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劝讽说”的实质及与讽谕各说的比较

劝讽主题说论证了《长恨歌》描写李、杨真情对于表现政治主题的重要甚至关键作用。如果不大力渲染李、杨真情 ,《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力度将极其有限或难以实现。这一进展是劝讽说与讽谕各说的根本区别 ,其意义在于突破了《长恨歌》主题研究最大两说爱情说与讽谕说的尖锐对立 ,确立了《长恨歌》选择的“动之以情”的表达方式 ,可以有效解释《长恨歌》文本特征、结构的统一性、白居易自述“风情”、将《长恨歌》归入感伤诗、对重要史实的艺术处理等主要问题。     

关于宋玉《舞赋》的问题

关于宋玉《舞赋》的问题 ,历来学者大多视其为伪托之作 ,认定其是对傅毅《舞赋》的“简节其词”。本文驳斥了这一观点 ,分别以对汉赋、傅毅赋的模仿创作方式的寻根溯源 ,对宋玉《舞赋》与傅毅《舞赋》的比较研究 ,以及对作为认定宋玉《舞赋》乃“伪托之作”的所谓铁证《艺文类聚》的可信度的质疑 ,来考证宋玉《舞赋》并非“伪托之作” ,而理应是宋玉亲作。     

"主文而谲谏"的典范--论宋玉的《对楚王问》、《风赋》

<对楚王问>、<风赋>是宋玉的作品.它们或发泄自己怀才不遇的牢骚,表达对世俗庸碌之人的鄙夷不屑,标举高雅脱俗的情怀;或揭露当时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表达"贫士"对上层统治者奢侈享乐生活的不满,都是典型的社会批评.形式上都运用了"主文而谲谏"的方式,讽刺批评含蓄委婉,耐人寻味.     

《笛赋》为宋玉所作说

关于《笛赋》,自南宋章樵提出怀疑以来 ,古今学者多否认其为宋玉所作 ,并提出了种种理由。然而 ,前人的理由均有失考之嫌 ,没有一条能作为否定宋玉作《笛赋》的力证。同时 ,从《笛赋》的内容看 ,它反映了楚国灭亡时楚人的伤痛情感 ,又鉴于游国恩先生对宋玉生年的推测 ,楚亡时宋玉为七十四岁左右 ,具备创作《笛赋》的条件。所以 ,我们认为 ,在拿不出有力证据来否定宋玉作《笛赋》的情况下 ,应当认同古文献对《笛赋》的题名 ,承认《笛赋》为宋玉所作。     

在宋词中行吟的宋玉——宋词人的"宋玉情结"析论

有宋一代的词人于宋玉可谓情有独钟,在《全宋词》中屡有提及,且多引用化用其辞赋之作。本文通过对《全宋词》中关涉宋玉的词作进行检索、整理和分析,力图挖掘宋人笔墨何以屡屡指向宋玉的深层原因,并以之窥测宋玉其人其文作用于宋词而产生的文学影响。     

观望者：现实秩序中的李贺——以《感讽五首》、《感讽六首》为中心的解读

从《感讽五首》、《感讽六首》的文本分析出发,具体展现诗人李贺所面临的不愿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秩序,以及他在这种秩序面前复杂的观望者心态。     

《古文苑》收录之宋玉赋校记

《古文苑》一书编定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至三十一年(1161年)之间,非"唐人删节之本"。该书收录了大量的先唐作家作品,有着重要的史料、校勘和辑佚等价值。本文即是对《古文苑》所收之六篇宋玉赋所做的校勘,分析比较了朱碧莲与吴广平两先生的译注,提出了自己的是非判断。     

