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不为稻粱谋——谈考据学对儒学发展的贡献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考据学不能给以恰当盼评价,并加以歧视,这妨害了对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以儒学为核心,而要复兴古代儒学的宗旨,就必须从整理、研读儒家经典着手。考据学者诠释儒家原典目的是为了掌握儒家的真谛,进而以此为出发点使儒家精神能融入时代,并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各种问题提出解释和解救的方案。这既是考据的自然发展及其生命力所在,也是儒学的意义所在。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     

康有为所讲的孔教缘何蜕变成了“康教”？

从康有为提出立孔教为国教开始,争议之声便一直不绝于耳。救亡图存的立言宗旨、思想启蒙的时代呼唤、中西和合的理论建构与今文经学的诠释方法,使康有为所提倡的孔教尽管以孔子的名义进行,并且以儒家思想为母版,在实质上却已经蜕变成了“康教”。有鉴于此,对于康有为的孔教和儒学思想,我们要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态度——既要肯定其积极意义和理论价值,又要反思其历史局限和理论误区。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也就是儒学传统如何定位的问题,这无疑关涉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极致。尤其6O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起飞,为新儒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借此“生机”,新儒家则直接把东亚经济发展说成是儒家“内圣”之学合乎逻辑地开出的“外王”事功。他们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标以“儒教工业文     

孔子文化大学“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项目申请指南

“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是由世界艺术文化振兴协会独立设立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专项基金,其宗旨之一在于资助、支持以孔子文化大学为中心的儒学研究。经酝酿讨论,现面向全国征集有关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问题的研究项目或成果,谨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参考选题 世界“文明冲突”中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与祖国统一 儒家“德治”学说与中国古代政治 儒家的“德治”学说与“以德治国”理论 儒学普及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 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关系 儒学与生态环境保护 中国近代以来的尊孔与“批孔”思潮 出土文献与儒学典籍研究 …     

五四·新儒家·现代文化建构

“五四”和新儒家代表了以西学消化中学和以中学消化西学的两种文化模式。这两种文化模式长短互见、功能互补。“五四”凸显了传统文化的缺陷,却泯灭了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潜能;新儒家肯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却有意无意地为传统文化的不足辩护。“五四”开辟了一条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长河,造就了中国文化范式的革命,新儒家开启了一条人文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大流,以扬中国文化之所长。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蜕变,也许这就是建构现代文化的必由之路。     

当代文化思潮的主题及发展取向

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发展,围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核心问题,存在着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和综合创造论三种观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具有双重背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及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冲突。建构现代理性文化模式,既要突出文化的时代性,体现现代文化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又要注意开发和挖掘传统文化的优长。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儒学资本主义”与中西文化交流

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沦,涉及的问题很多,但就其实质而论,也不过是两个方面,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一贯倡导“文化复兴”运动的台湾“新儒家”学派,态度自然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中体西用”那一老套。近年来,他们对“儒学资本主义”又颇为乐道,好像这为他们坚持“文化复兴”路线又提供了新的论据。在他们看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战后的经济增长,应归之于中国儒学的文化教养。儒学不但是人类文化的“精华”,“它比其他一切文化都更适于经济的增长”,“更适合于现代化的要求”,而且,现代化也正是“儒学自身的内在要求”,所以应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复兴”,     

简论董仲舒对儒学的齐学化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儒家学者,长期被历史学家称为“醇儒”,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一直受到儒家学者之推崇。但细检董仲舒之思想,虽有对孔孟儒学之继承,但更有对齐文化中各种思想之吸收,董仲舒的思想绝非对孔孟儒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将鲁文化之儒学与齐文化之公羊学、阴阳家思想融合为一的结果,也可以说,董仲舒完成了对儒学的齐学化工作。     

东方各国的儒学现代化

<正> 一、儒学的时代课题和现代命运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对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儒学文化圈①国家共同的文化意识。但儒学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断面临着时代课题,正如蔡仁厚所说:“儒家‘时中’之义,正要随时变应;故儒家之学,亦永远有时代之问题必须面对,是即所谓‘时代性’之考量,或‘现代化’、之因应。”②各时代的儒学大师们不断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调整着儒学的内容,所以在中国,就有所谓儒学三期发展问题,国际社会中也有当代新儒学与中国大陆及港台的第三期儒学相呼应,由此而引发了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学的现代化,正说明现代人与儒学之间的动态的关系。     

从"圣之时者"与"因革损益"看孔子的精神品格

杨海文认为,生活儒学预示了当代儒学发展的一种趋向,在今天,“回到孔夫子”应当是回到生活意义上的孔夫子。从“儒家全球伦理”的宏大视野看,道德金规则、和合思维、大同理想则是我们在当今这个复杂的时代中期望“回到孔夫子”的三大德性措施,更是生活儒学对于“回到孔夫子”的人文承诺。李翔海认为,21世纪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既应以“圣之时者”的智性风貌来直面时代课题,又要注重通过“因革损益”的思想方法在综合中创新,在创新中综合,这或许是我们今天从“回到孔夫子”这个话题中得到的基本启示。王振铎认为,孔子通过编辑“六经”,将华夏旧藏典籍复活,并缔造成坚实定型的经典图书结构,形成了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传统文化之根。作为开启华夏文化传播、促进百家文化大繁荣的宗师,孔子继往开来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精神,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孔子对中国文化传播媒介的编辑创构

