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阐释”，文学理论还能干什么？

“阐释”是对既有文学现象和理论现象的解释,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文化诗学”和“文学理论的批评化”的实质都是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进行“阐释”。避免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学现象进行“强制阐释”,追求“对话性阐释”、“适度阐释”是文论界的共识。“阐释”的过程中虽然也会有理论观点和理论态度,但“阐释”的侧重点却不在于面对纷繁的文学现象提出新的理论话题。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危机并不仅仅在于“强制阐释”,而在于“阐释”本身。对“阐释”的较多关注,对新的理论建构的有意回避,是导致文学理论研究缺乏个性和创新的重要原因。     

中国文化人类学的话语转向

以语言为视角的后现代思想曾对当代社会科学 ,包括文化人类学产生过重要影响 ,促成了文化人类学的话语学转向 ,并带来对西方普世文化价值观的批判。面对话语学转向 ,我国文化人类学研究应该跳出西方表征话语 ,找到能与自身传统对接的文化叙述方式。孔子寻礼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人类学实践 ,而枟春秋枠、枟史记枠等古典文本提供了“发微探幽”、“言不尽意”的文化叙述方式。这些叙事风格不是将文化描述成知识和概念 ,而是把最深刻的含义留给读者阐释 ,最大限度地回避语言带来的表征意义 ,体现“道不可道”的语言哲学思想。这种叙述方式让我们在浙江省富阳市东坞山村文化研究中 ,挖掘出了被现代性话语掩盖了的东西 ,并且让叙述对村落文化发展产生了“微言大义”的影响 ,即在不露声色的平淡叙述中改变村民对身边传统文化的误读 ,重新思考村落发展方向。与传统对接的人类学研究避免了中国文化在表述过程中走样 ,使其人类学的含义以原生态面貌展现在世界舞台上。     

“自然”的人与“文化”的人——体质人类学和族群研究

在人类学研究过程当中，能否尝试以一种“整体观”的新思维来考察人类的发展过程？这是本篇文章重点讨论的问题。笔者强调从人类的“自然性”和“文化性”这二重属性上理解人类的本质。最后，笔者阐释了“体质是自然的体质，也是文化综合体的体质”这一命题。     

论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从生物学引入到文化人类学中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不同时代的学者对“文化适应”的理解,导致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内容产生了较大的偏差,甚至延伸出不同的分支学科,本文通过文化适应本质的分析,提出了文化的特殊进化与文化适应度的关系,建立起了民族文化与生境适应的“文化适应”体系,提出了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的本质区别。     

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中的理论问题及反思

从神话维度、剑桥神话仪式学派和弗莱神话原型理论的关联性、还有方法论方面去探究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起点及其现代学术传统,是中国学术界在探讨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中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既造成了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人类学”多元性研究的遮蔽,也造成了介绍台湾“文学人类学”研究状况时的某种“偏狭性”认识。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的探讨内蕴着“文学人类学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对“文学人类学”的内涵做出较充分地解释,才能最大限度地划定其对象、疆域及范围等,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的问题才能够在逻辑上自洽,理论上被言说,被讨论。这就须注意“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生成的思想史语境。     

理论旅行与话语归置：中国当代文论中的后现代主义话语批判

中国当代文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受后现代主义理论,在近40年的理论旅行中,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中完成了从哲学思想到社会文化再到文艺批评的理论杂糅过程,并以“介绍式”“概念式”“套用式”“运动式”等方式实现了话语归置,最终导致生硬的理论催生、明显的理论研究跨界现象、突出的理论的强制阐释等现象。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拿来理论”,后现代主义使当代中国文论充分融入“理论的全球化”过程。但经过了理论旅行、话语应用和知识传播之后,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论话语缺乏问题方式与思想表达上的同一性,造成了思想话语空间的混乱、空疏、简单和重复,反映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思想板结状态,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深入当代思想文化的肌理机制。     

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地方性知识反思

学术界在对“地方性知识”的认识上,始终贯穿着普遍主义（科学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研究价值取向。普遍主义主张人类学的研究宗旨在于发现人类文化的共同结构或普遍的规律;“相对主义”则认为,各种文化之间充满着差异,没有一个可以统一的价值标准,并进而认为关注文化的差异性、促进相互理解与宽容才是文化人类学真正的任务所在。本文从地方性知识的特性、建构以及对科学主义下地方性知识的反思等方面,试图揭示学术界对地方性知识研究取向之争的本质所在。     