《文选》所录《舞赋》系宋玉所作考论

《古文苑》所录署名宋玉的《舞赋》,全文266字,几乎全部包含在《昭明文选》所录署名傅武仲的《舞赋》中。到底是傅武仲抄袭了宋玉的文章加以增补后,署名为己作呢?还是谁砍削了傅武仲的文章,署名为宋玉作呢?抑或有这种情况:傅武仲根本没有作《舞赋》,《昭明文选》中的《舞赋》原为宋玉所作,在传播过程中张冠李戴了?从审美观而论,傅武仲所持的是儒家审美观,在情感上他是否定和排斥郑卫之音的,而《文选·舞赋》却是热情赞美郑舞的,因此从创作主体意识上讲,傅武仲创作《舞赋》是绝不可能的。再从才情而论,傅武仲艺术才情平庸,文笔笨拙,他也不可能创作《舞赋》。《文选.舞赋》在行文格式及语言风格上与宋玉的其他作品是相同的,由此可以判定可能系宋玉所作;而《古文苑》所载《舞赋》,系流传过程中被人任意删削的残篇断简。     

从“春女善怀”到“秋士易感”——论柳永对宋玉《九辩》的接受

柳永由于在气质、际遇上与宋玉的遇合,在创作中大量地接受宋玉《九辩》及其它作品,将＂悲秋＂意象用于词体,把词自《花间》以来的＂春女善怀＂主题带向了＂秋士易感＂的题材,扩展了词境;也因为他自身在艺术气质上与宋玉的契合,在艺术手法上也从宋玉赋中汲取了种种变化,并大量用于慢词长调的创作之中,扩大了词体。     

《策林》与白居易“讽谕诗”溯源

白居易为应试编纂《策林》,其中与政治和文学相关的内容,反映出白居易对"讽教"的特别关注和独到见解。白居易的"讽教"观源于《诗经》的"美刺比兴",但《诗经》强调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而白居易强调自下而上的讽谕、箴规,这种源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诗歌主张,成为其创作"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的理论基础。同时,"讽谕诗"的创作也与白居易自身的因素密切相关,其"惟歌生民病"的"讽谕"精神,一是出自"兼济天下"的道义情怀,二是本于"贵民"的政治思想,三是源于诗人的个人遭际。从理论到创作实践,"讽谕诗"经白居易发展成熟,后来成为唐朝诗人以诗讽谏的一种范式。     

宋玉《舞赋》的语境及其语境下的意蕴

战国晚期,在楚国“巫音”盛行、国势衰败的情况下,宋玉赋写《舞赋》蕴含着两层意思:一是继踵屈原对巫术乐舞的改革,向楚王推荐《激楚》等新乐,希望改变“巫音”、“巫舞”一统楚宫舞坛的局面;一是在赋写中突现《激楚》等乐舞“激越”、“美和”的艺术境界,希望楚国君臣能在乐舞的启发下,振作精神,精诚团结,重兴国家。同时,这一结论也为宋玉《舞赋》并非伪作的说法提供了可信的证据。     

从“四时”学说看宋玉“悲秋”主题

宋玉《九辩》颇受阴阳学说影响,“四时”和“四方”所构成的“阴阳-四时”体系是宋玉“悲秋”主题的哲学基础。这一体系对其“悲秋”主题有莫大影响：一是“秋”在被纳入“四时”体系的过程中,完成了“政治化”与“哲学化”的转变,大大丰富了“秋”的内涵;二是在“四时”体系发展的过程中,“秋”与“忧情”“愁言”产生关联,“秋日”言“愁”成为一种顺应时令的情感表达方式;三是《九辩》中主人公“逆时而动”的情节,将“悲秋”主题升华到了哲学的层次,展现出一种“崇高”之美。     

从《诗经》中政治讽谕诗看周代士人的忧患意识

《诗经》中的政治讽谕诗主要收录在《大雅》和《小雅》中,按照《毛诗序》的说法共有53首。这些诗歌主要产生在西周末年厉王、幽王时期,作者主要是当时的士人,包括“卿士”、“上士”、“中士”、“下士”。这些作者虽然爵位级别不同,与周王室的关系有远近之别,但因为他们绝大多数身为王臣,或多或少都与王室王事发生关系,有知识,有才华,头脑比较清醒,思想比较敏感,政治见识较之常人更深远,容易发现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潜在的矛盾和危机,所以他们创作的这些作品,也就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忧患意识。《诗经》中政治讽谕诗所表现出的周代士人的忧患意识,虽有个人的忧生之嗟,但更多的则是对国计民生的忧虑,不仅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作者身处乱世的危机感,而且也表现出作者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关切而升华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具有忧国忧民、力求突破现实和历史的局限,积极进取的思想品格和精神,它不仅对后世士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也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时代”之下的外讽与内省——评魏剑美的杂文集《非常魏道》