杨海文认为,生活儒学预示了当代儒学发展的一种趋向,在今天,“回到孔夫子”应当是回到生活意义上的孔夫子。从“儒家全球伦理”的宏大视野看,道德金规则、和合思维、大同理想则是我们在当今这个复杂的时代中期望“回到孔夫子”的三大德性措施,更是生活儒学对于“回到孔夫子”的人文承诺。李翔海认为,21世纪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既应以“圣之时者”的智性风貌来直面时代课题,又要注重通过“因革损益”的思想方法在综合中创新,在创新中综合,这或许是我们今天从“回到孔夫子”这个话题中得到的基本启示。王振铎认为,孔子通过编辑“六经”,将华夏旧藏典籍复活,并缔造成坚实定型的经典图书结构,形成了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传统文化之根。作为开启华夏文化传播、促进百家文化大繁荣的宗师,孔子继往开来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精神,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生活儒学对"回到孔夫子"的人文承诺

杨海文认为,生活儒学预示了当代儒学发展的一种趋向,在今天,“回到孔夫子”应当是回到生活意义上的孔夫子。从“儒家全球伦理”的宏大视野看,道德金规则、和合思维、大同理想则是我们在当今这个复杂的时代中期望“回到孔夫子”的三大德性措施,更是生活儒学对于“回到孔夫子”的人文承诺。李翔海认为,21世纪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既应以“圣之时者”的智性风貌来直面时代课题,又要注重通过“因革损益”的思想方法在综合中创新,在创新中综合,这或许是我们今天从“回到孔夫子”这个话题中得到的基本启示。王振铎认为,孔子通过编辑“六经”,将华夏旧藏典籍复活,并缔造成坚实定型的经典图书结构,形成了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传统文化之根。作为开启华夏文化传播、促进百家文化大繁荣的宗师,孔子继往开来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精神,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

在当前的文化讨论中,有一种观点颇为引人注目,并有进一步发展和滋蔓的趋势。这就是复兴儒学或所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主张。“弘扬儒家学术”,“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本来是五十年代后期以来港台和海外的现代新儒家学者提出和一直坚持的口号。随着对外开放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发展,国内个别学者也接受了这个口号,并把“第三期发展”解释为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近年来,不少海外华裔学者先后应邀回国讲学,也有人     

论汉代儒学的社会化走向

先秦时期,儒学基本上是知识分子拥有的“精英文化”。到汉代,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儒学突破原有形态,转化为涵盖广泛的“大众文化”。本文用“社会化”来概括汉代儒学的这种变迁。所谓儒学社会化是指,在国家政权的倡导、推动下,儒家知识分子及儒生化的官吏通过教育、教化的手段,将儒学的文化知识、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灌输给社会的各个阶层,使之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信仰和生活模式。这一文化进程不仅对儒学自身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传统思想文化、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对国家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今日所称的“儒教中国”就是汉代儒学社会化的结果。以前,学术界对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与国家政治的结合注意较多,相对忽视了儒学对社会生活的浸润.本文就这一课题做些探讨,请方家指正。     

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评析

<正> 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重镇牟宗三先生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自我否定)说,且持之甚坚。认为此说是“不悖于往贤”而“有进于往贤”的,是反省到传统儒学“外王之直接形态”之不足而力图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是就“如何顺吾之文化生命而转出科学与民主”作出的透彻说明。不少现代新儒家学者,特别是牟宗三的诸弟子,则簇拥备至,认为此说确实达成了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理论联结,解决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然而,透过牟宗三对“良知自我坎陷”说玄妙而繁复的论说,不难看出:它却是力图通过比传统儒学更为内在化的进路来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的。这就决定了它不仅不可能达成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而且只能是加剧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脱节与对立。     

海外新儒学的新动向

<正> 本文把现代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的关系作这样的界定:新儒家指那些具有强烈的传统意识.以儒家传人自居,而又在理论上略有建树的思想家.新儒学涵盖的范围更广,不仅包括新儒家,还特别指谓那些虽具不同的学术背景或社会立场,但都对儒学传统的现代意义从不同角度作抉发、阐明的学者所推动起来的学术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新儒家是中国现代思想家响应现代化挑战的产物之一,但其对待现代化存着很悬殊的态度.提倡乡村建设的梁漱溟为保住文化本根而努力,对此是排拒性的;而在台港大学讲坛上讲内圣外王之牟宗三辈,则要用儒学来指导现代化了.相比之下,新儒学的另一批提倡者,态度要平实一些.这些活跃在大洋彼岸的学者更关切的问题似乎在于“适应”上,即儒学如何适应现代化,     

明末清初遗民群体的立言情结

明末清初遗民群体大力纠正宋明儒学对立言的偏激态度,将立言视为儒者理想人格不可或缺的要素,为自身从事著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前提。在立言趋向上,遗民群体偏重经世致用的述学文章,对诗歌和古文创作也要求具有思想学术品格与历史实录价值,同时又提倡以经史尤其是六经作为立言根柢。他们对立言的渴慕,既出于接续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学说的文化心理,也与自身对立言特性的体认以及对个体声名的追求息息相关,从侧面展现出其坚毅刚强的心态与奋发有为的生命精神。     

现代儒学的出路——读《儒学的现代转折》

在20世纪中国思想的舞台上,儒学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不幸的。在历次反传统的声浪中,儒学总是首当其冲,就足以说明问题。在许多人的观念里,“反传统”和“反儒学”差不多是同义语,而把儒学和落后、愚昧、保守联在一起使用更是顺理成章的事。人们的确有理由怀疑,儒学能否在变动不居的观代社会中度过难关,并获取一方属于它的领地。 可现代新儒家们却并不如此认为。这是一帮充满危机和忧患意识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正如该名称所昭示的,他们对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充满深情。在一种少见的道德热忱支配下,这帮人开始了接续“道统”、复兴儒学以便“寻根再植”的工作。如果说,在三四十年代,现代新儒家们的工作还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那么,到了今天,经过港台和海外一帮学者的宣传和发挥,观代新儒家成了任何一位关心中国文化建设的人所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影响力有日趋扩大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