则与“取法乎上”的师法取向最终使其诗歌别具一格,同时也确立了其在诗坛自成一家、承前启后的宗匠地位。     

简论杜甫夔州诗的思想意义

唐代宗大历元年春(766年)至大历三年夏,杜甫在夔州住了三个年头。此间共作诗四百多首,占平生全部创作的近三分之一。无疑,这是他的又一个创作的高峰期。因此,这一阶段的诗作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格外注意。对于杜甫的夔州诗,有些学术著作在充分肯定了他的“晚节渐于诗律细”的自觉的艺术追求后,认为他诗歌的思想意义比     

大历诗风向齐梁复归中的女性介入——以升平公主为中心

大历诗风向齐梁的复归过程中,女性的介入是一个关键.唐代宗第四女升平公主凭借女主身份,乘天宝以后声色绮靡渐兴之势,对其驸马郭暧门下大历十才子的创作风气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升平公主对绮丽和雕琢的崇尚,去除了儒家正统价值观念对诗歌的附着,使诗歌回复到审美主义的本体.这种超功利的审美主义倾向,与梁陈宫体诗的宗旨是一致的,对于乱后诗风审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的推进,有着重要的作用.从整体上来说,升平公主对绮艳风气的引领,破除了传统雅正观念影响下的诗坛对于追求至美的欲念的约束,使文人的审美意识能够更加广阔,审美视角更加多元,对诗坛的风气和文人的心灵都是一种解放,并在某种意义上为元和诗歌部分风貌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儒禅互融与大历诗风

安史之乱后的大历、贞元时段是中国古代儒学、禅学、文学发生衍变的重要时期。儒学、禅学的新特征在大历时期已显端倪 ,儒学吸纳、认同禅学与佛学趋于儒化倾向是互逆背反而又和谐归一的现象。从形式上看 ,大历时期的思想价值体系已不复统一 ,但实质上 ,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有特点的意识形态的表现。这一特质对大历及其后的诗人的艺术追求、艺术表现、语言运用有根本性的影响。诗人力争学通儒释 ,半儒半禅 ,亦禅亦儒 ,心态夹缠复杂。诗人的“儒释观” ,“出处观” ,形成了“尘内”与“尘外” ,“勤王”与“事佛”的矛盾与融通 ,在儒释之间都经过了一番转换与互融。这使得大历诗歌在艺术表现上给人以亦俗亦雅 ,亦执着亦超脱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但其内在心理机制是同一的。文学语境上也呈现出多极化的特点。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述评

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选录了唐代安史乱后一段时期的诗歌,所选各家名下均缀有评语,其所选诗歌和评语,都反映了中唐大历年问的创作风尚和审美标准,值得我们注意。高仲武,生平事迹不详。约生活在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前后。《中兴间气集》卷首自署“渤海高仲武”。渤海似指其郡望而非籍贯。渤海为汉郡名,(在今河北省东南部)。后汉渤海太守高洪及其子孙世居蓨县,为名门望     

皎然《诗议》考

<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即传本<诗议>的前半,和传本<诗议>的后半以及皎然<诗式>,对很多问题的有不同看法,有的甚至走向两个极端.这二者可能不是作于同一时期,<诗式>定稿于贞元五年(789),作于皎然晚期,<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则当作于大历八年(773),甚至广德二年(764)之前,作于皎然早期.这说明,从<诗议>到<诗式>,皎然的文学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这个变化过程,可能与大历贞元年间诗歌现念的变化.与当时一些士人性格作风和马祖道一洪州禅的影响有关.怎样更为准确地把握皎然及大历贞元年间文学思想面貌,都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从盛唐气象到大历诗风:刘长卿诗歌创作的阶段性转变

唐诗的发展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刘长卿在盛唐诗向中唐诗转变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他前期的诗直面现实,关注民生,表现出积极的参政热情,多在诗中抒发怀才不遇之感,具有盛唐气象.后来由于遭受多重磨难,泯灭了他的生活激情,诗歌开始转向关注自身.他后期的诗闲旷淡雅,气骨顿衰,多叹老嗟迈之作,成为大历诗风的代表.刘长卿以其杰出的创作成就展示了盛唐诗风向大历诗风演变的历程.     

知难而进 既新且深——评陈顺智《刘长卿诗歌透视》

一口气读完陈顺智著的《刘长卿诗歌透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当即强烈感到,这是一本有贡献、有价值的高水平的学术专著。 该书基础为作者1984年的项士学位论文,当时即获国内唐诗专家的较高评价,但作者希望经受更长一点时间的考验,看到更多的刘长卿的研究成果后,再把它拿出。这一考验就是十年。经修改、补充后奉献给学术界的该书,仍为刘长卿研究的第一本专著。 刘长卿为大历诗人,大历是唐诗研究这片热土中的一块冷僻地,向来偶而涉及者多,专门研究者少。     

追求者的歌唱和绝望者的哀吟─—“大历继王维说”质疑

追求者的歌唱和绝望者的哀吟─—“大历继王维说”质疑王金焕，荆立民最早提出大历、王维一脉相承这一观点的是高仲武和司空图。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说：钱起“文宗右丞，许以高格”，“右丞没后，员外内雄”。他在介绍郎土元时又说：“右丞以往，（郎）与钱（起）更...     

试论唐德宗重用宦官的原因及其他

试论唐德宗重用宦官的原因及其他刘玉峰一唐史研究者多认为，重用宦官、尤其是创立神策中尉制委军权于宦官，是由唐德宗“昏庸”所致。笔者对此甚不以为然。如所周知，大历十四年（７７９）五月唐德宗即位之后，立即采取“疏斥宦官”①之策，在大历五年（７７０）代宗罢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