魏剑美的《非常魏道》是他最新出版的杂文集,这部杂文集因其犀利笔锋与深邃思想受到学术界与读者好评。从内容看,《非常魏道》涉及世相百态、时局时事、传奇人生等诸多方面。从意蕴看,“外讽”与“内省”是其核心所在。“外讽”体现为作者目光敏锐犀利与文字尖刻辛辣,尤其是从社会生活现场发掘社会、文化与人性之恶;“内省”则体现在作者秉持强烈“自省”意识,既发现自身丑恶又醒悟自身卑贱。     

宋玉《招魂》的礼制解读

历代以来,学术界对宋玉《招魂》所涉之魂主身份、招魂动机等争议颇多。从礼制入手考辨,可以认定《招魂》系宋玉为招楚襄王生魂所作诗篇,其起因则是楚国举行大田之礼,在狩猎仪式中,楚襄王不慎受惊,故而招魂。     

刻露尽相幽伏含讥——《金瓶梅》的医生形象与讽剌艺术

《金瓶梅》是一部暴露小说,其创作构思的基点就是无情的揭露。《金瓶梅》的讽剌手法,可谓别出心裁、摇曳多姿;而小说中对诸多医生形象的刻划,充分体现了是书高妙的讽剌艺术。本文运用祖国传统中医药相关理论,从名与实违、言行不类、事理相背、怪诞不经等四个方面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较详尽的分析。通过对小说中众多医人种种卑劣丑行的剖析,揭示其龌龊卑鄙的灵魂。文章着眼于医生形象的分析来论述《金瓶梅》的讽剌手法,可谓独辟蹊径,不落俗套     

《〈招魂〉考辨》补说

先唐人引传,可以称经;引弟子语,可以称师曰。《文心雕龙·辨骚》即以宋玉代屈原设言之作评屈原。以此考察司马迁说与王递说,得出：《招魂》为宋玉作。近代以来,人们多从和制的角度证《招魂》所招乃君王之魂。但以古评古,其所陈的理由,均无一能否定王逸的《抬魂》乃宋玉代屈原自招之说。从文本上看,《招魂》作千顷裹王迁屈原子江南后;据现存史料作综合的分析,结果表明：宋玉当生于公元前310年至公元前320年之间。     

《论语》中“说”字本义论析——以《左传》中“说”的用法倒推

说字在《左传》中出现了约95次,根据其所在的上下文,可以分析归纳出其本义是敬服。把这个本义套用到《论语》中出现说字的全部18处句子都能贯通解释。《左传》和《论语》中说字的使用有细微的差别。《论语》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深刻意义是:学而行之才是真正的学习。     

《招魂》考辨

《招魂》为屈原作以招君王之魂一说，几成定论。但司马迁读“《招魂》，悲其志”一语，为两可之说；分析司马迁说与刘向、王逸说，并从目录学等角度考察，《招魂》的作者为宋玉而非屈原。而从非屈原作品所以能入《楚辞》的情况看，《招魂》所招的对象只能是屈原；招王说是建立在《招魂》的礼制为王者的礼制这一前提上的，而以之比观屈原自传性作品及其时（或稍前）的别的书文，这一“前提”，实来自想当然。     

《楚辞》楚语楚声说质疑

《楚辞》楚语楚声说由来已久，似乎是不刊之论，然考以事实，疑窦百出。屈宋赋中多有不用楚方言者，虽偶用之，也寥寥无几。由于方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与传播，屈宋赋中楚方言、共同语及别国方言并用。由此观之，屈宋赋可能是按共同语的雅言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