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玉山雅集研究综述

元末玉山雅集为元代文学史上一独特文学景观,对元以后文学乃至文人生活观念、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以来,玉山雅集研究经历了由冷渐热的过程:1980年以前是冷寂期,1980-2000年为奠基期,2000年以后为蓬勃发展期。这三个研究阶段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玉山雅集兴盛和衰落原因、集会和参与者数目统计、创作特色和影响、文人处世态度和艺术精神的评议以及雅集主人顾瑛的个案研究这几个方面。玉山雅集研究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可开拓的空间。     

论顾瑛在元末文坛的作为与贡献

顾瑛以独立的“文人”身份和以赋诗为娱乐的文学理念崛起于元末 ,主要通过主持玉山雅集及其诗歌创作与杨维祯相呼应而领袖文坛 ,为铁雅派的发展和古乐府运动的演进以及元末文学的繁荣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元代杭州雅集活动之兴衰与杭州文学地位之升降

元代杭州雅集之风大盛。杭地文人延续着南宋以来的文学传统,以群体的形式集会赋诗、观书题画。雅集活动是元代文人生活史的一部分,其所反映的主题和情感内涵的变迁,是展示元代杭地文人雅趣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窗口。杭地雅集活动在元前期尤为兴盛,发展至顺帝至正年间走向衰落,雅集活动的兴衰背后,是杭州文学地位的浮沉变幻,也正是在其趋向衰落的过程中,伴随着吴中玉山雅集发展至鼎盛,元代南方文学中心完成了从杭州至吴中的转移。这对于研究元代南方文艺活动,十分具有典型意义。     

论元末玉山雅集的特质

玉山雅集是元末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文人集会。玉山雅集既延续着中国传统文人的雅集传统，又表现出元末乱世背景下的特质：雅集东道主的商人身份，市俗风雅的雅集方式，雅集的文人意识，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玉山雅集余韵不绝，尤其对晚明文人有着深刻的影响。     

清閟阁雅集的品格与倪瓒的诗学观

倪瓒的清閟阁雅集与顾瑛的玉山雅集显示出诸多不同特点，诸如不追求盛大场面与轰动效应，雅集成员多为性情相投的知己好友，雅集内容多为清赏山水景致与论诗品画，雅集目的乃是为了获取朋友间的情感慰藉与审美愉悦，这与顾瑛玉山雅集的追求场面豪华与感官快适形成鲜明区别。清閟阁雅集的这种特点，是倪瓒坚持其个人操守与高雅艺术品格所决定的。如此的操守品格也决定了其诗学观念的内涵，即融“性情之正”与“冲淡闲逸”于一体，从而展现出“逸品上”的独特诗学品位。     

玉山草堂与元末文学演进

玉山草堂在元末文人中间享有崇高的声望 ,其文学精神熏陶了一大批文学作家 ,玉山集团是元末文学创作的实力派作家群 ,在元代后期的文学演进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元代文人心灵的辩证法——读《元代文人心态史》

目前学术界专门心态史研究的专著较为少见。特别是揭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文人心态演进历史的著作。近读徐子方教授的《挑战与抉择 :元代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2 0 0 1年 5月 ) ,获益颇多 ,眼界大开。元代文学纷繁复杂。屈原、司马迁、辛弃疾等那种执著用世的追求已经失去了意义 ,元代文人空前失落 ,在寻求精神空隙的无奈中存活。元代文学有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异质”。因此剖析元代文学的新特点需要相适应的方法 ,而由“心态史”入手能够透视文人的心灵深处的隐秘 ,无疑是解析元代文学“异质”的科学途径。《元代文人心态史》…     

从音乐到文学：“雅”之审美内涵与评判标准

“雅”在先秦文化土壤里诞生,经历漫长的文学演变,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审美倾向、一种文学评判标准.“雅”作为中国古代诗学美学范畴,其审美内涵从对上古音乐的描述中孕育而出,在《诗经》文化传承、文人审美与创作追求、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等特定文化氛围影响下,过渡到文学评判领域,具备丰富的审美意蕴,形成一套对“雅文学”进行品评行之有效的评判标准.     