“使”字句事件结构的语义分析

“使”字句的事件结构由表致使关系的和表描述结果的两个原子事件组成。前一个事件中的谓词“使”不但决定了该事件的致使性质 ,而且使得“使”字句的整个句式表示的是致使性质的事件结构。“使”字在事件结构中可以有颗粒度或粗或细两种描写方式 ,前者强调对“使”字语义的概括性 ,后者突出“使”字的词汇特征。实际书面语语料中出现的“使”字句可归纳为两种基本句法格式 ,但是这两种格式可以在语义上一致性处理为表致使的事件结构。“使得”句可以看做是“使”字句的变体形式 ,因此 ,“使”字句事件结构的描写方式也适用于“使得”句的情况。运用新戴维森分析法来描写“使”字句的事件结构 ,不仅能够准确、规范地刻画出“使”字语义内容及整个“使”字句的句式语义 ,而且丰富了传统逻辑描写自然语言的手段。     

“五四”乡土题材小说民俗描写的文化意蕴

“五四”作家对民俗的关注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对民俗的描写使“五四”乡土题材小说具有开阔的思想视野和丰厚的文化意蕴，显示出更为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文化色彩。     

美国研究视阈中的三K党运动——以“中层结构”和“社会空间”理论为视点的论析

从美国研究的“中层结构”理论和“社会空间”理论来看,美国三K党组织作为一种“中层结构”破坏了美国社会文化正常发展所依赖的“社会空间”。三K党运动的演进过程是中层机制的消极构成在“社会空间”中的病态表征,彰显了美国多元文化的深层矛盾,成为美国文化史上一个特有的悖论。     

论康德先验哲学美学及其研究之难题

康德先验哲学是古希腊哲学到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转折枢纽,是观念论(理念论)到现代哲学人类学的主体机能结构论的中间环节。从族类经验的“积累起来的遗传”开始,中经主体的先验性存在,终结于哲学人类学的心理结构论,这是先验哲学在人类心理历程中的运行轨迹。因之,研究先验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研究一般哲学(或后验哲学)的思维方式,在路向上是相反的。同时,康德先验哲学(含美学)是一个庞大、丰富而复杂的矛盾体系,其理路是“心理—逻辑”二重结构的波动与纠合,它的运行必然突破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与逻辑—贯性。“康德现象”就是各种矛盾冲突的相互纠集,共争互荣的现象。这正是康德哲学美学的内在生命力与多维的理论生长点,它构成了康德哲学美学的广阔的解释空间。这也是研究康德哲学美学之难题。     

从《菊与刀》看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

美国女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以其卓著的成就在人类学学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通过《菊与刀》所作日本文化模式的经典个案研究来看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理论的特点,并论及《菊与刀》之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文化模式理论所引发的争议与思考。     

纪录片的文化批评与对影视人类学的重新认识——从电视文献片《发现卓尼》制作前后获得的启发

影视人类学片，也叫民族志电影，是纪录片种类中历史较悠久者，早期西方纪录片中，影视人类学片占有较大比重。但纪录片的文化批评功能，在早期人类学理论的环境下，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随着大众媒体商业化的发展，特别是“解释人类学”理论的出现，影视人类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相应了的变化。在新的媒体文化环境下，探讨影视人类学的批评性功能和意义，是非常必要的。     

空间认识论视阈下的文艺人类学

文艺人类学是文艺学与人类学交叉结合的新型边缘学科。在空间认识论观照下,其研究范式实现了由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换,科学的文艺人类学走向了诗学的文艺人类学。文艺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出场,为完整地理解诗学的文艺人类学提供了“人类学的文艺”和“文艺的人类学”这双重视角。     

人类学写作：科学与文学的并置、兼容①

从科学与文学关联的角度关注"人类学写作"问题,讨论写作的人类性和人类写作性;提出"人类学写作"就是人类自我认知的文本呈现,是人类文化的"自画像".     

三十年来中国宗教人类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在宗教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具体表现为研究的范围和深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拓展,但不足之处亦很明显。本文将对这30年的成就进行回顾和评价。     

《人类学是什么》--从人看人到看文明

王铭铭先生的《人类学是什么》一书中讲述了人类学主要研究的两大方面即:人类的体质特征和文化创造,而认定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核心。本文将从针对书中的一些观点,及我个人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继而阐述一些对"人类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见解和思索。     

关于中国人类学影片创作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人类学电影的创作实践始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人类学影片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影视人类学者的努力下,人类学影片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渐缩短了与西方影视人类学理念的距离,并结合本土情况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本文对中国人类学影片问世几十年来的创作做一简要的回顾,并对人类学影片的未来做一个展望。     

从马林诺斯基到费孝通:一种另类的功能主义

费孝通不仅把马林诺斯基功能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而且还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的情境下进一步补充和推进了它,从而使得一种与“二战”之后在欧美国家中流行的结构功能主义非常不同的功能主义学术传统在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得到保存、延续和进一步发展。