元代文学通观性研究

元代文学研究发展至今,要求我们必须对各体文学进行通观性研究。元代诗、文、词、曲(散曲、杂剧)等各体竞盛,它们之间的关联研究是推动元代文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学界虽然已有文体关联的意识,如雅文学和杂剧的关联、雅文学和散曲的关联以及雅俗各体文学的关联,但真正进行通观研究尚需深入。站在元代文学研究新起点,面对元代文学通观性研究,首先,我们需要注重元代文学文献通观性的整理,将元代作家传统的诗文词和新兴的戏曲文献统一起来加以整体关联研究;其次,关注雅俗双栖作家,将各民族、各地域、各阶层所有雅俗双栖作家都纳入研究的视野,通过对他们的不同文体创作的对比,全面揭示他们的人格精神;再次,拓宽研究领域,关注诗文论和戏曲理论的关联,从批评角度加强雅俗不同文体的通观研究。     

论元代道教审美文化之雅

由于特殊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以及道教自身的发展,元代道教审美文化呈现了具有时代特征的雅,对于时代审美文化乃至于对道教本身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元代道教审美文化之雅,体现为庙堂之上忧国忧民道义之高雅、馆阁间文人相呼应的形式之文雅以及处江湖之远的隐士道人心态之清雅,反映了元代道教独特的时代心理特征.     

小山曲中怀古作品浅析

自汉魏以来,怀古咏史成了各种文学体式中常见的题材,散曲亦然.元代知识分子处于蒙古贵族暴虐的昏庸统治之下,从"士"的地位沉沦于社会的最底层,心中充满莫名的悲愤与绝望之情.小山曲中的怀古之作,就是挣扎在这一桎梏下的元代文人心态的典型地展示.这种心态,促使他们将对历史与现实、个体命运与社会前途乃至整个宇宙紧密地结合起来,集中表现为对人生、价值的诉求.研究它不仅对认识元代文学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意义,而且对元代思想史的研究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元代作家队伍的雅俗分流

元代文坛出现了作家队伍的雅俗分流,形成了雅文学和俗文学两个作家队伍,两个队伍在元代中国这同一时空中,又是和谐共生的.从这一独特视角审视元代文坛,分析促成雅俗分流的原因,考察两个队伍的基本状况,认识两个队伍精神面貌的同异,会对元代文学研究中很多通行的观点作新的思考,形成新的认识,进而作出新的判断.     

元代色目诗人雅琥及其诗歌创作

元代色目诗人雅琥生平资料散见于历代文人文集中,为稽考其生平,考察其诗歌创作情况,运用考证的方法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勾勒其生平概况,并利用分类的方法对其诗歌内容及艺术特征做了精当的概括。分析认为,雅琥诗歌在元代文坛上确实具有相当高的水平,研究他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同时探讨了雅琥诗歌何以儒化的原因。     

元代文学家的理学因缘

在元代文坛,学者与文人相兼、理学与文学交融是当时学术的主要特点.在众多学者型文人中,吴师道是前人关注较少却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一个,他的《吴礼部诗话》很能体现元人诗论理学与文学相互浸润的特点.像吴师道这样主张理学与文学并重的文人在当时有许多,他的做法是整个时代的趋势,是带有学术共性的问题,绝非一家一派的取向.而造成这种共同取向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同时文人们也开始反思宋儒鄙薄文艺的祸害.其二,元代理学大多传承朱熹一脉,而朱熹恰恰是宋代理学家中"学髓"与"文澜"集于一身,并能稍稍容忍文学性的一位.其三,元代疆域统一后,学术交流方便,门户壁垒被逐渐冲破,学源关系交叉多样,学人们转益多师,融会贯通,导致了学术风气的变革.     

论汉魏六朝文人俗赋

汉魏六朝文人俗赋冲破了辞赋宫廷化、贵族化的藩篱,将眼光投向社会下层和世俗人生,题材内容丰富,构思巧妙,风格诙谐,在传统文人雅赋之外别立一格,使赋坛上雅俗共存,典丽与通俗兼容,大大丰富了汉魏六朝赋坛的景观。同时,我们又清楚地看到,文人俗赋数量不多,创作队伍不大,发展举步维艰、徘徊不前,在雅文学的夹缝中浮沉挣扎。这种局面实在是汉魏六朝雅文学强势地位的结果,也是文学为贵族所垄断时代之必然。     

元代文坛的雅俗双栖现象

元代文坛在雅俗分流的同时,还出现了这样一批作家,他们既从事诗文词赋等传统雅文学创作,又从事戏曲(杂剧或散曲)、小说等新兴的俗文学创作,身兼雅俗,即雅俗双栖的作家。从雅俗双栖作家队伍状况来看呈现出持续时间长,流布区域广,涉及文体兼擅多元等特点。从雅俗不同文体之间关系看表现有二:其一,文体各用、泾渭分明。这类雅俗双栖作家,由于文学观念等因素影响,他们的雅俗创作,无论内容还是风格上都严守各体、泾渭分明,诗文饱含忧国忧民的社会关切,但散曲却是另一番活泼的市井民俗、男女情爱;其二,文体互用、雅俗融通,雅俗文学虽然各有自己的特色,但并非互不关联、各行其路,更多的是雅俗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融通比如雅俗各体语言相互借鉴、同一题材运用不同的文体表达等。双栖现象形成原因主要有元人雅俗文学观念的趋同性和雅俗文人之间的交往等方面。总之,元代文坛客观存在着作家的雅俗双栖现象,雅俗各体的创作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融通。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或单一文体的视角去认识元代文坛,对元代文人的认识难免会出现诸多误读,关注雅俗双栖现象,有助于我们对元代文人及元代文坛有一个新的客观的认识。     

从元散曲审美风格看文化风尚的变迁与文学的代兴

元代文人在经历了政治的变迁和文化的断裂后,他们的处境失落而窘迫、心境惨淡而灰冷。但从文学代兴的意义上来说,元代文人之不幸,不仅刺激了他们的创作冲动,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创作风格,成就了“一代之文学”。     

论元末江南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出入“玉山草堂”的文人为例

玉山草堂为元末江南文人雅集的中心之一,当时的著名文人纷纷聚会于此,他们自由地游山玩水,吟诗结社,研讨艺术甚至评论时事。元代文人主体意识的增强,文人个性得以张扬,他们强调创新,甚至出现了多取向的探索。在文艺创作中,个性化因素逐渐增多,强调对"人"的尊重与宣传,在言行上也显得洒脱不羁,这些都表明了元末江南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可以说,元统治者主观上冷落、闲置了一大批辅政的儒生力量,却在客观上为文艺的发展输送了营养,促进了元代文艺的短暂繁荣,这种原创性、开拓性在后来大肆加强文化钳制的明清两代是很难看到的。     

从元散曲中渔父形象看元代文人心态及散曲兴盛原因

元代之前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渔父形象,文人们在这些形象身上寄寓了或出世或入世的理想。元代文学继承了此种由"渔父"现象延伸而来的关于仕与隐的思考,而仕进之路的堵塞,既使元代文人认识到自身无力改变现实,不如寻求自在的生活,同时文人的传统又使他们对自身的遭遇愤愤不平。这种由"渔父"情结引发的复杂心态需要有适合的文体承载,传统的诗词不适合表现这种特殊的心态。起源于民间的散曲以其特有的语言和风格引起了元代文人的注意,并着力创作,从而成为"一代之文学"。     

元代文人与杂剧结缘方式论略

经过唐宋两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杂剧到了元代进入她的辉煌时期。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是元代文人的大规模介入,与杂剧结缘,使杂剧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向戏剧状态的过度,并达到了创作的颠峰。元代文人与杂剧结缘主要有四种方式：第一,文人与民间艺人共同组建杂剧创作组织———书会,在彼此交流切磋中提高剧本质量;第二,文人与杂剧女演员结成互爱知己,在患难扶持中彼此鼓励,促进了杂剧艺术的繁荣;第三,文人有时粉墨登场,直接接受观众的欣赏情绪和审美愿望,获得了与民众息息相关的情感体验。元代文人中,许多人既是演员,又是剧作家;第四,元代文人凭借杂剧解决口腹之馁、肌肤之寒,杂剧不仅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也是他们的谋生手段。文人与杂剧结缘是杂剧的幸事,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